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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九六三年十月，周扬在哲学社会科学部扩大会议上做了报告。这个报告的第三部分是讲国内任务的，根本不谈当时思想战线上严重的战斗任务，相反，却大谈“整理和研究历史遗产”。他拿出了旧中宣部一伙人的黑话，拚命攻击所谓“用简单化的办法乱贴标签”。“标签”就是指阶级分析。他在会上排斥左派，捧出了一大批修正主义者、资产阶级“权威”来控制这次会议，在历史组做“反修报告”的就有邓拓。要邓拓来充当“反对修正主义”的领导，这不是开玩笑吗？不，这是做政治交易。周扬要投靠反革命的野心家，就一定要支持他们手下的“三家村”。
七、一九六三年十二月，针对反党黑线对文艺界的反动统治，毛泽东同志再一次尖锐地指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毛泽东同志还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个指示，同上面周扬吹捧戏曲“巨大成绩”的谎话，针锋相对，当头一棒，完全揭穿了周扬的反动立场。周扬却继续狡辩，妄想蒙混过关。一九六四年一月，周扬就在一次会议上公开反对毛主席的指示，他说：“文化部的错误不一定是路线错误。”“大多数人是认识问题，包括文艺部门的领导成员和我自己在内。”他以为这样一“包括”，他们就可以重演检讨几句、变为正确的那套反革命两面派把戏了。
八、由于周扬等人一再抗拒中央指示，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泽东同志又一次向文艺界的修正主义领导人提出了极其尖锐的批评，向周扬等人提出了严厉的警告。这就是本文开始时提到的被周扬篡改的那次指示。周扬见势不妙，再抗拒下去自己有灭顶的危险，于是在文化部搞了一次所谓“整风”。这是一次欺骗群众、压制左派、包庇坏人、掩护自己的假“整风”。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周扬在一次“报告”中就利用“批评”夏衍等的机会，吹嘘他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就是“在主席教导下工作的”。“我的错误和你们的路线错误不同”，是“没有经验”。对他周扬是不准批判了，对别人的批判也要“有领导”，即“一律要经过”他们反革命修正主义“领导”的“批准”。这是《阿Ｑ正传》中假洋鬼子的手段：不准革命。
九、在毛主席的亲自关怀下，一九六四年七月，举行了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一贯反对京剧革命现代戏的周扬和他的后台老板，突然假装热心起来。周扬又扮演了作“总结发言”的角色。这篇修改了多少遍的讲话，虽然想尽量装得革命些，却仍然露了马脚，他把夏衍向香港报纸记者发表歪曲京剧革命的谈话，说成是“对京剧演现代戏估计不足”；他还公开宣称：“不是说《谢瑶环》整个的都反动”，尽量开脱田汉的反革命罪行。
十、一九六五年初，在毛主席的号召之下，对于杨献珍、周谷城的反动观点和一批坏电影的批判正在展开。周扬深知这些批判深入开展下去会危及自己的反革命统治，千方百计加以扑灭。他用的还是反革命两面派的老办法：一面假装赞成批判；一面窥测时机，一有机会，就一下子把运动拉向右转。二月下旬，正当一个批判高潮起来，周扬、林默涵立刻以“总结”为名，在北京召集几个主要报刊的负责人谈话，气势汹汹地指责这个时期发表的批判各种毒草的文章“打空炮”、“缺乏分析”、“教条主义”、“乱猜”、“夸大”、“光扣帽子”，进行了疯狂的反扑。他们还攻击和嘲笑工农兵群众的评论文章“简单化”，“不能代替专家评论”，想把工农兵的批评打下去。他们公开说：“批判夏衍、田汉等人，过去与现在要分开，政治与学术要分开。”又说什么“有些人家已经不谈了，……就算了”。一个“分开”，一个“算了”，这是对毛泽东同志发动的文化革命的反噬，是要强使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就此刹车。此计果然奏效，大批批判资产阶级的文章就此被死死扣押在他们的阎王殿里。
十一、一九六五年九月，周扬等人以为他们已经把革命群众压了下去，稳住了阵脚，可以演三部曲的第三部曲了，马上迫不及待地向党进行反攻倒算。他们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全国文化局（厅）长会议，周扬和他的后台老板，一齐登台，疯狂诬蔑毛泽东同志。他们还把夏衍、阳翰笙等人请上主席台去，趾高气扬地坐在那里继续专无产阶级的政，周扬在作报告时一再安慰他们：“不要老是想到我挨了批评，批评得多一点，少一点……批评得过重或是不够，总是有的”。向他们暗示批评得太“多”太“重”是可以翻案的，只要我周扬不倒，你们总是不会垮的，以后可以东山再起。并再一次把自己说成只是“觉察很迟，纠正很慢”，是“认识问题”。以为这样就可以把他们这一伙人全部保护过关，继续对无产阶级专政了。
十二、最后，就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周扬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做的这一个报告。这是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展十九天之后，无产阶级左派同资产阶级右派进行你死我活斗争的严重时刻。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为了坚决抗拒毛泽东同志关于批判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指示，进行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疯狂地打击左派，包庇右派，妄想扑灭迫在眉睫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在这个重要的时刻，周扬决心寸步不让，抗拒毛泽东同志彻底革命的指示。在他的报告中，只字不提眼前这场风雷激荡的斗争，就当作世界上根本没有批判《海瑞罢官》这回事。一九六六年一月，周扬的报告正式发表了。这时，距离他作报告的日子已经一个多月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革命人民批判《海瑞罢官》的斗争已经进一步展开，一小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者则在作最后的顽抗。周扬在他公开发表的报告里，公然继续篡改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表示他决心抗拒到底。
同志们请看：他们是多么顽固地抵抗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啊！他们对无产阶级左派是抱着多么刻骨的仇恨啊！革命的火焰要烧到他们的头上了，他们就死也不肯后退了！他们就要动员黑线、黑店的所有力量反扑过来了！
当我们回顾解放以来文艺斗争的历史时，可以清楚地看到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一条毛泽东文艺路线，是红线，是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了历次重大的斗争，把文化革命一步步推向前进，作了长时间的准备，直到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向资产阶级全面进攻的、亿万人民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直挖进周扬一伙的老巢。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是黑线。它的总头目，就是周扬。周扬背后是最近被粉碎的那个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的反革命集团。胡风，冯雪峰，丁玲，艾青，秦兆阳，林默涵，田汉，夏衍，阳翰笙，齐燕铭，陈荒煤，邵荃麟等等，都是这条黑线之内的人物。他们内部不同集团之间尽管会发生各种争吵和排斥，但在有一点上是一致的：就是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工农兵群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政治立场。“批判”胡风的周扬又采用了胡风的恶毒语言，是他们本来就立场一致的缘故。（⑷⑸）周扬一伙用一打一拉、封官许愿、招降纳叛、相互吹捧等等卑劣手段，把一批叛徒，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极端个人主义者，都收罗进来，安插到各种岗位上去，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他们还竭力用种种方法，使青年中毒，变成资产阶级的接班人，罪恶地把一批青年作者拖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店。这条黑线控制了文化界，控制了各个协会，又伸展到各地，用所谓“会员”制度和重重迭迭的“协会”组织，养了一批资产阶级作家，排斥打击工农兵，搞了大大小小一批“裴多菲俱乐部”。这条黑线是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的。今天，我们一定要砸烂他们一切“裴多菲俱乐部”，捣毁他们修正主义的阎王殿！我们一定要把所有文艺单位的领导权从资产阶级手中夺过来，彻底夺过来！要把那些腐朽的资本主义关系和封建关系，坚决地加以摧毁！
周扬不是曾经自封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吗？由于周扬窃踞了党在文化方面的领导岗位，并利用党阀兼学阀的地位，把自己装成党在文艺方面的代表，不断吹嘘自己，吓唬别人，造成了这种假象。事物是作为过程而展开的，透过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常常需要一个观察的过程，需要一段让隐藏着的本质充分暴露出来的时间。这并不奇怪。这种情况，过去有，今后还可能发生。然而，当那些反毛泽东思想的“大人物”的真面目暴露之后，回过头一看他们的历史，便会从庞大的假象中发现渺小的本质。周扬公开的文章和内部讲话，只要仔细一查，充满反动的谬论，错误百出，一戳就破。至于周扬自己的所谓“文艺理论”，不过是鸡零狗碎地从洋书中抄一些句子罢了。有什么了不起呢？
周扬不是吹嘘他是从“解放区”来的吗？其实，在延安的时候，他同王实味、丁玲、萧军、艾青等托派分子、叛徒、反党分子是一路货色。周扬是一个混进革命队伍的资产阶级分子。三十年代，周扬是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反对者。四十年代初在延安，他仍旧顽强地宣告“在美学上，我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忠实信奉者”（《解放日报》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七日）。他到了革命根据地，却极端厌恶革命根据地。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七日至十九日，他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过反党杂文《文学与生活漫谈》，诬蔑和攻击“延安也自有它一个圈子，它的一套。都穿同样的制服，拿相差不多的津贴，……你在路上走，会从前后左右到处听得见挂在人们嘴上的老一套的革命术语。多么的千篇一律，丝毫没有变化啊！”他用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反革命语言，攻击延安“太窄狭”，“太呆板”，“容不下自己”，狂妄之极地要求“延安也决不能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一套，而必须力求改进，使自己成为更广阔，更包罗万有”（《解放日报》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九日）。这是在毛主席所在的地方，在全中国人民心中的革命圣地延安写出来的话啊！这样恶毒，同王实味的腔调有什么两样！一到无产阶级掌权的地方，周扬的资产阶级本性就爆发成仇恨的反党叫嚣了！“包罗万有”，就是要把牛鬼蛇神也“包罗”进来！果然，在周扬这三篇反党杂文带头之下，冒出了“包罗”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在内的一批反革命的奇文。周扬这种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