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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同志接着说：“先从《纵队》本身如何建设，基本成份方面谈谈。”
《纵队》头头丁宝庭开始汇报。当汇报到丁莱夫的“ 6？3 ”报告，传达了邓小平一九六六年五月卅一号对首都新闻界的讲话，肯定新闻单位没问题时，张春桥同志说：“这话是站不住脚的，吴冷西就坐不住了嘛，怎么说没有问题呢？！”
由于汇报情况罗哩罗嗦，只谈现象，不谈本质，全是为丁莱夫评功摆好，为丁莱夫辩护，姚文元同志说：“有些情况稍微扼要一点。”张春桥同志说：“主要谈一下《十六条》公布以后的情况。”运动初期可以说很不理解，十一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以后，中央一次一次的讨论这个问题，看情况怎么样？
丁宝庭汇报《十六条》公布以后，局里运动情况。
张春桥同志问：“你们什么时间感觉到有两条路线斗争的？”在场人大都回答在撤销工作组时才有感觉。
张春桥同志说：“丁莱夫对五月三十一号邓小平的讲话传达这么快，同样，对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到广播学院时的讲话却传达这么慢，为什么对正确的东西就听不进去呢？一个人的脑子不是真空的，不是被这种思想占领，就是被那种思想占领。为什么丁莱夫对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到广播学院时的讲话传达这么慢？因为在他认为是不正确的。我们到广播学院那天，丁莱夫也在场，态度很坏，公开和江青同志顶起来了。”
当汇报到局里有同志贴出“彻底砸烂丁莱夫的阎王殿”的大字报以后，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认识，丁莱夫表现也很不冷静时，张春桥同志说：“是很不冷静。各种事物总有两种不同意见，一年来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一直存在的。砸烂丁莱夫的阎王殿有什么不好呢？”
当汇报到广播学院革命小将因为派工作组问题来局里贴大字报时，张春桥同志说：“这个我们完全懂。我们到广播学院时，群众说，我们是含着眼泪欢迎工作组的，但想不到工作组来后是整我们的。”
《纵队》头头们为丁莱夫镇压革命师生辩护，说什么丁莱夫是听了张彦的话等等。
张春桥同志当即严厉批评了《纵队》头头的这种错误，说：“不要把原则问题说成是枝节问题，应从当时的斗争环境里去看两种意见，为什么有的听得进去，有的听不进去，比如丁莱夫为什么对邓小平五月三十一号的讲话和张彦的一句什么话就听得进去？”
张春桥同志接着说：“一个人象在大风大浪里，可以把你冲到左边，也可以把你冲到右边，但阶级斗争还有能动性。我们现在也在研究，看到有些干部在革命战争时期作战很英勇，为什么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却站错了队。”
张春桥同志又说：“他（丁莱夫）的架子太大了，态度很不好，在广播学院，在天安门见过几次面，但谈不到一块去。‘一二 ？ 九'全北京只有广播局灯火辉煌。九号（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九）晚上我们去找他，听他介绍情况，没法谈，思想距离太大了，他根本听不进去。‘一二 ？ 一二'他还指挥警卫部队对付广播学院的小将。”
接着，丁宝庭汇报十二月九号纪念毛主席题词发表一周年的情况。张春桥同志问：“十二月九号纪念会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吗？”丁宝庭等说没有。张春桥同志说：“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何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贯彻中央指示，如何纪念主席题词发表一周年？马克思主义每前进一步都必须进行斗争，在这样的大会上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怎么能通得过？那天他（丁莱夫）光讲通不过，没说遇到什么阻力，我们也没来得及问他。”
姚文元同志接着说：“毛主席在去年题词正是阶级斗争最激烈的时候，谁决定在十二月九号这天发表？九月份题词来了，到十二月份才发表，这不是阶级斗争？还是版面问题？”
张春桥同志又说：“我们来审查片子时，已是十一中全会以后了，在广播局还看到刘，邓等的照片和他们的题词还挂着，为什么没有换？这是紧跟哪个司令部？为什么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东西不紧跟，而对刘，邓的东西跟得那么紧呢？‘ 6？3 '报告他就跟得很紧嘛！丁莱夫的党委是不称职的。电台是政治机关，是最灵敏的政治机关，外国人对北京电台广播的一句话都猜半天。广播局不是和毛主席同呼吸的。十一中全会这样的大事，为什么这么迟钝？我没有责备你们的意思。”
这时随来的秘书同志出去接了个电话回来，请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回去开会。张春桥同志说：“今天谈不完了，以后有时间再谈吧！”有人问什么时间再找首长汇报，张春桥同志说：“不是你们找我们，而是我们找你们。” 29 张春桥姚文元与广播事业局《红色造反团》的谈话
张春桥 姚文元 1966。12。15
姚文元同志：
这次是两条路线的斗争，相当尖锐，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司令部斗争，跑到资产阶级司令部，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此，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是跟毛主席走，还是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司令部走，十一中全会以来，就是解决跟哪一个司令部走的问题。
张春桥同志：
你们想一想：丁莱夫跟中央指示跟得快，跟毛主席跟得快？还是跟哪个中央跟得快？要从这方面看问题。你们大部分是党员，也有些是团员，跟谁走，现在是很分明的了。五月份以前，中央阶级斗争的盖子还没有揭开。是跟谁跟得紧，跟毛主席呢？还是跟彭、陆呢？十一中全会以后更明白了，那一条路线的胜利，关系是重大的。这是大方向。
广播局大方向有不同意见可以争论，但还要看到全国的整个党的斗争，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大事，这个斗争胜利才能保证传播毛泽东思想。广播局跟彭真站在一边，还是什么，要从大局来考虑。
“ 4？16 ”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事件，不是毛泽东思想的声音，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声音，是政变的信号，这不是技术问题。当时，我们听了广播震动很大，广播在前，新华社在后，新华社跟彭真跟得紧啦！这是两个阶级命运的斗争，是最紧要的关头，彭真的最后的决战。他拿着一份报纸到毛主席那儿去说，我们是批判的。这不是一件小事，同志们要从大局考虑。当然，我们对任何干部都要从善意出发，分析事实考虑大局，否则要看不清楚。我们希望干部都是好的，但如果不是那样，我们就要从另外来考虑，否则我们就看不清。譬如广播学院冲大楼的问题，那天跟我们打电话的很多，各方面组织都有，丁莱夫也打电话，当时我们不在家。我们认为：丁莱夫如果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应该让他们进来。如果是我，我不那样处理，当然我也不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过廿来人可以让他们进来，我处理这类事很多。那时冲国防部，是学生没办法了，闹了一天一夜，我是学生我也要发火，我们要设身处地来考虑考虑，如果我们是学生该怎么想。我去处理这个问题时，国防部门口要我登记办手续。我当时说，我是中央文革的，他们还要我办手续。那里的火烧得很大，我是来救火的，还要我来登记。我们有许多东西是不适合革命的需要的。至于运动中出现一些乱子是很难免的，任何革命都要出乱子，资产阶级革命比我们出的乱子更多。至于共产党成立以来，我们要把乱子都记下来，要积累厚厚的一本。
我和丁莱夫接触很多次，比你们接触得多，他对学生的情绪是对立的，对学生的感情距离很大，听不进我们的意见，水泼不进去，他总感到学生情绪很糟糕。我们谈了许多次，不是勇敢的和革命群众在一起，始终没有转变对学生的感情，如果和学生站在一起就闹不起来。从 7 月份跟他接触后，都是讲学生不好，半年过去了，始终没有扭转过来，态度仍然没有改变。
主席对待群众是什么态度可以作比较，每次接见他都要到群众中去，到金水桥，几百万群众什么人都有。我们为他的安全担心，不让去，劝过他。后来主席批评我们，这是错误的。主席对群众是什么态度，要学生到中南海去，住到他的院子里，那样热爱群众，关心群众，听群众的意见。革命靠群众，我们有最高的典型可以作比较，这样一比较就看出问题来了。两条路线的斗争根本问题是对群众的问题。希望同志们考虑，你们的意见我们还想听。我们也希望几个问题弄得很清楚。
我们的同志看问题，有些事不要就事论事，有些观点不要固定，要看得宽一点深一点。
30 谢镗忠姚文元对文艺界部分同志的讲话
谢镗忠 姚文元 1966。12。27
谢镗忠：今天主要听你们的，文革小组委派我们俩来听取你们的意见，也向你们学习。三条都发给你们了，看见了吗？这是讨论的，看你们对三条有何意见，来共同修改，搞出一个在全国文艺界都比较适用的几条。如果有别的也可以谈。是否这样开法好？
姚文元：新近工、农业的十条都看到了吗？现在小学教员、文艺团体、红卫兵、机关等等也搞几条。这三条是属于最基本、最必要的，保证运动能开展的，并不是文化大革命搞到底的纲领。对文艺界，江青同志作了很重要的报告。指出了方向、路线、政策，而且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要好好学习。那些不属于三条，只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希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搞一个文件，争取中央批准。今天我们主要是来做小学生，来听取大家的意见，赞成的、不赞成的、补充的都可以讲。
文艺工作者步行串联，更便于与工农相结合。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要与工农结合方能改造思想。
现在不是演出不演出的问题，而是彻底革命的问题。
（代表发言，略）
姚文元：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再研究一下。有些意见很好。现在不是正式指示，要中央批准后才能正式落款。大家多提意见。目前小学教师也要提出一个方案出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弄出来以后再请大家提意见。
谢镗忠：请三司的同志及时收集一下意见，收集各方面的意见。需要加的就加，需要减的就减。这三条精神，主要是搞革命，根据十六条，不论地方、军队，自己起来闹革命，不许用任何借口来压制革命。第二条提出徒步串联的问题，下厂、下乡这里根据各单位的不同情况，可以有不同的做法，不必强求一致。或者先串联，或者先下厂、下乡。你们中间有的人百分之九十的时间都在乡下。大城市情况不一样，这不能统一，大城市下厂、下乡少。文艺团体下去，主要提倡徒步，这是扎扎实实地深入工厂、农村，体验生活，与工农相结合，老老实实地当工人、当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同时也改造自己的思想。这里没有提徒步与乘车相结合。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斗批改的问题，好象现在有一种说法，江青同志十一月廿八日报告以后给分割开了。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实际上，在运动中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是斗批改中的。斗无非有几种，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