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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迫的课题，勿庸置疑，史学界在“融合”方面曾取得重要的成就，但遗憾的是，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革命叙事”就逐渐走向僵化和教条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中共党史研究中，形成了某种根深蒂固的传统，阻滞了学术性研究的展开和深入。
“革命叙事”逐渐教条化是和它过分追求“宏大叙述”而紧密联系的。反映在传统的中国近现代史和党史研究领域，“宏大叙述”的基本特点是：
1。预设立场，无限制地扩张历史学的宣传、教化功能。以权威论述或权威文件为指导，有选择性地剪裁史料，来论证某种权威性论述，对复杂的历史进程做简化的“必然性”的解释，遮蔽了许多丰富鲜活的历史层面。而事实是，历史进程有它的多重面相，历史学家应给历史的偶然性留下空间。
2。在叙述方式上，频繁性地使用某种不言自明或无法证明的集合性语汇。
3。在语言运用上，过分诉诸感情，具有某种居高临下，训导式的语言风格。
如果对“宏大叙述”作出一些结构性的调整，“革命叙事”仍有其重要意义，它表达了左翼革命主义的世界观，为人们认识这个纷繁而多元的世界及其来源，提供了一个不可取代的视角；增强“现代化叙事”的本土性，也会有助于发现中国经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所以这两种叙述方式是可以互相补充的，并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选择的问题。开放的，兼容并蓄的态度可以把不同的认识框架置放在一个平台上，为叙述者提供更广阔的选择空间。在这个开放性的平台上，一种中立、客观的历史观，即“灰色的历史观”，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新实证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或许能够成为人们认识，分析历史现象的新的工具。
黑格尔称，历史是“灰色的记忆”。即如有的史家所论述的：人类生活，人的性格和思想，人们的社会活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那么单纯……那样容易地被转换成这种或那种简单抽象的角色符号和概念化身。〈5〉（p。191）“‘灰色历史观’反对在历史分析时时‘忘记’那些互相冲突的资料和观点”，在对重大现象研究中故意回避事实，只进行概念的推理和演绎：“灰色的历史观”强调吸取其他社会学科的资源，同时注意运用的范围和界限，防止滥用社会科学方法，以至过度解释，深文周纳，而主张研究者在运用社会科学概念时不露痕迹，“滋物细无声”。所谓“新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就是避免“宏大叙述”对研究的支配，克服在资料选择上的价值判断，重视对各种史料——包括内容上互相冲突的史料——的收集、鉴别和广泛地运用。〈5〉（p。195…196）“新实证主义”也强调对历史细部环节的注意，宏观叙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需要的，但更应通过细部研究来反映事物的特性。注重从事实出发而不是概念先行，运用各种分析框架又不固步自封，强调总体把握也重视历史的细节和差异，显而易见，这些对于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当代史都是极为重要的。
二
所谓“当代中国史”是指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1949年后中共成为执政党，故而“当代中国史研究”要探讨在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诚然，1949年后，由中央体现的党与国家是社会的主导方面，但是主导方面并不就是一切，还有被主导的方面，也应是当代中国史的的研究对象——1949年后中国的地方，基层，社会，人民生活，理所当然也应在研究的视野之内。
“当代中国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有明显的区别：“国史”以政治为主线，在研究对象方面，侧重于上层政治和政策的演变：“当代中国史”的研究范围较为宽广，对社会的主导方面和被主导方面都持一视同仁的态度，不仅关注全局性的决策及其运作，也注重地方对决策的反映，更注重考察上层和下层的互动关系。在研究方法上，当代史强调对基层和社会进行实证性的研究，故而重视吸取社会科学多种学科的资源。
研究当代史有若干困难。以中国传统而言，当代人不修当代史是
在史料的从林中
——读陈永发新著《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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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世纪中叶以后，国人写近世中国史，尤其在撰写涉及中共革命历史的著述方面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国共两党隔海对峙，无论在大陆或台湾，学人都受到严格的意识形态的限制，学人稍有闪失，立时就会遭遇无妄之灾。除此之外，还有史料搜集和史实判断方面的困难。因为可得的资料不仅数量很少，且多为单方面的资料，即便这些单方面的资料，许多也已经过删改和过滤。
上述两方面的困难使得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在很长的时期内出现了一些独特且早已被国人司空见惯的现象：1、史官写作甚行，海峡两边皆有史官，无论在大陆或在台湾，基于民间立场的中共革命历史方面的著述难见踪迹。2、与第一种现象相联系，中共党史研究大多以集团写作的方式进行，这又以大陆为甚，台湾虽有少数私人写作，但作者身分泰半为史官，表达的仍是某一政治集团的解释学，具有个性色彩的写作不是完全没有，但确实不大多见。
意识形态控制严格和资料严加封锁，固然可以封杀住官方以外的任何研究，但是，当意识形态的控制有所放松，资料逐步对外开放后，新一轮的问题又出现了。中共革命为20世纪所发生的重大现象，近代以来，出版业渐趋发达，在30…40年代就已有许多有关中共革命问题的论述问世，如今这些资料都可由学者自由使用。80年代后，国内政局朝开明方向发展，官方已陆续出版大量资料。与一般理解相反，目前有关中共革命的资料不是很少，而是很多，既有中共历史文件的正式刊印，又有大批回忆资料出版，从数量上讲，近20年来这类史料和论著，已到了车载船运、汗牛充栋的程度，以至有学人感叹有消化不了之虞。
“消化”问题即史料研读和判断的问题，此为研究中共革命历史的关键。80年代后，大陆虽陆续开放史料，但许多重要史料迄今仍束之于秘阁，已开放的各类史料和出版的文字大多又零碎缺少系统性，资料有真伪之分，有的并非有意造假，而是由其他各种复杂原因所造成。学者如何对各类资料加以鉴别并与其他资料互相印证，以辨别真伪，这都是治中共史学者不得不认真对待的棘手的问题。
暮冬时分，我读到陈永发教授的最新著作《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细细读毕，深感这是一部近年少见的全面研究中共革命历史问题的力作。陈著是中国人站在民间立场，跳出国共两党意识形态解释学的束缚，以个人之力研究中共革命历史的第一部大型历史著作。陈教授以精深的学养，从容驾驭如此宏大的题目，在占有大量资料基础之上对中共革命条分缕析，卓然成一家之言。但陈著亦有缺失，直言之，存在一些原本可以避免的史实和判断方面的错误。
二
中共是一个在长期革命战争中为生存而奋斗的列宁主义政党，一贯高度重视保守党的秘密，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建国后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共都严格控制有关党的历史文献的出版和传播，即使为加强党员思想训练而编印的党史资料，几乎都被列为党内或内部资料，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发行和阅读，最典型的事例是中共对《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的保护。1941年，毛泽东为了批判王明等，亲自编纂了这部党的历史文献集，仅印行了500套，全部编号登记发至中央局和中央分局以及若干重要领导人。1947年，中共撤出延安，除保留几部外，其余全部销毁，为此，刘少奇还专门致电毛泽东，向其汇报《六大以来》的销毁情况。由于中共方面如此高度重视党的重要资料的保存，外界对中共革命内情一直难于真正了解。1935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编印了一本流传颇广的《中共透视》一书，因缺少准确资料，在对中共内部情况的介绍方面，错误百出。例如该书称王明等国际派一进苏区即被毛泽东逮捕，就纯系滥用想象力。
50…70年代西人研究中共也有类似情况。著名的史华慈教授的经典性著作《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竟使用了李昂的《红色舞台》的资料。李昂不是一个真实的姓名，《红色舞台》也不是一本严肃的历史著作，作为一本政治内幕性读物，读来确实兴味盎然，但若加以引用，则差之甚矣。当然，这只是那个特定年代所发生的个别情况，史华慈教授的学术功力和水平得到学界一致公认，此等小的失误确实难免。
在当今华语世界内，陈教授可称上是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取得最多贡献和突出成就的学者之一，陈著《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的一个突出优点就是重视使用大陆的资料，在该书中，大陆资料的使用比重远远超过其他资料。陈著除动用了大陆出版的第一手的档案文件外，也充分利用了大陆学者的研究论著以及大陆出版的各类回忆资料。
陈教授重视利用大陆出版的资料是十分有眼光的。研究中共革命，大陆方面的资料肯定是主体，另外80年代后，大陆有关权威机构已陆续编纂许多历史文献资料和研究论著，虽然都有意识形态方面的考量，在资料和史实叙述方面也有所取舍，但基本已杜绝了以往改写、编造历史的现象，所以这些资料经分析、判别后，是完全可以使用的。
然而问题还是有的，由于大陆中共党史研究还存有许多禁忌，历史上许多关键问题的资料至今还未全面公开，所以研究者仍需小心。
1930年代初期江西苏区“肃AB团”事件是一个牵涉到毛泽东个人责任的重大事件，任何严肃的学者在研究中共革命历史时都不应回避这一问题。80年代后，在撇开毛泽东责任的前提下，大陆的党史编纂学对此问题有新解释，但“肃AB团”具体受害者的数目并未正式公布。然而我们知道，在80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期间及80年代中期一段时间内，中共党史学界一度十分活跃，在那个特定的环境里，个别权威机构曾出版了有关中共党史的系列资料集，这些资料集中的一些重要文献以后没有收入到官方正式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和《毛泽东文集》。
在这些被官方文件集舍弃未收的文献中，就有毛泽东对“肃AB团”死亡人数的直接或间接的描述。1930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总前委的一封答辩信》中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4万多余红军中就肃出4400余名“AB团”分子。＇1＇
对于“肃AB团”死亡者的数目，中共党史权威廖盖隆教授在80年代初有过两次讲话。1980年12月10日，廖盖隆引用毛泽东的话：“毛主席说：我们杀了四千五百人，但我们保存了四万红军。”＇2＇1981年9月23日，廖盖隆说，“红一方面军当时在苏区不过三、四万人，前后两次肃反，搞了六千多人，其中一半是杀掉了，就是说，十个红军中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