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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归正传，你是我们的老同学，又是我们的“领袖”，不能不管我们的事。所以我犹豫了好多天，终于决定给你写信，请你设法打听醒亚的消息。我多盼望他已事先或事后逃出天津，那么他一定会到南京去的，因为南京有他的报社总社，说到这里，我又忍不住伤心发牢骚了，他一直爱报社甚于爱我，我知道他如果逃出天津，他必去南京找他的报社，而不来重庆找他的未婚妻——
最低领袖，请快告诉我醒亚的消息！快，快，快，用航空快信双挂号告诉我，或是加急电报告诉我！我向你敬礼！
美庄
最低领袖给美庄拍了加急电报。我全然相信，也感念美庄对我真切的关怀，我还在思考如何也写一封长信寄给美庄时，美庄迅速地先寄信给我了。那信，充满嗔怨与责怪，也充满热情与恩爱。
最低领袖已经听我把美庄上次在天津与我争吵的原原本本，以及我与唐琪相识的始末详叙一遍，他表示非常钦佩唐琪，同时他也为美庄辩护，认为美庄态度虽然不好，但仍系出于一片痴爱我的心理。最低领袖从未见过唐琪一面，与美庄却有三年同学之谊，他似乎有点偏袒美庄，这是极自然的。
我和美庄开始通信，信中双方都绝口不谈唐琪；可是，我不敢担保唐琪的影子已全部在美庄心中消逝，而我，我简直无法使自己片刻不想到唐琪。唐琪本来是可以到上海的，为了我，她宁愿把自己关进铁幕，今天我能和美庄自由地通信，都是唐琪所赐予。尽管唐琪一再要我跟美庄相爱，跟美庄结婚；然而我却感觉我果真那么做，便越发对唐琪不起。然而，我不那么做，除了白白伤害美庄外，又有甚么特别对得起唐琪呢？
我不再爱美庄也救不出来唐琪了。我不再爱美庄也不能补好唐琪心灵上受过的太多太大的创伤了。而唐琪口口声声要我去爱美庄，并非花言巧语，她不是口是心非的人，她的处处为我设想，为我牺牲，都是来自无比的真。渐渐地，我觉得，我不能再做一件违背唐琪的意志的事。渐渐地，我觉得，为了听从唐琪的话，我也得继续爱美庄。
美庄来信约我去重庆，最低领袖催促我去重庆，连在青岛的表姊和我通信时也赞成我去重庆。我不能马上去重庆，因为我刚刚担任报社主笔工作，文章还没有写几篇，就要请假，甚至借薪离京入川，实在对不起报社和厚爱我的总社长；紧接着，报社准备迁往广州出版，我被指派兼任一部分照料工作，更不好推卸责任一走了之。
最低领袖在四月初把他的杂志社迁往上海。我跟报社最后一批撤退的员工，在行车时间已形大乱的下关车站等了三天三夜，始于四月二十日抢搭上一列火车。车行半途，一部分乘客被赶下来，改载军队，我们庆幸被留在车上，得以安抵上海。
在我离开南京的前几天，心情恶劣异常；可是却有一桩喜讯到来——贺大哥自青岛来信，原来他经过数月的东躲西藏，终于冒险化装逃出，沿津浦线到济南，转胶济路，抵达青岛，并且找到了表姊和表姊丈。在信中他报导了许多天津沦陷后的新闻，共产党不外仍是那一套清算、斗争、杀人、洗脑、血腥恐怖统治。另外他特别告诉我四件事：我们的报社已被封闭劫收；唐琪没有消息，听说去了北平；我的姑父全家平安，不过已被赶出那楝小楼，共产党认为姑父一家人没有必要与资格再住那么“大”的洋房；高大爷在各种欢迎共产党的场合很活跃，由于带领共产党接收电信器材有功，仍旧官居电信局处长职位。
我到上海的第二天南京沦陷，第三天太原沦陷，太原城破前夕，忠贞反共的公务员和眷属五百人集体自杀。
到上海的第四天，上海保卫战正式闻始。上海保卫战足足打了一个月，国军捷报频传，共军伤亡惨重，一时人心大为振奋；然而那却是整个大陆关进铁幕之前，国军打的最后一次硬仗了，防守上海的国军有唯一自东北强行撤退下来的一支精锐部队，当保卫台湾的重大使命必须靠它承担时，它只好在数度达到歼敌任务之后，向大上海挥手告别。
五月二十七日国军撤离上海，一周前我和一些报社同事搭轮前往广州。
最低领袖的杂志已不能维持，显然，他很悲观，他痛恨一些政府官员的不肯真正实行三民主义，与痛恨共产党在中国大地疯狂地推行马列主义的程度，几乎已达到同一水平。因此，在他极端失望之下，他几乎决定不再跟随政府到处流亡。他痛心疾首地对我说：
“若说我本人不赤拥护政府，恐怕无人相信；可是你看看，咱们这些官员们到今天还不肯大彻大悟：贪污，低能，怠惰，搞派系，互相倾轧，逃亡变节——这样下去，如何得了？他们居然还开口三民主义闭门三民主义，简直是三民主义的最大叛徒！跟这些人混在一起，我喘不出气来——”
我告诉他：如果我们的政府在遭受过血淋淋的现实教训后，能够减少甚而根除他所指出的这些病症，那仍是值得我们竭爱护的政府。我又告诉他：他和我，还有许多朋友，都必须负起这种善意批判政府、恳促进政府觉悟改革的责任，因此，他必须跟着政府走！
最低领袖终于跟我一块儿到达广州，他的杂志已无力量出版，经我推荐，他到我们广州的报社担任撰述委员。五个月后，广州沦陷，最低领袖没有出来，我无法再强带最低领袖离开广州，因为那时候我正在遥远的重庆。
七十九
我是十月初到重庆的。
去重庆以前，我本决定前往台湾。贺大哥和表姊、表姊丈都在六月间青岛撒退时，随国军登舰，到达台湾。表姊丈已在台北邮局工作，贺大哥在台北一家中学里到一个教师职务，他们来信要我即去台湾，并一再描述台湾风景幽美，民风淳朴，大米特别便宜，生活容易维持，他们又建议我到台湾来做体育教师，或是写写文章卖卖稿子，都可以过得安适。
当我决定赴台，同时也决定了要最低领袖和美庄与我同去。这是我在大陆自由区域里，最亲的两个人了。一个是老同学，一个是老同学又是未婚妻。最低领袖表示愿意跟我同走；可是，在我一连寄出好几封催促美庄速来广州然后偕同赴台的信后，美庄仍旧犹豫不决。她渴盼我去重庆。她信上说：重庆即将恢复到抗战时期的冲要地位，重庆人都正在纷纷议论一旦广州不守，国都势将再度迁来重庆：她又说；台湾弹丸之地，怎能与四川天府之国相比？当初打日本靠四川，今天打共产党少不得还是要靠四川，所以她有一百万个理由要我到重庆去。我再连续发出数信，告诉美庄：今日重庆万难再与抗日时代的陪都相提并论，由于国军精锐多毁于东北、徐蚌两大战场，并且民心涣散，精神崩溃，想靠西南一隅扭转乾坤，实在希望渺茫；此后一切必须从头切实做起，所以复国的基地应是台湾无疑。可借，我这些信，并不能获得美庄的同意。
我开始为难了。去重庆？还是去台湾？最后我决定了：去台湾，然而去台湾之前，先到重庆把美庄说服，带她一块回到广州，再同去台湾。
我的决定，最低领袖完全赞成。表姊、贺大哥来信也表示十分赞成，表姊还为我凑了一部分钱充做往来的旅费。
在飞往重庆的旅途上，我感慨万千。整整十年前，我山太行山下来，渡黄河，经豫陕入川，一路千辛万苦，可是精神极为奋发极为愉快；如今安坐在地球上最快速、最舒适、最神气的交通工具上，二度入川，却是无限忧伤无限辛酸。只有想到将和一别两年的美庄会晤，心头方始泛起阵阵喜悦。
在旅途中，我也想到了唐琪。我不知道现在她在哪儿？反正，我是离她越来越远了。我正在天空自由飞行；而她，却身陷铁幕。“去重庆找美庄！”唐琪曾这么嘱咐我。唐琪爱我，她不忍心我沦入铁幕，所以千方百计救我出走；美庄是我的未婚妻，我如忍心任她沦入铁幕，那，我和唐琪一比，岂不是太卑劣，太可耻了吗？何况，唐琪是牺牲了自己的自由甚或生命来换取我的出走，而我并不需要牺牲甚么，便可以换取美庄的出走——
美庄到珊瑚坝机场接我。她快活地，热情地，欢迎我的来临，彷佛两年前，在我们之间从未发生过那次可怕的争吵。
可是，当我提出要她早日与我同去广州时，找们又不能避免争吵了；不过一开始那是很小的，并不严重的争吵。
没想到广州的噩来得那么快，十月十三日广州沦陷了——我刚刚到重庆一个星期。
在这一周内，美庄大尽地主之谊，招待我吃最好的馆子，喝最陈的茅台和大曲，到最豪华的舞厅跳舞，逛南北温泉，还特别到沙坪坝校园和嘉陵江畔追觅我们的旧梦。美庄已学会了驾驶汽车，她自己拥有一部一九四九年“克赖斯勒”座车，她得意万分对我讲：
“我这部‘克赖斯勒’比你大参议员在天津的那座‘道济’还名贵一等哟，不过比起父亲现在坐的那部‘林肯’牌，就又逊色了！你知道吧？世界上最好的汽车就是‘林肯’、‘卡德拉克’，二等的是‘别而克’、‘克赖斯勒’，再等而下之，是‘庞帝艾克’，‘帕克’、‘道济’、‘普黎茂斯’、‘第索透’、‘福特’、‘雪佛兰’、‘纳喜’、‘斯杜培克’——看我已经成了汽车专家啦！”
日子在甘美安适中度过；可是我的心绪一直不宁，我恨不得早日偕美庄飞离这座当年曾被我赞颂、热爱的山城。
抵渝后，我曾连接最低领袖两次电报，催我速偕美庄返回，好一同赴台，我也连覆两电说即日去穗，想不到广州却竟这么快就丢了。我盼望最低领袖能够事先逃出，到香港，到海南，到台湾，到哪儿都可以，只要别陷身铁幕；又过了一周，他杳无信息。
我有点埋怨美庄，她若立即随我去穗，最低领袖绝对不会和我们失去联系：然而，我并没有把这抱怨的话说给美庄，因为说了又有何用？而我知道，最低领袖如果沦入铁幕，也绝非美庄所乐意造成的事。
重庆比抗战时期更繁荣了。都邮街、林森路、陕西街上，林立着巨大的百货公司，与耸入云霄的银行大厦，使我恍惚感觉仍置身天津或上海。欧美洋货充斥市场，没有人再穿抗战时的粗呢、麻布或阴丹士林布，娱乐场所日日夜夜满坑满谷，流线型汽车风驰电掣地在街上穿梭往来，望龙门的缆车早已修竣，人们上坡下坡不需要跑路或乘滑竿——重庆在进步中；然而我看到了它的阴影。
尽管四面八方的人都一骨脑儿奔来重庆，把命交托给重庆；可是重庆，在披上了繁华的多彩外衫以后，当年那种坚苦卓绝的精神已无处可寻了，虽然当年也有少数人在这儿唯我独尊地享受豪华，我还清楚记得我曾和最低领袖愤慨万状地咒诅过那批发国难财享国难福的家伙们，和今日一比，那批家伙的生活却又是小巫见大巫了。重庆正走向麻痹，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