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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中不料有敌伪衙门的‘狗腿子’，更不料有一个穿着中国服装会讲中国话的日本人，多半是个日本特务，日本兵赶来，把四名皇协军缴了械带回驻地，毒打一顿，更再叫‘军用犬’直扑胸膛活活咬死，还任民众围观。事后，军头被逼迫携大批礼物与给受伤日人的一笔医疗费，亲往日军那里赔罪，狠狠被训骂，受尽侮辱——四个死者两个是军头的亲信，两个是军头的内弟，我当然火上加油——军头就此下了决心，拉走人马投效邻近安阳的国军，被编入国军游击队一个支队。
“我与一同完成这任务的同志大喜一场，悄悄地北返，未想到一路被暗中‘钉梢’——凡是那几天由彰德搭火车北上南下的人，都被跟踪，严格检查、盘问。我们虽然化装成跑单帮的商人，且上火车后也不坐在一起，但仍被分别视为可疑份子。可能我俩都身材高大惹人注目。他们不马上动手，却一直‘钉’到天津。只因被暗中窥见那同志跟我同在一家小餐馆吃过饭，第二天，两人分别被捕。我俩早有誓约：不管是谁万一被捕，绝不承认有‘组织上’的关系，只是偶尔会碰面的同是‘跑单帮’的买卖人，当然死也不会彼此出卖。幸好在我家，没搜出什么，但不幸，藏在那同志家中的收发报机被搜出来，他受尽酷刑，就是坚不承认去蛊惑过皇协军叛变，更不肯供出一个‘同党’。日本人骗我说你的伙伴已经供出你来，我说请他当面对质，两天都不见他来，后来听说敌兵防卫周全怕他自杀，结果他用吃饭的筷子猛扎白己内耳而死。日本人又对我说他们俘掳有几名反叛皇军的皇协军可证明我的‘罪行’；感谢老天爷，竟然也没有一个‘俘虏’站出来指证，我知道他们都已一齐由安阳上了太行山——我只承认我曾两次花‘买路’钱经过那皇协军防地，为的是跑单帮做药材生意。
“我也备受各种酷刑，尽管坚不吐实，却仍然被判死刑。心想鬼子们常会‘错杀一百，也不放过一个’，我只有认命。可是鬼子又声称：如果我吐实，反可减为有期徒刑，我不为所动。没想到数月之后，我仍然活着。更没有想到，一天我母亲竟能来‘探监’，我难免吃惊，以为执行死刑前，鬼子们让母子见最后一面；更令我吃惊的是母亲频频安慰我不要焦虑，连连说：‘放心，放心，你绝对是冤枉的。’见到狱卒未在眼前，母亲又轻说了一句：‘有贵人相助——干女儿。’母亲走后我才猛然想起‘干女儿’是谁？又过了几个月，我被改判八年有期徒刑。
“坐满两年，我竟被释放。母亲告诉我，她曾被唐琪带去北平一个什么经济局长家陈情哭诉喊冤，以后就不知唐琪如何进行营救？我重见天日，唐琪逢人便说这是天大的冤案，终于还了我清白。私下，她则告诉了我：她原本也成了惊弓之鸟，后来遇到她早年读德国护士学校的一位女老师，对她真好，带她进教会，要她信基督，她这两年来不住地告，只要我在狱中未死，能挺下来，她一定要想尽办法营救。她连说感谢主，我居然能由滔天大罪蛊惑皇协军反叛嫌犯，改为贩卖货物走私资敌嫌犯，而改轻判八年，最后找不到任何直接罪证，囚满两年，便被放出。但不准离开天津，随时由地方警局‘看管行踪’。
“这时，我方始知道近两年来，唐琪已变成小富婆，她也已卸下歌舞衣衫，灌的唱盘收入好，又自己开了一家生意鼎盛的新型时麾仕女服装公司。义兄之外，她竟又认识了当年与他父亲八拜之交同是北洋政客，如今当了大汉奸的父执辈，那老家伙居然认她这位‘贤世侄女’——在这样的‘保护伞’下，唐琪更自信可能赢得这一场‘豪赌’——她使彼辈相信如果她知道贺某是抗日份子，一个女子那里会有这样的胆量去求情？那不是拿自己的性命做‘赌注’吗？事迹万一败露，两人必是同死呀！她请托有力人士，与向下面的汉奸、日本人大量行贿，双管齐下，唐琪是几乎倾其所有倾家荡产来干的。我出狱后发现她又快变成了穷人。她便跟她的声乐女老师远去哈尔滨，竟能设法筹到款子接济我们的工作经费。至于她的义兄，自始至终，尽心尽力相助，但没有拿过她一文钱。”
“那个义兄是不是地下抗日人员？”我把问过表嫂的话，又问一遍。
贺大哥摇摇头。我再问：
“他会不会是政府派来潜伏敌人阵营中的‘反间谍’，或是‘死间’？”
贺大哥再摇摇头：
“兄弟，你大概看多了间谍小说或间谍电影。他没有那么伟大。他做过不少帮助日本人榨压加害老百姓的事。他是一名汉奸；后来心态有若干转变，唐琪告诉过我：我出狱后，抗战快到了末期，日军败象已露，他曾语带玄机地吐露：‘贺某人若真是完全无辜单纯的商人，日本人说这里是“王道乐土”，那咱们就应该帮助这顺民老百姓重获自由。何况后来我已探询出来，那年河南水冶皇协军叛逃，是“军用犬事件”逼出来的，不是什么重庆份子干得出的。不过，万一贺某人真是重庆份子，则请别把我放在被刺的名单中吧——’正好那一阵子，几个不小的汉奸伪官被爱国志士暗杀了。唐琪说她立刻起誓指我绝对只是一介商人，一名顺民，那义兄连笑三声说：‘好妹子，天知、地知、你知、我不知——叫贺先生特别珍重、保重吧——’当时我听唐琪忆述这一幕，我直叹服这‘兄妹’二人真是好演员。
“看来，日本鬼子很可能由义兄身上察觉出甚么，他的日本太太也可能会‘告密’，尤其，快胜利那年，经济局发出了许多通行证，得使我们的同志、爱国青年们南下；因而日本一投降，竟把他绑到芦沟桥上砍了头——”
稍一停顿，贺大哥把话题一转，直视看我：
“唐琪由东北回来，得知她的义兄落个如此下场，很难过；可是，她更千倍万倍难过的，是空等了你多年，梦一场——”
我听得哑口无言。过度的心悸、心酸，竟然连眼泪也流不出。我脸上表情可能被贺大哥看来已太不正常，他走近我，和颜悦色地拍拍我肩：
“兄弟，唐琪来看过我了。她仍然够坚强、冷静。她对处理和你之间爱情的态度、胸襟，令我肃然起敬。我邀请她正式参加我们团体的工作，她不肯答应，她说经过大风大浪，她太疲乏了，需要好好休息，我建议她去医院做护士，或到普通机关做公务员，我可以负责推荐，她也拒绝。后来我说：我一定要报请政府颁发给她‘对抗战有功的褒扬状’。她说她接受，因为可以不再叫她背‘当汉奸’ 的黑锅；不过她又指说那项荣誉对她整个生命而言，还不是最最重要的——”
我向贺大哥告辞时，再三要求他告诉我唐琪现在的住址。他却说：
“看情形，唐琪急于要重返东北，或是远去上海，因为她不愿意留在天津，不管她多坚强，多冷静，天津终究是她伤心之地——她对于东北的战局比谁都关心，她恨不得国军立刻能够收复沈阳、长春、哈尔滨，她说她很喜欢哈尔滨。”
唐琪现在究竟住在哪儿？贺大哥发誓说唐琪不肯讲，因为唐琪不要我去看她。
六十四
唐琪的决定，和我回到天津第一夜所做的决定，是相同的。
可是，我依然盼望能在街头或其它公共场合遇到唐琪。我愿意见她一面，甚至偷偷看到她一眼不被她发觉。我们分别已将六年，这比我们相识、相聚、相爱的时间长得太多了，也许以后更悠长的几十个年头，都不再有重逢的机缘，直到了结此生——想到这儿，心酸阵阵，我不敢再想，唯恐再想下去，便会变更了自己的理智的决定。
一个深夜，我又失眠了。披衣起床，坐在写字台前，一股奇异的情感驱使我在黎明时分写完了一篇散文——我殷切然而含蓄地，写出来我对一位少年时代的伴侣的怀念与祝福，我没有写出那个女孩子的名字，当然我指的是我少年时代唯一的伴侣唐琪。脱稿后，我觉得感情似乎获致些许解脱，心灵似乎获致些许宁静。
我把那篇散文送往天津当地一家报纸副刊发表。以后，我再没有写过一篇纪念唐琪的文章。一方面我不擅于抒情文字，另一方面为报社大量拍发新闻与撰写通讯的工作几乎已占去我整日整夜的时间。又加上报社准备在天津成立分社，筹备职务落在我的头上，更使我忙上加忙。
报社总社长在三月中旬，到平津旅行，他看出来关系全国军政大局的所在，正是北方，所以决心在北方办报，因为北平旧有与新创办的报纸已嫌过多，他便决定把分社成立在天津。
我们向敌伪产业处理局洽购了过去一家规模相当大的日商印刷株式会社的财产：一栋办公的楼房，一个设备完善、足够印刷日报条件的工厂，两栋员工宿舍，另外还有一部道济牌座军、两部卡车，和十部三轮摩托送货车。
在我奉命积极筹备创刊的期间，东北战局的豁然开朗，使我倍加兴奋。果然如我所望，那支抗日时代远征印缅的国军，在三月底一举攻克了辽阳与鞍山。贺蒙专函向我报捷，根据他亲自参与这次战役的描述，我完成了一篇特写寄往南京。紧接着，国军收复了营口、海城、大石桥，和沈阳。可惜，我们分社赶不上跟这些好消息的来临同时创刊！我想，收复长春一定也为期很近，于是我加紧筹备，希望收复长春之前，分社可以出报，并且希望能把收复长春的消息印发号外。
四月初，分社正式成立，出报。总社社长因为我熟悉天津环境，又为了奖励我到达平津后的工作劳绩，重用我担任分社社长。这是我一生事业上的新纪元，我必须更勤恳地全力以赴。
我曾邀请最低领袖和维他命Ｇ到天津报社来共同工作，我想最低领袖在撰写社论、专论，维他命Ｇ在担任资料或采访上，均能胜任愉快。他们一位也没有来。最低领袖在南京集中精力办他的刊物，无法分身；维他命Ｇ在善后救济总署上海分署上作，已获升迁，不愿另就他职，同时他在信上坦地告诉我，他正和一位上海小姐恋爱，实在难以分开。
我盼望我们的报纸一创刊，就能尽速注销收复长春的消息。我竟当真盼到了：四月十四日，苏军突然自长春全面撒退。
然而，剧烈的战事就在十四日当夜爆发。苏军是撒走了，长春四郊的共军便立即向刚刚空到长春市内的四千名国军开始猛烈袭击！由于兵力过于悬殊，寡不敌众的国军被迫放弃了机场和郊区据点，困守市区核心阵地，最后经过惨烈巷战，国军弹空援绝，死亡殆尽，长春卒于十八日陷落。
苏军接着于二十五日表演“哈尔滨撒退”，共军当日即将哈市全部占领。
情绪一变为低落而恶劣，我甚至诅咒自己和许多同仁以心血劳力印行的这份报纸，彷佛它是专为刊登国军失利、共军得势的新闻而出版的！
政府似乎再也不能忍耐了，五月初，所有集结东北的国军奉命一齐向共军展开总攻击！本溪大战，太子河畔大战，四平街大战，公主岭大战，相继而起。
贺蒙在激战的前线仍有信来，他令我吃惊地提到：他可能在最近变为神经错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