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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冲被陷白虎节堂，如果有合理的救助渠道，这位温良谦让而又公忠体国的军官，不会将枪头对准自己曾为之效力的朝廷；武松查到了西门庆杀死哥哥的证据一再上告时，如果正常的司法渠道可以给他一次申诉的机会，这位曾经为老百姓打虎除害的英雄，就不会变成一只扑向朝廷的猛虎；卢俊义被梁山设置圈套时，如果官府能够分辨是非，这位守着万贯家产的大财主，怎么可能甘心成为梁山形同虚设的“二把手”？又比如世代忠良之后、一心报效国家的杨志，如果可以通过合理的人才选拔渠道进入体制内，怎么会将自己试图卖掉的大刀插向朝廷的软肋？假设一下，如果越来越多的人无法忍受生存的硬度，他们会怎么样呢？这真是一个沉重的问题！
两千多年前，孔子和他的弟子子游对理想社会进行了讨论，共同描绘了一个“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的美好愿景，同时也提出了建立理想社会的具体要求。在我看来，理想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指标，更是一种心理维向，也就是说是生活的舒适度，以及人们对这种生活的满意度。当生存变得不再艰难，梁山暴力法则不再通行时，理想社会才可能出现在触手可及的地方。
四
水浒世界所披露的，是一个帝王昏聩、奸臣横行、恶人当道、百姓涂炭、英雄气短的北宋封建专制王朝末期的社会局面。
当时的人们并没有认识到是宗法专制制度造成了社会的灰暗腐朽，而是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贪官污吏，以为是他们在危害国家、陷害忠良、扰乱社会，由此演绎了一出出“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斗争故事。没有人天生就是或者愿意做奴才和土匪，李逵的板斧所代表的“梁山法则”，只不过是灰社会状态下的一种压力生存的反弹、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一种分配方式，以及个人良性生存的一种普遍诉求。如果律法在应然的轨道上运行，权力在所属的领域内实施，历史上一幕幕的“梁山事件”就不会发生了。
水浒社会是好汉们采用暴力规则进行硬度生存博弈的社会。生存是一门学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出身没法改变，发展规律可寻；生存需要方法，更需要大智慧。这就是《水浒传》传递给我们的基本信息。
当文字的泉水流过我们的思维的时候，也许就会发生某种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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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一个帝王的亡事1
作者：李光阁
帝国败律
一个帝王的亡事
一个国家领导人，如果把过多的感性气息带到理性事务中，始终把个人放在世界的中心，一味致力于雕虫之道，终不免失败的结局。
当宋徽宗挥动着宽大的衣袖，醉心于丹青墨海而成为中国最有才情的皇帝时，一定没有意识到若干年后，自己将沦为历史上最屈辱、最悲惨的亡国之君；当宋徽宗从地道里，爬往李师师的闺房里香拥佳人的时候，也一定没有认识到正是自己的这双手，葬送了祖上夺来的大好河山。
梁山班子成员排完了座次，宋江劝众兄弟接受招安时，有一句值得玩味的话，他说：“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宋江评论“奸臣闭塞”是有道理的，但皇上是否“至圣至明”，自其即位时就存在疑问。
公元1100年，宋哲宗英年早殒。皇帝驾崩的当天，皇宫里发生的一次小小争吵，使历史在这一天拐了个弯。正直贤淑的向太后召集群臣主持召开“扩大会议”，商议选择接班人的问题。向太后认准了端王赵佶端正仁孝，是皇帝的最佳人选，把他作为唯一候选人推出。也难怪太后一个劲儿提拔赵佶，他从小就与众不同，做上王爷的位子后，举止和那些喜欢声色犬马的弟兄们迥然相异。兄弟们大多沉迷于享受，而赵佶则醉心于笔砚、丹青、射御，高俅的主人——书法家王都尉还给他送过镇纸狮子和玉龙笔架。十六七岁时，赵佶就盛名当时。
但向太后的提议遭到了奸臣章惇的坚决反对。时任宰相的章惇，搬出了长幼齿序的理由，力挺简王。他的主张不但没有获得大臣们的认同，而且受到了向太后的驳斥。章惇急了眼，大声说：“端王轻佻，不可君天下。”但是，赵佶已经通过各种手段，树立了皇帝代言人的形象，对笔砚、丹青、射御等艺术的喜好，掩盖了他追求娱乐、享受的天性。向太后怎么可能相信这位端王轻佻？对于赵佶的轻佻，有个重要的受益人——高俅。端王赵佶还没有当皇帝时，高俅替驸马王都尉去送礼，碰巧赵佶在踢球，高俅因为胡乱踢了几脚，“气球一似漂胶粘在身上”，赵佶就把他当成了“国脚”，“那里肯放高俅回府去，就留在宫中过了一夜。”第二天就郑重其事地请王都尉吃饭，非常隆重地替高俅办了“转会”手续。“高俅自此遭际端王，每日跟着，寸步不离”。如果说靠踢球来锻炼身体无可厚非，但赵佶整天和高俅一起厮混，就显然有点玩物丧志了。赵佶当了皇帝以后，既不考核，也不论功，“忽一日就抬举”踢球的高俅做了殿帅府太尉。在轻佻的赵佶眼里，国事简直如同儿戏。
一向和章惇不睦的最高军事长官——知枢密院事、奸臣曾布落井下石，趁机指责说：“今日突然发此议论，实在令人惊骇，未知他居心何在？”利用“上纲上线”的办法使反对派闭上嘴巴，是封建专制体制下政治斗争的智慧和传统。章惇一下子蔫了。19岁的赵佶就这样走上了历史的舞台。无论是封建专制化的国家还是一个组织、企业，最高负责人是主宰、支配、调动和改变、塑造一切的最大的、也是最后的“力”。选择了什么样的领导人，就意味着选择了什么样的未来。令人悲哀的是，几年后，不幸被章惇言中，赵佶的确不能“君天下”。在当时享有广泛尊敬的向太后，后来被列为奸臣的曾布，在党争中为图一时之利的大臣，甚至包括对赵佶寄以厚望而予以拥戴的善良的臣民，承担了这次选择错误的后果。说赵佶“轻佻”，显然是看轻了他祸国殃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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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一个帝王的亡事2
作者：李光阁
新皇上任的徽宗，的确像宋江所说的“至圣至明”，表现得像个英明之君。他对内惩奸扬善，驱除邪恶，罢去奸臣宰相章惇、尚书左丞蔡卞（蔡京之弟）等人，召还元佑诸臣，如任命范仲淹之子为尚书右丞等。他还广开言路，有一个例子很说明问题。大臣陈禾引经据典地弹劾宦官童贯等人，一直汇报到了晚上。徽宗说，肚子饿了，先去吃饭，以后有时间再接着说吧。陈禾扯着徽宗的龙袍不让走。徽宗说，衣服扯破了。陈禾大声说，陛下不惜衣服撕碎，我又何惜粉身碎骨报答陛下呢？徽宗很感动，让太监把破碎的龙袍收拾起来，用来奖励正直又有操守的大臣。宰相张商英劝徽宗克勤克俭，近贤臣，远小人，徽宗表示虚心接受。
然而，短暂的清明不久，对艺术的偏好使他做出了错误的选择——重用蔡京。善于抓住机遇的人即使被踩在脚下，也能抓住鞋带爬上来，蔡京无疑就是这样的人。蔡京曾经作为奸臣被徽宗赶出朝堂，但两年后又被召回，成为帝国的第二宰相。徽宗用人轻佻得如同变戏法，否则就难以解释童贯在他的统治期内，会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封王的太监。蔡京戏剧般的际遇，一方面是由于朝廷权力斗争的结果，因为在任何朝代，党争的结果只能是小人突起；另一方面是他的艺术天分起了很大作用。通过巴结领导身边的人获利，是中国人脉关系中一条屡试不爽的潜规则。蔡京不断笼络徽宗的宠臣——宦官童贯，他的艺术修养信息不断被徽宗获知和赏识，最后用满腹才华清洗掉了自己的奸臣污点，竟被徽宗引为同类。此后，梁山好汉眼中的四大奸臣——蔡京、高俅、杨戬、童贯以及奸臣李彦、梁师成、朱缅、王黼相继出现，宋江所说的徽宗“被奸臣闭塞”的局面形成。从此，徽宗、蔡京联手开始将大宋推向了悬崖。
蔡京的复出和被宠信，首先是他的艺术才能让徽宗钦佩。还是端王的时候，作为书法大家的赵佶就曾花费两万贯，买过蔡京的书法作品。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作为文人和小人的蔡京，深深了解并迎合徽宗的个性和喜好，而这正是正直之士所不齿的。有一次，徽宗拿出一些玉器来，准备在国宴上用，又怕有人说闲话。蔡京看出了他的心思，说天子本来就应该享受，几件玉器算个？何况在国宴上用，就是有人说也不用理睬。蔡京还引经据典，引导徽宗消费。蔡京说，《礼记》上的“唯王不会”的“会”指的是会计的会，君王过分节俭是可耻的。作为感性四射的文人的徽宗，在听了如此冠冕堂皇的借口后，对其殷实的五千万贯国库的挥霍程度，就可以想像了。
唐代有个名叫仇士良的大宦官，告老还乡时对其他宦官传授了盗用皇权的手段。他说，侍候皇帝的要点就是不能让皇帝有闲暇。皇帝一有空必读书，接近儒臣，这样“否属恩且薄而权轻矣”。应该用声色犬马、宝物财货“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皇帝一旦沉溺于享受，那么使“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蔡京显然对这种盗用皇权的手段烂熟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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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一个帝王的亡事3
作者：李光阁
徽宗即位不久，开始向周边发动战争，希望有所作为，然而效果却不理想。尽管对吐蕃和西夏的战争取得了一定胜利，但后来的联金攻辽，却打错了算盘。政治上的难以建树，消磨了徽宗开始执政时仅有的那点兴国热情。帝王至高无上的身份，又为他随心所欲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所以，与五百年后的明朝天启皇帝醉心于木匠事业一样，这个时候他更多地将精力花在个人嗜好上。无疑，作为艺术家的宋徽宗，是极为成功的。他在绘画上有极深的造诣，为后世留下了一系列稀世珍品；书法上各体俱精，还独创了“瘦金体”。但作为皇帝的宋徽宗，却是失败的。他肆意纵欲，生活上越来越不检点，像唐宋文人一样徜徉于勾栏妓院。宋江曾亲眼见证了这一幕。宋江和柴进等人找到了天下第一“二奶”李师师那里，希望走走上层路线把梁山兄弟招了安，工作还没谈就见奶子来报：“官家从地道中来至后门。”天子身穿龙袍，连便装都不换，“教太子在宣德楼赐万民御酒，令御弟在千步廊买市，约下杨太尉，久等不至”，就独自来嫖娼，真是“轻佻”到了极点。他还迷信道教，曾经扮为道士玩乐，在给浪子燕青的豁免凭据上，就签下了道君皇帝的字样。
宋徽宗追求自己的旨趣是他的自由，但不能因此而弊国凋民。任何一件事情绝不会因为其细小无关痛痒，就不会成为祸端。比如，一个官员往往被人从小小的爱好入手，就牵引着走上了不归路，可见慎微、慎初、慎独是多么重要。宋政和初年（公元1111年），徽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