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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样一个晚上，赫奇斯将带着两篇文章的初稿来看我，那是我从事克里特研究时挤出的一点研究成果，我请他给我看看，润色一下。我期待着他来给我讲上半小时的文章，然后我们一起喝喝雪利酒，享受一下一个真正的朋友在你的壁炉边伸直了腿，问你近况如何的那种满足。我当然不会告诉他我的神经曾受过惊吓，还在恢复当中。
我边等他边整理一下书桌，无意中碰到了那本我一直回避的古书，我顿时感到了一种隐约的、不祥的惊颤。本来我把它和其他一些不这么令人不安的书一起放在书桌上方的书架上。现在，我坐在那里，手因为接触到那小山羊皮封面而有一种窃窃的快感，然后我打开了书。
我马上就意识到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书页散发出一种气味，不全是来自于古老的纸张和撕裂的羊皮纸，而是一种腐烂的气味，一种可怕的、令人作呕的气味，放久了的肉或者腐烂的肉体才会发出的气味。我以前没有注意到，于是靠近了些，再闻，觉得不可思议，又把书合上了。过一会儿再打开，那令人倒胃的气味仍然挥之不去。这本小书好像到了我手里变活了，但散发出死亡的气味。
这种令人不安的怪味又让我回到了那种从欧洲大陆回来后的恐惧。我尽力让自己沉住气，告诉自己，毫无疑问，旧书陈腐了，我总是带着它风里来雨里去的。这种气味就是这么来的。
如果不是故意回避这本令人不快的书的存在，我早就放手，把它收起来了。但是现在，过了那么多星期以后，我又一次去看那个奇异的形象，那个盘踞在书页上的巨龙。突然，我第一次看到一点我从前没有看见和理解的东西，我对自己的发现毫不置疑，但心神不宁。我天生不具备极强的观察能力，但某种灵光让我注意到整条龙的轮廓，它张开的翅膀和蜷缩的尾巴。出于一种好奇的冲动，我拿出自己从伊斯坦布尔带回来的笔记，之前我一直把它放在我书桌的抽屉里，没去管它。我手忙脚乱地找到了要找的那一页，眼前的巨龙和我在笔记本上临摹的在伊斯坦布尔档案馆看到的地图竟如此雷同。那是我在那里找到的第一张地图。
您一定还记得我说过有三张地图。我虽标示得仔细，但缺乏艺术水准，尽管这样，也还准确画出了这个地区的形状。它像一个结构匀称的带翼野兽，俯瞰着世界，一条长长的河流从它腹地流向西南，但又有回旋，犹如龙的尾巴。我研究着这木刻的龙，胆战心惊。龙的尾巴带刺，尾部有个箭头指向——我几乎叫出声来，忘了我已经从之前的恐惧中复原了数周——指向和我地图上相应位置的邪恶墓地。
这两个形象之间如此惊人的相似绝非巧合。对于好刨根问底的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线索，它的尾巴指向墓地，就像任何手指指向自己那么肯定：这就是我。我就在这里。可是谁在那里，在那个中心位置，在那个邪恶墓地呢？龙用自己异常尖锐的魔爪举起了答案：德拉库拉。
我感到嗓子眼里有一种苦涩的紧张，像是我自己的鲜血涌了上来。我知道我必须克制自己做出类似的结论，我的专业训练告诉了我这一点，但我还是感到了一种比理智更为深沉的信念。所有这些地图都没有说这是斯纳戈夫湖，即传说中埋葬弗拉德·特彼斯的地方。这自然意味着特彼斯——德拉库拉——是埋在别处，一个传说中都没能正确记录的地方。但他的坟墓究竟在哪里呢？我不由自主地喊出了这个疑问。为什么对他的埋葬地要保密呢？
我坐在那里试图把这些细节串起来好好琢磨的时候，听到走廊里传来熟悉的脚步声——那是赫奇斯慢吞吞的、亲切的脚步声，然而声音突然戛然而止，赫奇斯也没有像平时那样来敲我的门。我的心跳如同那因被拖长了而跳过的一拍音符震了一下。在收拾文件的沙沙声和打落在渐渐暗去的窗户雨棚上方的啪啪声中，我听到哼的一声——是我自己的血往上涌到了耳鼓。我放下手中的书，冲到外屋，开了门锁，使劲拉开门。
赫奇斯就在门外，但蜷缩在光亮的地板上，头耷拉着，身体扭到一边，好像一种巨大的暴力将他拽倒在地。他的眼睛睁着，呆呆地瞪着我身后的某个地方。在那无比漫长的一刻，我以为他死了。然后我看到他的头动了一下，痛苦地呻吟。我蹲在他旁边，喊着“赫奇斯！”
他又呻吟了一下，急速地眨着眼睛。
“能听到我说话吗？”我急促地问他，都快要哭了，终于看到他原来还活着。这时，他的头又痉挛地转动了几下，我发现他脖子旁边有一个伤口在流血。伤口不大，但看起来很深。 “来人啊！”我歇斯底里地叫了起来。我怀疑这个橡木大厅自从建造以来的几个世纪里都没有人如此扰乱过它的宁静。我也不知道这是否有任何用处，因为这时候，大多数研究生通常都会和他们的老师一起出去吃饭。远处有一扇门开了，杰里米·福里斯特教授的男仆跑了过来。他是个不错的小伙子，叫罗纳德·埃格，他马上用手巾包扎了赫奇斯的伤口。尽管他的头无力地靠在我身上，但他的心跳依然平稳。我忍不住想叫醒他。“怎么啦？赫奇斯？有人打了你吗？你能听见我说话吗？赫奇斯？”
他睁开眼看着我，“他说要告诉你……”
“什么？谁？”
“他说要告诉你，他不容侵犯。”他流淌着口水，手垂到一边。
“不容侵犯，”他喉咙里咯咯作响。
“躺着别动，”我急忙说。“别说话。医生马上就到了。放松，缓缓气。”
“天啊，”赫奇斯在喃喃自语。“蒲柏和头韵。甜美的少女。争辩之理。”
我紧紧地盯着他，胃部一阵抽搐。“赫奇斯？”
“是蒲柏的《卷发遇劫记》，”赫奇斯有板有眼地说。“毫无疑问。”
接受赫奇斯入院的校医说他是受伤时中了风。现在他的头脑很不清醒，尽管他可以说出清楚的词语。几天后，他出现第二次中风，当晚就死了。
赫奇斯被葬在他自己在多塞特郡的小村里。让我感到无限欣慰的是，这是一块最安静的乡下墓地。我在村里的主要街道上没有听到任何关于英国吸血鬼的故事，即使我有意抛下最强烈又最无关的暗示。说到底，赫奇斯也就是被袭击过一次而已，不像斯托克小说中讲的那样要被袭击过好几次才由一个活人变成僵尸的。我相信他的牺牲只是一个警告——对我的警告。也会是对您的警告么，不幸的读者？
您最不幸的朋友，
巴塞洛缪·罗西
一九三0年十二月十六日
牛津大学三一学院
父亲搅动自己的玻璃杯，好像是想做点儿事，好让自己的手不再发抖。一个穿白衬衣、蓝色牛仔裤的年轻人慢慢走过来和我们搭话 “买画吗？先生？”他笑着问我父亲。“您和这位小姐是我今天画得最好的肖像画。”他给我看的是一幅色调丰富的水彩画。画了我们的咖啡馆和弗洛里安咖啡馆的边缘，一幅明亮而自然的午后景色。那画家应该是在我身后画的，我想，但离咖啡馆很近。我虽是匆匆瞟了一眼，却发现了父亲身后还坐着一个孤单的身影，阔肩，黑头，在遮阳伞和桌布明快的色彩中一个清晰的黑色剪影。我记得很清楚，整个下午，那张桌子都没人坐过。
第十三章（1）
我们的下一次旅行又是往东，在尤利安山那边，小镇科斯坦耶维卡，意即“长满栗子树的地方”。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都在自己的房间里仔细阅读这些信件，父亲一边说，一边用棉手帕擦去意大利腊肠在手上留下的污渍。除了罗西神秘失踪这出悲剧之外，还有某种东西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旋着，久久不愿离去。当我放下那封讲到他朋友赫奇斯遇难的信时，我难受得好一阵不能思考。我已经落入一个恐怖的世界。但如果因为学究式的原则，我拒绝停止怀疑的话，我就再也不会看到罗西了。
还有让我烦心的事。我头脑又清醒了一点的时候，我意识到那是因为我在图书馆见过的那个年轻女子。尽管才是几个小时前的事，我觉得好像已经过去好多天了。我记得她听我解释罗西的信时眼里发出的奇特的光芒，男子般的凝眉聚神。她为什么在读德拉库拉的故事呢？为什么有那么多桌子她不坐，偏偏挑中我那张桌子，就在今天晚上，就在我的身边？为什么她要说起伊斯坦布尔？
我叹了口气，拿起罗西最后一封信。读完这封信，我就只需要去看那个本身并无害的大信袋里还有些什么东西，然后我又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了。不管那女孩的外貌意味着什么，我也没有时间去追查她是谁，我的兴趣只是要找到罗西。
和其他的信不同，最后这封信是手写的。
我亲爱的、不幸的继承者：
我还有些信息要告诉您，连同您（可能）已经熟读的一切。我觉得这一次我要将这个瓶子填满，填到瓶口边沿了。“一知半解是危险的。”我朋友赫奇斯会这样引经据典地说。但他走了，再也不会回来，就好像是我打开门，自己给了他一击，然后喊救命。我当然没有那样做。如果您一直坚持读到这里，您就不会怀疑我。
几个月前，我终于怀疑起自己的力量，这种怀疑来自赫奇斯可怕而令人愤慨的死亡。我离开他的墓地后，径直逃到美国——真的是逃跑。我已经得到了一份工作。即使这样，我还是没有办法完全丢开自己与吸血鬼结识的经历。结果是，他——或者它——显然也不会抛弃我。
我进入了正常的学术活动的轨道，打算期末回英国小住几天，探望父母，并把我的博士论文交给伦敦的那家出版社。之后，我又开始寻找弗拉德·德拉库拉的气味，不管他是个历史人物还是个鬼怪，不管他到头来现出的原形是什么，我都要找到他。
我的书由史密森学会实验室一个喜爱书籍的小个子处理。他叫霍华德·马丁，为人和善，但寡言少语，他全力以赴的样子俨然知道了我整个故事的前前后后。但显而易见，他只是看到了我对历史的挚爱，同情我，因而尽力帮我。他尽力而为的结果是试验做得非常优秀，非常全面。
他尽心尽力地帮我做了他能做的一切，然后给我写信说可以去拿结果了。我心怦怦直跳，口干舌燥。我想重新将自己的书拿在手里，更想知道关于它的起源他了解到了什么。
我们坐在他满是手稿的办公室里，我和他面对面坐着，马上惊骇地发现他外表的剧变。我几个月前才见过他，还记得他的脸，而且他给我的那些工整的、专业化的来信里也没有暗示他生过病。眼前的他却是脸色苍白，精疲力竭，皮肤蜡黄蜡黄的，嘴唇也很异常，呈绛红色。他还瘦了不少，他身上那过时的西装现在几乎是晃荡在他瘦削的肩膀上。他的生命好像被榨干了。
我试图告诉自己，这是因为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太匆忙，没有看清楚他的样子，经过后来的书信联系，我这次才观察得更加细致，或者在观察时带上了感情色彩。但即便这样想，我也无法驱赶心中的感觉：此人的生命在短时间内迅速枯萎。
“罗西博士，”他用他特别的美国英语对我说。“我想您还没有意识到您这本书具有多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