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刘顺元何许人也？他是80年代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然而，刘顺元在党内的命运却坎坷多舛。1945年秋，八路军出兵东北，刘顺元担任中共旅大党委领导期间，因不满苏军扰民曾提出异议，被苏占领军指名要求调离。彼时中共倚重苏联，刘曾因此受党纪处分。1953年，刘顺元调入江苏，任分管农业的书记，并曾担任过江苏省委常务书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后，刘顺元对浮夸风多有尖锐抨击，他曾公开批评时下尽多“三六九干部”和“风马牛”干部。“三六九”者，指嘴上高唱“三面红旗”、“六亿人民”、“九个指头”（即成绩为九个指头，缺点为一个指头，此为毛泽东所创的名言）；“风马牛”者，指顺风转舵、溜须拍马也。刘顺元这番切中时弊的“名言”不胫而走，竟传到毛泽东那里。毛在打倒彭、黄、张、周后，一不做，二不休，正待将所有敢于表示异议的干部一网收尽，于是，刘顺元成了撞上枪口的靶子。
1959年10月后，江渭清与省长惠浴宇接到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传来毛泽东的指示，其意是江苏还有一个“老右倾”刘顺元。究竟如何处理钦定的“老右倾”刘顺元，现在真正成为江渭清最棘手的难题。
中共党内在1949年后，毛的指示对于全党是绝对律令，凡被毛钦定为“坏人”的干部，在经过一定的组织程序后，重则削籍入狱，轻则贬谪基层，除此之外，似乎再难有甚么其它的结局。反右倾运动期间，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就因解散了一批农村公社食堂，引致毛震怒，而被当地领导人打成“反革命”投入监狱。
考验江渭清与惠浴宇道德良知的关键时刻已经到来。据惠浴宇回忆（在《江渭清回忆录》中对下述细节略去），为了商讨如何应对来自毛泽东的直接压力，江渭清与惠浴宇相约，在南京巿郊的高级招待所中山陵五号的草坪上，“搬两把藤椅，避开闲人，从早晨直谈到暮色苍茫。”在“全党上下噤若寒蝉”（惠浴宇语）的大气候下，江苏省两位主要领导的意见完全一致：向柯庆施求援，全力保护刘顺元。经过江渭清的力保，柯庆施默认了江渭清的要求。此时已是1960年后，大灾荒已成为明摆的现实，毛泽东似乎已无兴致再抓“右倾分子”，刘顺元一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江渭清在50年代后期两次为了保护部属顶住来自于毛泽东的巨大压力，事后仍然做他的省委第一书记，除了毛泽东对他一直保有基本信任外，还在于江渭清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始终严格遵循北京的路线。1959年庐山会议后，江苏省有个别地区自发实行包产到户，江渭清一发现，便立即予以禁止。1959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曾向全党批转江苏省委《关于立即纠正把全部农活包到户和包产到户的通知》（《江渭清回忆录》对此略去不提）。故而，即使江渭清少抓一些右派、右倾分子，也不成其为问题。
江渭清作为一个深谙中共政治生态学的地方大员，在毛时代的政治惊涛骇浪中，逐渐练就一套生存之道。1961…1962年上半年，当“包产到户”之风从江苏邻省安徽刮起后，江渭清按兵不动。1962年夏，安徽省在李葆华主持下，甄别了一批1957年的右派，江渭清还是观望。当毛泽东于1962年8月在北戴河发起反击时，很有资格充当“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左派角色的江渭清，却无意去抢那顶“左派”桂冠。江渭清这种稳健、谨慎的从政性格，使他在1964…1965年新一波的政治风浪中再次站稳了脚跟。
（原载《二十一世纪》一九九八年四月号第四十六期）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大灾荒与四清运动的起源
……………………………………………………………………………………………………………………………………………………………………………………………………………………
近20年来，围绕60年代初大灾荒与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关系已出版了若干论著，但学术界却较少注意四清运动与大灾荒的关系。本文依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其他相关资料，对这一问题作了初步研究，形成的基本看法是：四清运动虽然初兴于1963年，但是早在大灾荒趋于顶点的1961年初，四清的基本概念及其措施已相继出台，毛泽东认定造成大灾荒的主要原因是阶级敌人破坏和民主革命不彻底，并着手部署反击“资本主义复辟”。只是由于1961年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已陷于极度困难，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事实上将毛泽东有关大搞阶级斗争的指示悬置起来，才未使之演变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1962年下半年，经济复苏已成定局，毛泽东重拾一年多前提出的那些概念，并迫使中央核心层接受了他的意见。在毛的全力推动下，1963年春夏之后，四清运动在全国迅速铺开。
一、毛泽东对大灾荒的反应
进入1960年，由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引发的国内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已经全面形成，各地普遍出现粮食紧张、人员外流、浮肿蔓延和“非正常死亡”人数激增等现象。但是对于中央领导层而言，这些并非是1960年产生的新情况，早在一年前若干省份就曾向北京作出汇报。＇1＇现在毛泽东要求全国各级党组织注意解决此类问题，并研究了解决问题的对策。
1960年3月，毛泽东针对粮食紧张的问题作出批示，要求全国一切公社推行“用植物秸、杆、根、叶大制淀粉”。＇2＇毛泽东对“非正常死亡”现象也作出了反应。1960年3月，毛批阅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文件，在山东的文件中有反映该省农村已出现“非正常死亡”的内容。毛批示：“这些问题，各省、市、区都有，如不注意处理，定会脱离群众。”毛指出，用召开六级干部会议的方法处理此类问题较好。＇3＇同月，北京对甘肃通渭事件作出正式判断——自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通渭、陇西、和政三县出现大量饿死人现象，中央批转甘肃省委解决通渭问题的意见称：造成事件的原因是机会主义分子与反革命分子搞在一起，“从县到基层都混进一批反、坏分子，干部队伍不纯是发生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4＇在此前后，中央也向全国通报了宁夏自治区党委处理中宁事件的意见，认为1959年冬到1960年春发生的中宁县“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宁民主革命不彻底，建党根子不正，党组织严重不纯”。＇5＇
面对粮食紧张和“非正常死亡”等现象，毛泽东的态度是“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份的”。＇6＇他要求解决某些缺点和错误，然而毛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召开六级干部会议一类，并不能真正舒缓农村的紧张情况，因为这些会议的主题是贯彻中央反右倾、鼓干劲的精神，诸如坚持社会主义阵地公共食堂等，在“继续跃进”的形势下根本无从解决饿死人的问题。
但是在毛泽东看来，所有这类消极现象都是前进中的暂时困难，不应妨碍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在毛的全力推动下，1960年1月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三年完成《农业发展纲要40条》，五年赶上英国，同时着手部署在城市大办人民公社。到了3月，杭州会议更号召：实现“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紧接着，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兴办起人民公社。
在全国经济正急剧恶化的形势下，毛泽东的乐观态度客观上助长了省一级领导的新一轮浮夸风。1960年3月，由张平化任第一书记的湖南省委向毛和中央报告：该省群众的福利和健康普遍较好。＇7＇在由舒同任第一书记的山东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虽然也承认该省存在水肿、饿死人现象，但却把坏事当作好事汇报，这就是即便有缺点，也是在正确路线上，报告认为全省“当前形势无限好”。＇8＇由吴芝圃任第一书记的河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则强调该省如何“深入学习毛著，系统总结大跃进丰富经验”，以及如何提高领导水平云云。＇9＇吴芝圃向毛报喜讯：河南全省人口99％已入食堂，办得好的的食堂占总数66％。吴芝圃且声称该省创造的三级书记进食堂搞“试验田”的措施，巩固了社会主义的食堂阵地。毛对河南报告大为赞赏，称其“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和科学性的文件”，＇10＇并表扬三级书记搞食堂“试验田”：“这些办法极好”。＇11＇1960年上半年，贵州已出现严重的饿死人现象，由周林任第一书记的贵州省委却向毛汇报：全省食堂办得好和比较好的占总数80％。毛又予以赞扬，说贵州的经验“是一个科学的总结”。＇12＇
几个大跃进红旗省大办食堂的先进经验使毛泽东大为振奋，他甚至将黑龙江省的经验写成通俗易记的四言诗，诗云：“加强领导，全民食堂，猪菜丰富，计划用粮，指标到户，粮食到堂，以人定量，凭票吃粮……”。＇13＇毛强调食堂问题“极端重要”，表扬豫、湘、川、云、贵、沪、皖等省市做的最好，要求全国学贵州，学河南，“一律照此办理”。＇14＇
各地的这类浮夸报告是否对毛泽东构成“误导”？笔者认为即使有些影响，也不大，因为毛可以通过各种信息渠道了解全部情况。重要的是，他需要这类报告和经验总结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毛的这种态度对各地影响甚巨，各省纷纷报来缺点、错误已被克服或战胜的消息。由王任重任第一书记的湖北省浮肿和饿死人现象极为严重。1960年3月，黄冈浮肿人数5万，却宣布一周后即扑灭水肿1万。襄阳竹山县有5500人浮肿，一周后传出消息，大部分已被“扑灭”，只剩80人。＇15＇
1960年4月以后，毛泽东在继续鼓动跃进的同时，对狂热的宣传已略有不安。4月28日，毛在一份批示中提到：在宣传报道方面，“要善于藏一手”，“防止发生不切实际的浮夸风”。＇16＇毛的这个批示只是提到宣传降温的问题，并不涉及已大量出现的“非正常死亡”。
1960年6月，毛泽东似乎开始觉察到，或者是真正愿意面对农村的严重问题，起因是陶铸的一份报告。陶铸认为，解决农村问题的方法是开展一场“三反运动”，即反官僚主义、铺张浪费和形式主义。具体内容为纠正基层干部的违法乱纪、强迫命令一类错误。应该指出，干部违法乱纪确实是造成农村严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这些都是干部在执行上级各种命令的情况下干的，犯下这类错误的干部基本上都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积极分子，仅几个月前，这些基层干部还因有力地执行了上级指示而被表扬和重用。现在领导却将自己责任遮去，而让基层干部“背黑锅”。尽管陶铸未尝不明白造成农村危机的真正原因是政策错误，但他的报告丝毫不敢涉及这个问题。
陶铸提供的广东三反经验将打击矛头针对社队基层干部，其主题与方法和几年后的四清极为相似：运动的对象是农村基层干部；运动的重点是清理帐目、干部退赔；斗争的指导思想是以党的阶级路线来开展三反，即清除出身地富的“成份不好”的干部；打击范围掌握在3％之内；通过运动，最后促使干部参加劳动。＇17＇
陶铸的报告既不涉及修正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