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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时期，康熙皇帝平定了葛尔丹叛乱之后，内蒙、外蒙实现了统一，并建立了盟旗制度，大漠南北成为统一的有机体，时局的稳定为牧业、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生产的恢复、商路的畅通，使得蒙古草原和内地的物资交流也日渐兴旺起来。到了雍正九年，清廷根据《恰克图条约》的有关条款，允许俄国商人可以从恰克图入境，这样，俄国就在恰克图建立了他们的贸易市场，而中国也在其对面兴建了自己的交易场所。从此以后，俄国的商队不再由尼布楚经黑龙江绕道进入北京，可以由此经绥远、张家口直接到达北京进行贸易往来。
到北京来的俄国商队，大都是和蒙古的商队一道结伴前往北京，在外馆（按现在的叫法是专门接待俄国商人和留学人员的招待所）地区下榻，这个地方地处城北郊区，卸货、上路都很方便，所以一些专做蒙古买卖、俄国买卖的内地商人，也开始在外馆附近的地方开起了自己的店铺，老北京习惯把这些商号叫做“做蒙古买卖的”。
在这些“做蒙古买卖的”之中，最大商号就是“大盛魁”。大盛魁的总店在绥远，分号非常多，几乎在内外蒙各地都有设立，大盛魁的商路从北京安定门外的外馆开始，中途经过张家口、绥远、包头、二连浩特、库伦，直到中俄边境的中国买卖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以绥远为核心，辐射南北、连贯中俄的庞大根系，按现在的说法叫“贸易网络”。
跑蒙古买卖，只要中途不遇到抢劫，那是有利可图的生意，蒙货只要运到张家口，南货只要运到绥远，立刻就能换成白花花的银子，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保障运输过程中的安全。蒙古道上的保安措施和内地商路上“走镖”相比，是截然不同的的方式。因为马贼呼啸草原之上，匪股繁多，行动迅捷骠悍，不但不扎寨据守，而且又不划分“盘子”（地盘），根本无法和他们交朋友。雄踞塞上、垄断口外货的“大盛魁”，为了保障自己的商业利益，根据蒙古地区的特殊性，建立了一套特殊的保安措施，所以“大盛魁”虽是货栈，却也起到了镖局的作用，可称为蒙古道上的镖局。“大盛魁”的具体保安措施是以官压匪、联官抗匪、武装商人、结队运输。这种独特的形式，开辟了镖局史上的新天地，其规模之大，方法之多，形式多变的特点，实属罕见。
单从大盛魁镖师的地位，我们就能窥知其势力之大，当时大盛魁对“跑外的”镖师都捐有候补官的虚衔，小跑外的捐上个八品县丞（相当于现在的副县长），大跑外的甚至捐到候补知府、候补道台（相当于现在的候补市委书记、市长）。也有捐内阁中书、主事等京官虚衔的（这就相当于现在各部委的部长副部长什么的官衔）。
“大盛魁”凭借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厚结绥远地区的军政官员，结交的方法不是送礼，而是拉诸位大人做蒙古买卖，刚开始是“大盛魁”给他们搞捎、帮、带，让他们尝些甜头，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大人们的代理人，当官的大多不会经商，不懂得资金在周转中的妙用。“大盛魁”利用他们的银子做买卖，资金周转了三圈时，只告诉周转了一圈，官僚只关心这趟买卖赚了多少钱，不关心这笔银子做了几趟买卖。大人的鸡（银子）生了三个蛋，只挑一个大的送给他就行了。
在马匪嚣张、人烟稀少的草原上长途贩运，一般商号的做法是化整为零，分散上路，即便是和马匪相遇，损失也只是一部分，最忌大队行进，一旦碰上了马匪就会倾家荡产。“大盛魁”的做法是反众人之道而行之。分头出城，上路后就汇齐成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向前进发。分头出发的原因是怕上路前就被马匪派在城中“卧底的”侦知，所以上路前尽量缩小目标，进入不安全地带后再汇聚起来，此时已是人众枪多，小股马匪们见商队阵容颇为强大，不下百八十的人枪，也就不敢下手了。或是有巡防营护送的大型商队，在这种情况下，大股马匪也就只好望洋兴叹了。
“大盛魁”虽然是个货栈，但在保障蒙古草原商路通畅的作用上，确是发挥了镖局的功效，只不过是方式和内地镖局不同罢了，它采取了一体化的原则，商队之中的“杆子手”虽然不多，可是人人能持枪上阵，人众枪多，声势夺匪。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千米之外谁都能看到谁的活动。一般马匪是不敢与“大盛魁”较量的。
总之，“大盛魁”镖局、商贸、外馆综合经营的方法，其范围已经超出了保镖的业务，贯穿到金融、商业等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他们利用高官大人的钱和商人的押金，进行周转的做法，可以说是开辟了“融资”的先河，既为自己和投资者赢得了利益，也为经济的繁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更为后人在商业领域的融资，合理利用资金经商，加快货币流动周转开拓了思路，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研究价值。本书来自免费txt小说下载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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