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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起义一举成功的可能性似乎很大。周思来组织了二万人的部队支援这次起义，而忠于政府的军队只有一万人。
但是对革命者来说，没有一件事是轻而易举的。这时，莫斯科共产国际的一位二十九岁的新代表刚刚抵达中国。他叫罗明纳兹，格鲁吉亚人，颇受斯大林的赏识。罗明纳兹对中国一无所知，可是斯大林却认为可以依靠他执行命令。他也确实带来了一项命令，这是斯大林的亲口信，断然下令停止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罗明纳兹宣布，如果坚持举行起义，共产国际将不允许它的顾问参加，（那时还有几名顾问隐藏在中国），也不允许把共产国际的资金用于这一行动。
这项命令是在行动开始前二十四小时下达给周恩来的，他断然拒绝执行这个命令，决定继续准备起义。
起义进行得非常顺利。那天天气晴朗。八月的南昌，天气炎热，无雨。他们把大金鱼缸倒空，里面装上开水送到干渴的队伍。士兵们都在院里露宿，那时的南昌是一个只有十二万人口的省会。到一九八四年，它已经是拥有一百多万人口的纷乱的大都市了。
天亮之前，城市被起义军攻占。国民党伤亡约八千人，共产党损失极小。不知道周恩来当初是否打算守住南昌，不过，南昌实际上是守不住的，因为第二方面军司令张发奎将军立即派兵进逼南昌，而起义者们还指望张发奎支持他们，即使不支持如果能保持中立也好。
三天之后，共产党人撤出南昌开始南下。到八月六日，南昌又回到了国民党手里。一起南下的朱德安慰部队说：“这就象一九零五年的俄国一样。”他指的是一九零五年俄国那次未遂的起义，列宁把这次起义称为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预演”。 ‘
不管其军事结局如何，南昌在中国革命中已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把一群杰出的人物聚集到一起，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周恩来、朱德、陈毅、贺龙、刘伯承、叶挺、林彪、肖克和聂荣臻——都成了领导人物。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著名的“十大元帅”中有好几位都出自这些人。为纪念南昌起义，八月一日在中国被定为红军建军日。
中国没有一个省份象遥远的江西那样聚集过如此众多的共产党人。江西多山，一条大河——赣江从南向北纵贯全省，然后流往鄱阳湖，汇入长江。
江西地方偏远，赣南很多地区十分贫穷，当局很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这块山峦起伏的土地上，这里没有公路（到三十年代中国大部分地区还是如此），只有山间小径，人们把东西背在背上，人和马、骡成单线尾随而行。山路太窄了，连大车都难以通过。于是，江西成了造反者的避难所。赣江是江西的大交通干线，也是唯一的商业动脉。这里没有铁路。全省充斥着文盲、疾病、贫穷和愚昧。（江西省人口一九四三年是一千三百七十六万一千人，一九八零年增至三千三百一十万）。
毛泽东没有参加南昌起义，按照中央委员会的命令，他正忙于秋收起义的准备工作，这是一次以攻占长沙为目标的农村起义。毛出生于离长沙不远的韶山的一个富裕中农家庭。他早期的很多革命活动都是在长沙进行的。他熟悉农村，在那里他创造了自己的革命哲学——充分了解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哲学。这些使他常常和那些比较因循守旧的共产党领导人，特别是由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说教者和由苏联训练、受苏联的熏陶的一群中国年轻人发生争执，他们中很多人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毕业生，先是受卡尔。拉狄克和尼古拉·布哈林的影响，后来又受一位非常年轻但又极为固执的苏联人巴甫尔·米夫的影响。米夫对中国一窍不通，不久前还在乌克兰做党的工作，二十六岁就成了斯大林在中国事务上的重要代理人。
毛泽东于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发动秋收起义，，使用一面他自己设计的旗帜——一颗红星中间有一柄锤子和一把镰刀。，起义结束了，九月十九日，毛泽东率领所剩的约一千人来到通往井冈山途中的文家市村。在文家市，他站在里仁学校泥泞的操场里临时搭起的讲台上高声问他的部下：“我们有没有胆量把革命进行下去？”人们答道：“有 ！”
井冈山是峻峭的岩层露头组成的山脉，海拔四千至五千英尺，是毛泽东的家乡湖南与江西的分界线。在中国，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偏僻了。井冈山位于两省交界处，向两边伸展，没有道路，森林茂密。千百年来，这里是亡命之徒出没的地方。没有任何一届政府认真地调查过井冈山一带的情况。
毛泽东了解井冈山，井冈山正好符合他当时的需要——在这里，可以聚集力量，可以检验他酝酿中的暴力革命理论，还可以用共产主义的实践来教育农民；用湖南人的话说，毛泽东是个“上通天文，下知地理”的人，也就是说，他通晓长沙地区的情况。井冈山这个名字对他并不陌生。政府鞭长莫及，整个地区由王、袁两股土匪控制着。袁自称大刀会，在茅坪周围活动，王的领地在山上。
近来，毛泽东听说王、袁表现出某些有觉悟的迹象。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他们允许一支共产党部队通过他们的领地到上海去参加北伐。一九二七年一月，他们参加攻打永新县城，帮助解救了关在永新监狱的共产党员。假如毛能把王、袁这些人争取过来，他们可以成为一支可观的力量。但如他们反对，准会使毛泽东在井冈山站不住脚。
上井冈山是一场冒险——这里没有道路，田地荒芜，没有工业，山上没有学校，也没有什么地主的财产可以没收来补给毛泽东的队伍。井冈山充斥着迷信。人们相信鬼神和中国的所谓风水术，在他们看来，风水先生可以预卜男女是否可以结婚，可以使妇女生子，可以测定房屋和水井的最佳位置，能治愈疾病，还能用符咒迷惑敌人或对手。很少有人冒险进山。也没有人出山。这里对外界一无所知，一支国民党部队竟在这里悬赏捉拿一个名叫苏维埃的共产党领导人。而苏维埃是俄文 Soviet（代表会议）一词的中文译音。
县城里有两三个中医，用中草药治病行医。没有报纸，也没看书店。各种罪恶——奴役、压迫、卖淫、梅毒、高利贷——在旧中国的一切落后现象在井冈山应有尽有。山上居住着很多结有世仇的家族，他们的仇恨是多少年流传下来的，有些甚至搞不清起源于何时了。
后来，一些在苏联培养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就开创井冈山根据地问题批评毛泽东；他们指责他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原理，说他没有依靠无产阶级，即城市工人阶级，说他应当攻打大城市，而不应当从他们叫作没落分子的土匪、乞丐、妓女、被遗弃的社会渣滓中拉队伍。他们说毛与土匪头子差不多，说他信奉的是枪杆子而不是《资本论》。
其实，早在到达井冈山之前，毛已经受过批评和处分。（他过去受过批评，将来还要受批评。）理由是秋收起义失败了！因为他没有攻打长沙！他因而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免除了在湖南省委的职务。这个消息过了几个月才传人荒凉的井冈山。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他作出上井冈山的决心。井冈山酷似《水浒传》里那些绿林好汉的巢穴，毛泽东正是一辈子颇喜欢看这本中国古典小说的。
毛泽东要实现理想的任务绝非易事。但困难和危险对他并不陌生。仅仅在几个星期之前，他在为秋收起义招兵买马时还被民团逮捕过。士兵们拿走了他的鞋子（作为战利品，而且说是把他的鞋子拿走之后，将来他的鬼魂就不能追赶他们了），把他押到司令部去枪毙。后来他回忆说，他向另一个犯人借了几块银元，想用来买通押解者逃跑，结果没有成功。但后来他还是设法在路上逃掉了，他在丛林里一直躲到天黑。第二天，他用借来的钱买了新鞋、一把雨伞和吃的东西，逃到了安全地带。韩素音听说，甚至在他初上井冈山时，他部下的一些军官还密谋要杀害他哩。
井冈山地区并不都很险峻。毛泽东也没有（象我一直想象的那样）爬上高耸的山顶，然后象沃尔特·司各脱爵士描写的高地头领那样建寨扎营。整个地区大约有一千二百平方英里，六十多英里长，二十英里宽，全部或部分囊括了六个县，人口约九十万。
一共有五个不小的镇子，还有大约十二个小村子。山顶高度和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战地钟声》一书中的马德雷山脉差不多。毛在山顶修筑了一个堡垒，周围有五个哨口。每个哨口都有石头砌的枪眼和石头掩体，各面安放着几挺重机枪和三门追击炮，其中只有一门可以打响。三条陡峭山路通向供哨兵使用的石头小掩体。顶峰几乎是无法攻占的
毛泽东对高山下的镇子很感兴趣，在这里，他建立了司令部，和部下们忙于组织地方苏维埃，宣传共产主义，招兵买马，扩大根据地，但是，他首先必须和土匪们搞好关系。袁文才、王佐一伙活动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一九二一年。还有一些土匪的历史更长，人们都记不得他们到底存在多久了。每一股土匪都有二三百人，五六十支步枪。毛泽东先从袁文才人手。从理论上讲，袁文才这时早已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了。但他处处提防着毛。和这偏僻地方所有的人一样，他对陌生人怀着戒心。开始只要一提起毛泽东，人们就纷纷逃跑。但是，出于好奇心并看到这支队伍的行为规矩，人们又开始返回自己的住地。毛泽东的头发又长又乱，与其说是中国人，不如说更象个莫霍克族人。他常和人们拉家常，和农民们处得很好。他会走到一个男人面前，问：“你叫什么名字，大哥？”或者对一位妇女说：“大嫂，怎么称呼你”人们的恐惧感很快就消失了。但袁文才还是很谨慎，他担心：毛泽东大概想消灭他，然后吞并他的队伍，
一九二七年十月六日，毛泽东在茅坪附近的大仓村和袁文才会面；毛解释说，他是共产党，他的部队在那里不是要干涉袁的 活动而是要和人民一起改善他们的命运。他的军队不是国民党军队，不会压迫老百姓。袁终于同意支持毛——但是要有个代价。
毛给了他一百支步枪。袁付给毛一些银元，并且同意在毛的司令部所在地茅坪的原攀龙书院的房子里建—所小医院。
茅坪是一个环境宜人的山麓小镇，有一百多户人家，大约七百人。毛找到一所漂亮的带院子的老房子作为自己的住处。这个院子就是谢家祠堂（茅坪几乎所有的人都姓谢），房子的顶层是一个很少见的八角形小楼，毛把它当做书房。星转月移，他在这里写出了两本小册子：《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这是他第一次阐述关于使用武装力量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理论。
王佐就比较难对付了。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荆竹山停留并会见了王佐的一些人。王同意第二天在靠近山顶的大井村和毛见面。井冈山由山上的“五井”而得名。五个村子象九子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