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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过年来，改元万历，正月庚子沈默以皇帝的名义宣布，在全国范围推行条编之法，即所谓的一条鞭法，这项法令早就在许多地方施行，现在终于到了全国推广的时间了。
而这一条鞭法，也寄托着沈默全部的希望，这是他为华夏打出个未来的一条希望之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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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默的灵魂来自五百年后，他知道甲申天变、华夏之殇，就在一个甲子之后。一种无可逃避的使命感，从一开始就压在他的肩膀上，也就注定了他这一生满心忧患，无心享乐。
为了不辜负上天的美意，他将个人的感情全都摒之脑后，只是为了不被扰乱心神，好全神贯注的应付官场的明枪暗箭；调查研究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思考在如何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为这个老大帝国找到一条枯木逢春的破局之路。
这是多么的困难啊！就算有北山愚公的精神，没有上帝相助，也是绝对无法成功的。
沈默就是在根本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在为大明苦苦寻找出路。他最先想到的办法是殖民拓土，趁着欧洲殖民者还不够强大，一举拿下南洋，然后登陆澳大利亚。什么土地兼并、什么粮食问题，井么贫富差距？一切问题都将不是问题，中华民族必然迎来第二次腾飞。
然而有两个时代见识的沈默清楚，本朝的一切政策都是对内的。这是文官政府的必然，他们全部精力都用在防止叛乱，维持统治上，没有开疆拓土的热情。
沈默说不要紧，你们不做我来做。什么西班牙、葡萄牙之类，一开始不就是几个疯子几条船，就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航海时代么？凭我手里的实力，比他们的起点不知道强多少倍。而且我也没打算到远处去，就是把家门口的南洋拿下，再顺势搞定澳洲呗。西班牙想要跟我争，可以，先绕过半个地球再说。至于葡萄牙，就从没在亚洲建立过政权……他们采取的是用军事据点控制航线的方法，固然对保护他们的商业利益事半功倍，但无法与主场作战的大明帝国争雄。
事实上，从一开始，葡萄牙人……即佛朗机人，就对大明朝保持着敬而远之的态度。所以在判断清楚形势后，从嘉靖三十七年起沈默就开始筹谋南洋，如今十五年过去了，他终于用尽心机，从西班牙口中夺取了吕宋，又以平叛为借口，将中南半岛归附王化。看起来成绩斐然，连隆庆皇帝都觉着自己可以笑对列祖列宗，但于沈默却是苦涩多于喜悦。
谁都知道，土地再多，物产再丰饶，没有人愿意去，还是一片飞地！而他面临的就是这样的窘境。当他把吕宋并入版图，给出了优越的条件，还专门派军队保护华人的利益，本以为国内那么多过不下去的，想发财的百姓，应该会蜂拥而至。
然而理想越丰满，现实就越骨感。嘉靖四十四年，吕宋归附时，华人人口是五万人，而隆庆六年的最新数据是三十万。看起来增长了六倍，似乎是成绩喜人。但稍一品啧，便是满嘴苦涩……要知道，这可是他主抓的样板工程。沈默憋着一股劲儿，想要让吕宋成为一个殖民标杆、一个华夏民族对外扩张的榜样。
所以在对吕宋的扶植上，他可谓是尽心竭力，不仅给出最优厚的条件吸引人口，甚至不惜用私信的形式，要求那些封疆大吏帮自己完成移民。令人失望的是，平日里无比恭顺的各省督抚，对此事十分抵触，以‘百姓故土难离、强迁恐生娈故’为由，推诿阻塞，阳奉阴违。实在被逼无奈，便将监狱里的囚犯归拢归拢，送去吕宋交差。
众怒难犯，沈默也不能用强，他只能忍住气，心说等你们看到成效就好了。几年时间过去了，在吕宋的种植园终于进入了回报期，大米、棉花、烟草……成船成船的往大陆运。第一批到吕宋的移民都发达了。这些昔日的穷哈哈们衣锦还乡，自然引得乡亲们艳慕不已，便有许多人想要跟着下南洋。
然而官府不许，他们以各种各样理由阻止百姓离境，为此甚至驱逐那些衣锦还乡者，唯恐他们带野了人心。
沈默这下彻底看清了，症结到底在哪里，不是百姓故土难离……都已经挣扎在破产边缘，随时准备当流民了，还有什么难离的故土？而是官府抵触不配合。
而官府抵触的原因也很简单，就是人走了，赋税怎么办？虽然沈默强买强卖，让官员们都认购了吕宋开发的股份，分红让大家都很开心。甚至有些大家族出身的官员，还让族人速速去吕宋购买几块种植园，作为家族产业。但到了正事儿上，还得一码归一码——我要想维持官府运转，完成朝廷的赋税指标，没有足够的百姓怎么行？
百姓即是财富的思想，深深刻在每个官员的脑海中，甚至在考察时，还会把人口是否增长，作为重要的指标，你让他们如何放人？
不打破这个桎梏，就永远无法实现大规模移民，继而一切都免谈。
所以这些年来，沈默一直苦苦思索破局之法。然而对于庞大的官僚群体来说，一个人的力量是多渺小？更何况，那还是他的立身之基，要是把官员们得罪了，自己还如何在大明立足？
好在老天爷把他扔到五百年前，不是为了欣赏他的绝望，早为他准备好了钥匙，只要他能找到正确的思路，自然就能看到希望。
经过多年的观察和思考，他确定解决之道是，且只能是‘一条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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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条鞭法出现之前，国家赋役之法的主要特点是赋役分开，实物与货币兼收以及民收民解——赋是田赋，即以田亩数目征税。役是劳役，对户口征课，对象是户和丁，对百姓来说，是十分沉重的负担。
因为本朝一个面积中等，人口在十万左右的基层州县政权，在册的官员只有知县或知州、县丞、主簿、典史等寥寥几个人。除此之外，还有十几个以地方长官名义招募的不在册的吏员，仅靠这些人，想让一个县级行政机构运转起来，显然是不可能的。必须要有大量的免费丁壮以供驱使，才能完成政府的各种职能。
百姓的差役分四类，既是所谓‘四差’：里甲、均徭、驿传、民壮，‘里甲’的任务最初是传办公事及催征粮差，但其后发展到官府的祭祀、宴饗、营造、馈送等等，都由他们供应。‘均徭’是服务于官府的经常性的各项差役，如皂隶、狱卒、库子、防夫等。‘驿传’的职务是备办人夫、马骡、船只以传递官府文书和措办廪给口粮以款待及迎送大小过境官员。‘民壮’是用来干工程的，紧急状态下，也有民兵的作用。
在实行一条鞭法以前的赋役政策，乃是依据丁粮多少分为不同等则进行征纳，这种累进制的税收制度，奉行的是‘有力则多承担’的原则。但这种制定者设想的公平，在实际征收中，本应承担较多的赋役任务的富豪大户，却凭借贿赂官府经办人员而隐匿丁粮、逃避劳役，反使贫苦小民承担了，本不应承担的过重的徭役负担，造成小民倾家破产、逃亡。不仅严重危害社会安定，还严重削弱了国家的财税收入。
之所以官府对于偷逃赋役的行为治理不力，是因为一个强有力的利益共同体的存在，豪绅与胥吏，有着密不可分的利害关系。胥吏，就是方才所说的不在册的吏员，他们受地方长官私人雇佣，操持地方政务……像沈默的父亲沈贺老先生，当年在衙门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这种性质。他们不在正式编制之内，也不享受朝廷傣禄。这样国家固然不必支付这一笔可观的行政费用，却也无法阻止这一群体，在受托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谋取个人利益。自然会严重损害法律的执行。
而且这些胥吏皆走出自本土本乡，和地方豪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自然而然的勾结起来，一方行贿而得以逃避赋役，一方受贿而败坏法律，这就是大明朝长期财政危机，积贫积弱的根源所在。
这世上的事情，总是有人笑就有人哭，胥吏和豪绅们笑了，老百姓就得哭，大明的皇帝也得哭，还有一群人同样要哭，那就是两京十三省，一千一百多个州县的地方官。
因为地方官员是要对税收负完全责任的。宣德五年规定：‘天下官员三六年考满者俱令赴部给由，所欠税粮，立限追征，九年考满就便铨注，任内钱粮完足，方许给由。’嘉靖年间再一次重申：‘令天下官吏考满迁秩，必严核任内租税，征解足数，方许给由交代。’
二百年来，征解税粮的完成程度，从来都是官员考课的硬指标。直接关系到地方官员的仕途前程。不能完成税收指标的，轻者停俸，重者不予升迁、降职。
所以说，税法的败坏直接危及地方官的利喜。也正因为如此，地方官员和豪绅胥吏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而斗争的结果，往往是强龙不压地头蛇。虽然地方官掌握着一方大权，但他的权力要靠胥吏们配合才能体现，而中国自古的‘皇权不下乡’政策，也使县老爷不得不求助地方豪绅来安一方百姓。所以处处受制于人，也就不足为奇。
当年海瑞海知县甫一上任，便有胥吏劣绅想要给他吃下马威的事儿绝不是个例。但不是每个人都有海瑞那种专治不服的本事，他们大多要不吃了亏默默忍受，要么就闹得势成水火，百弊皆出，干不了半年就灰溜溜卷铺盖滚蛋了。
其中固然有人睁一眼闭一眼，甚至和劣绅们勾结，一起鱼肉百姓。但绝大多数官员，还是要完成指标，争取早日高升的，他们也因此成为推动税政改革的力量。……这也是朝廷对新科进士下榜即用的原因。那些对未来满怀希望的进士们，只会把七品知县当做起点，而不会当成终点。
然而税政改革是一个典型的零和博弈，尽管‘条编法’并没有改变税负的总额，而且其目的也不在于减轻百姓的负担。但仅仅改变了税负征收的方式，就在实际上改变了各个纳税人对税负的承担。
事实上，比起之前的税制，一条鞭法要显得简单粗暴的多，它放弃了超前的累进税制，采取了近似于一刀切的比例税制。简单说来，所谓一条鞭法，就是各项税粮合并，采用统一的税则：各项差役合并，归并到田赋中一体征收；赋税原则上不再征收实物，役也由原来的力差、银差兼征改为统一纳银；并且在征收方式上由民收民解改为官收官解，纳税人只需要交纳税银，至于田赋运送、差役征募均由官府负责，而不像原来一样，需要由老百姓送到指定地点。
虽然简单粗暴，但它却是近百年来，官员们与‘缙绅…胥吏’的艰苦斗争中，总结出的精华所在。官员们在实践中意识到，累进税制不能有效施行，问题并不在于法律内容，而是政府没有足够的执行能力，杜绝地方利益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