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咒诅过那批发国难财享国难福的家伙们，和今日一比，那批家伙的生活却又是小巫见大巫了。重庆正走向麻痹，糜烂。
重庆已有人满之患。由歌乐山、新桥、新开寺、林园、山洞、小龙坎、化龙桥、一直到市区上清寺，大小别墅式的房屋，在山林间，在公路边，毗连地赶修起来。战事稍形稳住一点，大家便把这儿视为固若金汤的堡垒或是世外桃源，房地价、银元券（金元券已经不用）便一起涨，忽有前线不利消息传来，大家又把这儿视为朝不保夕的危城，于是有钱的人争相飞往香港、菲律宾、马来亚、日本，甚至美国——房地价落了，银元券也跌了，美钞、黄金猛涨，谣言满天飞扬——人心苦闷，需要刺激：将要离开重庆的人以“临别纪念”的心情，大玩特玩；决心不走却又知道共产党来了一切都得光的人，抱定“早光也是光，晚光也是光，不如痛快地现在光”的心态，也大玩特玩——因而，重庆更麻痹，更糜烂了。
美庄的父亲对大局却很抱乐观。他一再告诉我：四川是宝地，是福地，要我放心大胆地住下去。虽然，他并没有直言反对美庄跟我去台湾；可是，我看得出他是不会赞成的，因为他本身不想离开重庆，同时又多次劝我留在重庆。
美庄似乎也不明了他父亲不肯出川的原因何在？举家去台湾，去香港，继续在那边过舒服的生活，他都有足够的力量；否则共产党来了，要讲清算斗争，郑总司令不是数一、也是数二的对象。军阀之外，“地主”、“富豪”、“反动”，任何一条罪名，都会使他“扫地出门”甚而不能保存生命。然而，他不肯走。
美庄希望她母亲跟我们同走，我立刻高兴地同意。美庄的母亲，我也有奉养的义务。可是郑夫人自己不肯走。她的理由很单纯：“总司令走，我就走；单叫我走，我绝不肯白白便宜了黄山上那两个不要脸的烂女人，她们倒早就想把我请走哟！”
美庄显然陷在困惑中。不过我看得出：她跟随我走的意念正在逐日增加。可是，一天，她又突然告诉我：
“我看，我们还是一起留在四川吧！最近大家都讲台湾危险，连父亲都讲果真大局再形恶转，台湾绝对要比重庆被共产党更早先占领。我们留在四川还可以往西康、云南退，康滇的省主席和将领们都是父亲的莫逆好友，到他们那儿跟在自己家一样；如果我们跑到台湾，一旦共军登陆，我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岂非只有跳海一途——”
我当然对美庄的论调表示异议。感谢天，事实为我的辩论做了最有力的左证：
十月下旬，在台湾的门户金门古宁头登陆的共军，全部覆没，死亡万余，被俘七千！紧接着十一月初，在舟山群岛登步岛登陆的大批共军，遭遇到同样命！国军在金门、登步两次大捷，使台湾突然放射出万丈光芒！
“算你这次没有替台湾瞎吹牛。”美庄笑嘻嘻地对我说，“不过，你如果能够耐心地等在四川，看我们四川队伍打共产党的好戏，保险比台湾的中央军打共产党更出色哟！这几天，我看父亲特别兴奋，特别忙，散驻在四川各地的将领，都纷纷赶来重庆跟父亲密商大计，连我那在川北带兵的大哥昨天也回来了。看情形，父亲这次要在保乡卫民反共救国大业上，大大地表现一下了。父亲虽然不是现任川军统帅，可是那些四川将领大多数都是他的旧部下，他如发号施令，保险三军会个个当先——”
十一月十日，一条意外的坏消息刊于报端：中国航空公司与中央航空公司的总经理刘敬宜、陈卓林率领该二公司全部留在香港的飞机，飞往北平投共！这两个叛徒所造成的损失，并不仅是那些架值钱的飞机，而是使自由区域的空中交通骤形停摆，迫使巨大数目的忠贞人士与宝贵物资无法飞往台湾。
重庆顿时呈现出恐慌。必要时上天飞走的最后一计，势成泡影。民航空队的飞机成了唯一的空中宠儿与人间救星；可是，他们的飞机数量太少了。用各种方法抢搭飞机的花样，开始在重庆上演，那白热化的镜头，比我在天津看到听到的更为唬人。
湖北、贵州的战事在失利中，共军已以钳形攻势自鄂黔两省伸向重庆。
如果郑总司令肯出面，美庄和我二人的飞机票，拿到手是无问题的。可是，他不肯管这件事。飞机票已越过了巨额金钱可以自黑市获得的阶段，非依赖权势无法解决了。这也难怪，在这最后关头，政府控制的飞机当然要尽先载重要官员与显赫人物。靠我自己，乱世中的一个新闻记者，实在无法获得两个机位。
我想，也许重庆还能支撑几个月；我只好静心地等候下去。可是，进入川境的共军，看来根本未曾遇见任何抵抗，没有几天功夫，就逼进了重庆外围。
郑总司令确如美庄所说的，仍在忙于和一些将领们密商大计；可是我终于惊愕万分地发现并证实了：他们并非密商如何抵抗共军，而是密商如何靠拢“立功”！
十一月廿八日的下午，整个重庆的市街陷入混乱，到处塞满搬东西的卡车、小汽车，和行人。我跑到若干机关打听消息，每处都是人去楼空，只有一、二人员在那儿焚烧文件档案。显然政府正在紧急撒退。南岸来人谈起：共军先头部队已迫近南温泉。我不能再等，我要美庄即刻与我起程前往成都。
“我正要跟你讲，父亲今天中午郑重告诉我：不要我，也不要你走了，”美庄这么对我说，“父亲在‘解放’后的四川将出山担任要职！”
“甚么？甚么？”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暴跳如雷，大声吼叫，可是我立刻冷静地镇定下来，我知道我发天大的怒火，丝毫与事无补，反会对自己和美庄的出走有害。
“父亲还特别跟我讲，说你是‘中央派’，又是激烈反共份子，如果你一定坚持要去台湾，他希望你今天晚上就动身走；不过他又说，假如你不走，他可以负责保证你的安全，并且还要借重你，协助他未来的事业！”美庄说着说着，泪水涌上眼眶，“醒亚，你到底准备怎么样？你能不能答应不走？我不能放你走——”
我极端痛苦，极端凄惨地，摇摇头。
“我知道，你不会留下来的，” 美庄拉住我的双手，她的手异常冰冷，“台湾有你的表姊，有你的贺大哥，也许，也许还有你的唐——”说着，说着，美庄伏着在我的肩头痛哭起来。
我从未看到过她如此悲伤，如此辛酸，又如此驯良地哭泣不止。我拥她入怀，告诉她唐琪根本在天津没有出来，然后，哀求她必须跟我一路到台湾去。
郑总司令这一夜，一直没有回家，后来我得知他是和几个将领躲在市郊，草拟他们的投靠宣言。我几乎费了一整夜的口舌，总算把美庄说服，天朦胧亮的时候，美庄和我悄悄地，搭乘属于美庄的那一部“克赖斯勒” 座车，驶进渝蓉道上数达四、五千辆卡车、座车的长流中，往成都进发。
八十
由重庆到成都，四百五十公里的路程，小座车一日半即可到达；可是，我们一走，走了整整五天。
我们沿途还越过了不少车辆，然而整个公路多处都被塞得水泄不通，一部车子抛锚，一大串车子都得跟着熄火，军车、商车，纠纷时起，我们想找一个空隙超车，非常不易。有的人不愿久候修理抛锚的座车，便把自己的座车推翻到公路两边的田野或溪流里，改搭别人的车子前进，并为后面的车队让路。好在美庄的“克赖斯勒”机件良好，那位司机的技术也异常熟练，五日路程，一直没有发生故障。
离开重庆的第二天——十一月卅日，重庆已告沦陷的消息，传到了公路上。如果共军立即沿成渝公路北上，我们这一长串笨拙缓进的车队，势将全部被俘。最令人提心吊胆的，是在内江等船汽车过江，因为车子太多一等竟等了两天，前有大江，后有追兵的滋味，我们这批人，可说尝了个够。
十二月三日，我和美庄安抵成都。五天以来，我们一直在车上合衣而卧。美庄高叫着：“头昏、腰酸、腿疼，百病齐发！”我和司机两位男士也大有同感。我们本想在城内洗个热水澡，舒适地睡一夜；可是，看到成都的混乱情形正不亚于重庆沦陷前夕，我们饱吃了一顿“毛肚开堂”后，便直驶八十里外的新津机场。
一千以上的人正在新津机场等候飞机。
飞机不晓得甚么时候来，也不晓得甚么时候走。不过每天都来，每天都走。想搭机赴台的人，一分一秒都不能离开机场。只有天黑以后，始敢各自散去，找地方过夜。
机场内房屋极少，办公室内又不能睡觉，这上千的人便把机场周围的旅社、小店、与民房统统住满。
第一天，我们就赶上了倾盆大雨。
以后，小雨不停，一直下了六天六夜。
每天只有少数的人，在大家羡慕、妒嫉的目光中，搭机离去；却有成百成百的人继续自城内涌来机场。未出三日，候机人超出了两千。晚来者，没有房子可住，夜里只好就睡在机场空地上任凭风吹雨打。搭乘自用小座车来的，也有好多位，他们在侥幸获得机位后，便将车子拍卖，最高价可卖到银元五十元，后走的人买到手中可以暂且充做数日躲避风雨的“旅店”。
美庄幸好在第一天就找到了一间“高等”住宿的地方！那是一家茶棚主人的茅草房，美庄和茶棚的老板娘同居一室，我和老板、司机三人，睡汽车。茶棚下面，每晚也都睡满了人。这家老板心地相当厚道，他的茶水与大饼，一直没有涨价。
在茶棚的难友中，不乏知名之士与流亡的高级官员。最惨的是一位学问道德久为国人共仰的国民大会代表，他每晚睡在茶棚的右端一个角落，没有铺盖，身上是大衣，身下是稻草，一条黄狗整天到晚向他不带善意地吠叫，难友们感慨地说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后来经老板娘说明，大伙方才知道：那个角落的稻草堆原本是那条黄狗每天睡觉的地方，如今被人占去，难怪牠要抗议地吠叫不止了——大家一时啼笑皆非，那位代表先生只好幽默地拉过那条狗来，温存地抚了半天牠的头，并且抱歉地说：
“对不起呀，朋友——”
到达新津的第五天，美庄先行搭机飞台。
在这五天内，我们两人发挥了人类忍耐、抑制的最高极限。美庄吃了从未吃过的苦，发了从未发过的怒，也表现了从未表现过的爱。她时而破口大骂诅咒我要她跑到成都受这种“死不了活不成”的罪，又时而歉疚地请我宽恕她的暴躁，后悔不该不早日由重庆随我同去广州转往台湾。她时而指责自己父亲投靠的不义，又时而抱怨自己离家的不智。她时而恨我入骨，又时而爱我如命。她时而想返转重庆或回成都城内坐等“解放”，又时而对共产党感到极端的恐怖，一再对我喊叫她绝对不能忍受“铁幕”的统治。我知道，她矛盾极了，也痛苦极了！我一再警告自己，无论如何，我不能再有一点刺激美庄，我不能跟美庄再发生一点争吵，我对她的抛弃双亲随我出走，心中充满了感激，我对她给予我的爱与信赖，没有任何途径答报，唯有负起全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