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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让别人干，借机搜括财物的工作由他们承当。昨天我一位上司吃醉了酒，跟我吐露真言：‘贺同志，别再卖命当傻瓜啦！咱们等共产党来了要杀死，跟着政府去流亡要饿死，所以今天咱们不能再不捞一票了，不捞将来也是白白送给共产党’——”
我看到，我们的政府千疮百孔，也在淌血了。我虽不曾一日从政，可是我关心、爱护这个政府，因为它是民选的政府，它又是反共力量的象征。我多渴望它健壮起来啊！然而，我继续看到的，却是它更衰败更悲惨的不幸命。
七十四
十一月下旬，我勉强支撑着，到报社和参议会工作。我卧病一周，似乎并未痊愈；不过，要我继续与外界隔离地倒在家休养，我的病会更加重。
天津市面并无萧条现象。繁华地带每天依旧车水马龙，娱乐场所、饭店、舞厅，每天依旧人挤如潮。有钱人拚命地挥霍，彷佛世界末日当真即将来临，唯恐失掉最后一次尽情享受。
另一批特别把自己的财物和生命看重的人，开始领导逃难。他们并不反共，过去一直是消耗政府元气的包袱和累赘，然而他们都知道共产党来了绝不会再有以前那种安逸岁月，所以他们拿出昔日抢购金钞、物资的敏捷手法，抢购飞机票、船票。
真正反共、真正忠贞的清苦公务员与市民们，想免除沦入铁幕之苦奔向自由，却不可能。他们的良知不允许自己丢弃责任一走了之，他们的财力无法办到抛井离乡到世外桃源去做寓公寓婆。
应该走的不能走，要坐等共产党的迫害与杀戮；不该走的都正在走，要走到已形支离破碎的国家结构中继续从事损耗与腐蚀的蠹虫工作。这真是一个时代大悲剧。
报社中几位原籍江南的同事请求借支薪金，做眷属返回故乡的盘费，我一律答应。他们本人不肯骤然离开岗位已属难得，当然无理由阻止他们的家人离去。参议员，也有几位已经悄悄地开溜。一些政府高级官员的眷属，更争先恐后地离津南下，也有少数官员藉出差或出席会议为名，滞留京沪迟迟不归。所有航空公司的机票
，和全部轮船公司的船票，都已定购到翌年三月。黑市票开始在市面上出现。临时成立的许多航空服务社，包好飞机，凑够人数便起飞，当然比平常票价要昂贵好多倍。
表姊由青岛来信，希望姑父姑母表哥表嫂到青岛去，同时也问起我是否愿意同行？她说青岛的房地产一日三涨，因为每天都有平津客来，所以要来青岛，越早越可以省钱。她又说青岛有海军，无论如何比平津安全，极盼家中早做去青岛的准备。
姑父不肯走，他说要表姊丈一人在青岛负担全家生活费用是不合理的。姑母不愿意走，她舍不得居住了数十寒暑的天津卫，更舍不得多年辛辛苦苦勤勤劳劳帮助姑父建立的这个家。表哥不想走，他目前在银行的工作安闲而称心，他又一向不过问政治，因此，他说他犯不着先把自己好好的职业丢掉，到妹丈家做食客，即使共产党来了，想也不至于有杀头的罪过。当然，姑父母不能举家南迁的最大原因，还是没有足够的经济力量。
真惭愧，身受姑父母养育之恩的我，多应该负起全责把姑父母全家——起码是两位老人家，送往安全地区，然后由我奉养；可是，我无法如愿。两鬓斑白的姑父坚称自己未老，一定还要自食其力地工作下去。我如果强把姑父母拖离开天津，我怕我的能力难使老人家继续过他们多年来在天津所过的日子——那日子虽不阔绰，但还安适；胜利后，也许我被一般人认为已经是“飞黄腾达”了；然而，我一直没有私蓄。贺大哥倒是常安慰我：
“老弟呀，你这几年群众基础建立得不错，经济基础却建立得太差；不过要知道，这正是一个真理——凡是用尽心思搜括，经济基础大定的人，必就是群众基础极为脆弱的人。”
然而，有经济基础的人，今天才有资格远走高飞。
姑母全家都主张我走。贺大哥也主张我走。我告诉他们，我已决定，绝对不走。
为此，我和贺大哥一再发生争执。
“你究竟打算怎么办？甘心等着共产党来了杀头？那种死法毫无价值！你必须立刻做走的准备。”贺大哥焦急地逼我。
“我如果现在一走，对国家不忠，对姑父母不孝，对报社同事不仁，对天津市的选民不义，您不要逼我做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事！”我这么回答。
“我不要听你作文章！”贺大哥立刻接着说，“你又不是现役军人或公务员，国家需要你到自由区域继续办报鼓吹反共，你却要白白在这儿送死，你这算得甚么忠？你反共已经反出了名，留在天津不走，白白连累你的姑父母全家，你这算得甚么孝？共产党攻陷了天津，你的报纸再不能出版，你再不能替你的选民讲任何一句话，你应该跑出去增加一份自由区的反共力量，早点回来解救你的事业和选民才是正理，你不做此想，反被老掉牙的‘要死大家死在一块儿’的观念束缚住，这又算得甚么仁？甚么义？”
“任您怎么说，我这次是铁了心啦，”我说得坚决，“我绝对在天津沦陷前不走！”
“忘了当初日本占领了平津，你死去活来的要求我带你去南方吗？那时候你还很年轻，脑筋倒清楚，现在怎么越活越胡涂啦？”
“那时候，我是个中学生，没有任何职务在身；现在我虽然没有接奉任何人的命令必须与天津共存亡，可是，在道义上，我有太多的负荷。前两天还有好几位当初热烈支持我的选民来问我究竟天津危不危险？又问我究竟准备不准备走？我告诉他们我绝对不会离开他们偷偷跑掉，又告诉他们天津城防即将竣工，自卫队也即将编组完成，驻守天津的国军，又是大家信任的勇敢善战的‘老广部队’，所以天津不会被敌人攻陷，尤其傅作义总司令指挥若定，必要时准会调遣大军增援平津——他们都欣慰地和我握手告辞，并且表示一旦保卫战开始，绝对负责发动慰劳国军与自卫队的工作。您看，让我离开这些纯朴的老百姓，让我欺骗这些善良的老实人，我，我怎么向自己的良心交待？”
“怪事，想不到你和高大爷的论调竟会一样！”
“怎么？你拿我跟他比？”
“是呀，”贺大哥哼了一声，继续说：“昨天在马路上碰见了高大爷，我不想跟他多啰苏，他却拉住我猛谈天下大势，他居然对战事格外乐观，他说：‘冀东就是共产党的坟墓，别看我们撤退了好几个地方，那是傅老总的战略战术，想打人者必先缩回一下拳头，再挥出去才更有力，所以共产党就要狠狠地挨傅老总的铁拳了！’最后他还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老兄，共产党想打国军呀，简直是鸡蛋碰铁球嘛！’——”
“难得高大爷有这么坚强的反共意识。”
“你等着瞧吧，万一天津换了主人，第一批打欢迎旗的行列中，少不了这位高仁兄！在嘴皮上反共太容易啦，现在咱们政府要员中，上自中央下至地方，也很不缺乏这种专靠嘴皮反共的人物，他们耗费的是唾沫星子，他们要求别人耗费的却是鲜血头颅——这批人在现政权没有垮台以前永远会靠吹、拍、骗，做政府的宠儿，一旦危难到来，保险一个个都向敌人卖身投靠——”
“您说得很对，所以这次我想用真实的行动表示我的反共，必要时，我准备重新回到战场当兵，我又不是没有跟八路打过仗。”最后，我用这几句话堵塞住贺大哥的口。
十二月初，冀东重要县城相继沦陷。报纸生意却意外发达，一方面是人人关心战局，争相看报，一方面广告业务畸形繁忙——卖房产、卖汽车、卖家具的广告大批大批送上了门。
姑父忽然提议要卖房子，他说如果我决心离津，他愿意变卖房产，一半留作家用，一半交我带走，和表姊平分。显然，姑母舍不得卖掉这幢已和她发生深厚感情的小楼；可是，为了她的侄子和虽然出嫁但并不富有的女儿，她同意了姑父的计划。
我反对这桩计划。我央告姑父千万别这么做，这么做将使我终生愧疚、痛苦。我又告诉姑父母，我一人逃难的盘费还不至于筹措不出，只是，我仍然没有变更不走的初衷。
贺大哥在一个深夜，又来催劝我早做离津准备，我们辩论了几句，他突然说出来：
“唐琪来找过我两次了，她希望你早点走掉，她要我转告你。”
“唐琪？”我简直像已经几十年没有听到这个名字，我惊讶地，然而淡然地问，‘她又回到天津啦？她居然还有闲情逸致关心我离不离开天津！”
“看你的口气，似乎对唐琪很有误会？”
“大家已然分手，各奔前程，也谈不到甚么误会不误会了；不过她有足够的聪明才智，何必在胜利后还要过那种糜烂的生活——”
“你怎么知道她的生活糜烂？”
“她第一次由东北回来，有人说她在天津做高级交际花，是吗？”
贺大哥点点头。
“她由天津重返东北以后，我想也不会改变生活方式？”
贺大哥再点点头：
“她都坦地对我讲了，她从不撒谎。这是唐琪的美德。”
“请您转告她，谢谢她对我的关怀。我决定不走，是您贺大哥和我姑父全家以及许多亲友的劝说，都没有动摇过的，当然，也不会由于一个女人的劝说而变卦。其实唐琪倒应该走，上海、广州、香港一些地方很适宜她的存在。”
“醒亚，唐琪劝你走，是一番好意；我不愿意看到你这种讥讽唐琪的态度，这与你已往的性格很不相似——”
猛然间，我几乎哭了出来。我一把抓住贺大哥，伏在他的肩头：
“原谅我，原谅我，您不知道我多希望她能努力向上，我们尽管不能再相爱——”
“醒亚，你要她做甚么？你要她嫁人，她不肯跟没有爱情的人结合，事实上她自从失掉唯一的爱人，茫茫人海中再没有可以做她第二个爱人的人了。你要她刻苦生，她为期待与自己的爱人重逢，不但受尽了苦，冒尽了险，任何人不能忍受的，她都忍受过了，结果，她的期待变成一场梦，没有谁还有权利要求她再继续受苦牺牲，她应该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一种她愿意过的生活方式，因为只有那种生活方式不但可以使她免去贫穷，更可以使她麻醉，使她忘记痛苦——”
贺大哥的这片话很使我惊奇，我从来没有听他自这个角度论断过唐琪。我忍不住立即问他：
“您对唐琪的看法与以前大有变化，是吗？”
“我以前不太认识唐琪，”他似无限遗憾地说，“我曾把她看做普通的舞女、歌女，这真是我最大的过失。我感激她救我的命，而更令我敬重的是她救我的原因是为了爱你——”
“当初您并不赞成我跟唐琪谈恋爱，还鼓励我在大学里交女友好忘了唐琪——”
“别，别再说，别再说了，我求求你，”贺大哥的脸上堆满了痛苦，“唐琪的话我是给你带到了，随便你听不听吧！再会！”
我拉住意欲告辞的贺大哥，询问他唐琪的住址。他摇摇头，他说唐琪不肯告诉他，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