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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领袖，”我说，“郑美庄还不是说说好玩的，她真的敢那么做吗？不要生真气嘛！”
“好呀，你倒替她辩护起来啦！”最低颌袖不能体谅我的本意，竟和我几乎翻脸，“好，你去爱她去，我怎么管得着？我，我，不过因为太爱护你，太敬重你，才认为她不适宜做你的爱人！”
“一千个，一万个不好，都是她那当军阀的父亲；与她自己何干呢？”我忍不住地，再辩驳一句。
“好，好，你认为她好，尽管去向她求爱！求婚！顶好招赘！在四川做一辈子享福的姑老爷算啦——”最低领袖气得满脸紫紫的，活像个茄子。
我们不欢而散。
不过，我严肃地告诉了维他命Ｇ，刚才这一场争吵，可千万不能转告郑美庄，因为白白增加郑美庄和最低领袖之问的相互反感，那是毫无意义的事。
最低领袖一连好几天不理我。我也上来“别拗劲儿”，不跟我讲话，我也装哑巴。
就在这几天，学校里发生了一件严重的大事：
同学自治会酝酿着全校罢课。第一个原因是为了一部分同学不满意去年政府解散了新四军，由于共产党一直不停地宣传指称那是政府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而，共产党向政府提出一连串条件——要政府恢复新四军，政府一直不肯答应。共产党又再要求：准许中共部队扩编为五个军十六个师，要政府承认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自行成立的“抗日政府”及其各项措施，要政府改组为“联合政府”，政府也是不肯答应。这些条件竟为一部分同学认为要求得很对，他们要公开表示支持这些条件，进而要示威游行请政府接受这些条件。第二个原因是支持远在贵州的浙江大学两个被开除的煽动学潮的学生。第三个原因是本校一部分同学反对军训教官，一年级同学并且已实行军训罢课，实际幕后导演的却是三年级的一个集团，为首的是担任同学自治会主席绰号“笑面外交”的那个同学。
“笑面外交”在一年级时，即以和军训教官为难出名，然而对于同学，他却一向摆着一张“永远微笑”的面孔。他又会讲话，又会表情，时常给同学服个小务，表现得热心、能干，因而当选了自治会主席。也有一小部分人认为他对同学们的亲切有点虚假，便批评“笑面外交”的背后是“冷面阴”；不过，他很懂得拉拢群众的手腕，以致对他有好感的人，比反对他的多。他和最低领袖一向保持友善，不过他和另一批人——像甚么“萌牙墙报社”、“青春诗社”、“时事座谈会”的同学，也很接近，而那些同学用当时的流行语来说，是颇为“左倾”的。
我们的学校当局一向开明，从未干涉过同学阅读共产党的书刊报章，而受那些读物不停的宣传，难免产生影响，再经人从中煽动，一向平静的沙坪坝，竟面临到暴风雨前夕，学潮即将就此掀起。
在同学自治会召开大会会场，提议罢课的一些同学分别讲述了一段煽动性的“台词”之后，最低领袖挺身出来，跃上了讲台。我已和他好些天“断绝邦交”，但这时也不禁为他在心中喝一声釆——在这种“一面倒” 的情势下，他居然有勇气上台发表“反调”。果然，他将方才几位同学所说的话一一加以驳斥；可借他的口才实在不太高明，一着急，更有些可可巴巴，人又长得矮小，声音也不够洪亮，最要命的是他大谈其理论，他引经据典的批判马克斯、恩格斯、唯物辩证法的错误所在，然后又不惮其详地讲解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与伟大——一些同学听得不耐烦，反对者又借机跺脚拍倒掌，或是嘘嘘地“开汽水”——这时，“笑面外交”以一副“温柔小生”的姿态走上台去，打断了最低领袖的讲述，指责最低领袖大谈理论浪费宝贵时问，然后他开始显明露骨地支持罢课的意见，并且，他更火上加油地再多给国民政府加上几条罪名。
我和郑美庄并坐在台下最后一排，一直在静静地听，静静地看。她不断地问我：“‘笑面外交’一伙儿到底讲得对不对？”
我表面上沉默，内心里实在已经一步一步地激动得不能忍受。我突然咬紧下唇，捏紧拳头，猛地站起，奔向台去。郑美庄误会我要去打“笑面外交”，追了我几步，连喊：
“不许动武呀！不干我们事，我们走吧！”
我推开郑美庄，三步两步跳到台上。同学们中间立刻起了一阵骚动，他们从未看到我在这种场合“抛头露面”，他们深知我对开会、演讲，谈论党派，一直毫无兴趣，他们曾一致批评过我是政治系中最不“政治”的人。
“诸位同学，我要求大家给我一点时间，把我自己亲眼看到的中国共产党的真实面孔，赤赤裸裸实实地报告出来！”我这样做了开始。
我向无面对大庭广众演讲的习惯与训练，我知道我不会有丰富的辞藻与美妙的手式；可是我一字一句都说的是来自肺腑的老实话，我越说越激动，眼看着台下的听众由怀疑变为信任，由冷淡变为热烈。显然，他们的心弦已经被我打动！不，应该说是被铁的事实所打动。
从离开天津到太行山参加国军说起，我道出八路军在太行山上如何禁止人民售粮给国军，如何强迫人民献粮，如何设卡抽税，如何强征救国捐、富户捐、慰劳捐、特别捐，如何自行印制“边区银行”钞票强行购物，如何稍不顺心便把“汉奸”的帽子和刺刀一齐加诸人民头上，如何跟我们办理藏了一肚皮刀子的“笑面外交”，如何在我们对日军、皇协军艰苦作战时，自背后发动五倍于我们的兵力来消灭我们，最后，我沉痛地讲出来，我如何被八路军击伤，如何翻下山坡，如何被救到老百姓家，如何脱险过黄河，又讲出来迄今我的右肩上还有一颗未曾取出的八路军发射的子弹——
“我今天不讲理论，”我大声地说，“刚才，主席已经将一位平日对理论最有研究的同学批评得不值一文，尽管那位同学讲解得十分正确。我只要说一说铁一般的事实。在河北大平原上，许多忠勇抗日的部队连续遭到八路军的围攻，一本血腥的账目，清楚地记在我心里，我马上可以背出来：自二十七年年底起，八路军在新河攻打河北民军得心应手以后，二十八年一开始，刘伯承、贺龙、吕正操便合率三万大军在北马庄张蹇寺围攻河北民军和四存中学的学生，死伤惨重，单单被俘的学生三百多人，被俘者都被指为有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员的身分，竟被一律枪决！然后八路便乘
胜追击溃集在平汉路西的河北民军，造成‘赞皇事件’；然后又在邢台、沙河、磁武，劫击抗日国军；然后又在武安解决第一战区第二十一支队李光部队；然后又在隆平、尧山、束鹿、枣强，解决抗日的保安团队——共产党动不动就说国军不抗日，请问当年在东北的抗日英雄赵侗全国皆知，年前他带兵北上准备出山海关到东北打游击，行至河北省石家庄附近，竟被八路军伏击杀害，赵侗就是我们人人敬爱的游击队之母赵老太太的儿子，共产党硬说他们母子俩也是不抗日的，你们可有谁相信这种漫天大谎？新四军在苏北的所作所为——袭击国军，企图消灭江苏省政府，正完全是八路军在华北的翻版！”讲到这，台下响起了一片掌声，我想，我已获得了一部分同学的信任。我继续说下去：
“刚才几位同学提到不满现实，对，青年人不满现实是应该的。我在太行山当兵的艰险情况和大后方一部分人的享乐情况比照之下，真可以说是‘前方出生入死，后方醉生梦死！’这当然令人痛心！然而，无论如何醉生梦死的人究竟是少数，大多数同胞仍都正在过着卧薪尝胆含辛茹苦的战时生活！不幸近来一些纯洁的同学们，受了野心家的煽惑，竟反对军训教官，罢军训的课，进而要全校罢课。诸位也许没有在沦陷区尝受过亡国奴生活的滋味，亡国奴的痛苦与耻辱诸位该想象得出，亡国奴的生活就是没有自己国家军队保护自己人民的生活，今天我们有机会在祖国接受军事预备教育，就是要每一位青年都能肩负起永远不使我们的子孙再沦为亡国奴的神圣责任！然而，竟有人卑视军训，破坏军训，请问这与‘醉生梦死’有何不同？这是最可怕的一种醉生梦死！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华北和苏北，专门枪口对内，政府在忍无可忍之下，才决定解除新四军番号，事实上，新四军如今仍然在苏北盘据，继续扩军，只不过军长叶挺换成了陈毅。政府处理新四军是一桩单纯的制裁军队不守军纪的事件，并不是因为新四军是共产党的部队；韩复渠（注：韩复渠久任山东省主席，抗战初期，中央命其率军守山东，却擅自撒退，欲保存实力，被政府枪决。）是国民党员，并没有称兵作乱袭击友军，仅由于未能执行抗日命令，被枪决正法，是否也有哪位同学要站起来为韩复渠打抱不平而指责政府？
“我做过抗日军人，但是我从未加入任何政党。我已经读了三年政治系，我从书本与老师的讲授中，从未发现任何一个民主国家能允许用武力盘据一片地方，便自行成立特殊化的政府，要中央政府承认的政党存在。我们今天有报纸可以发表批评政府的文章，我们今天有参政会可以发表指责政府的言论，批评指责得再严格再厉害一点，我也赞成，因为那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应该尽的责任与应该享的权利，也是一个民主国家的执政者应该接受的建言与鞭策。如果嫌这个执政党不好，不久宪法正式公布后，我们可以各凭意志良心自由投票，用选票把我们喜爱的政党选上台去；舍此正途不用，而以欺骗、蛊惑、恐怖等等手段胁迫人民流血叛国，我誓死反对！任何一位信仰民主政治热爱国家民族的人也必誓死反对！”这样，我结束了我的讲述。台下掌声如雷。最低领袖和郑美庄同时兴奋地跑上台来，一人挽住我一只臂，三人一块儿走下了台。
在掌声趋于零落的一剎那，“笑面外交”重又跃上台去：
“诸位同学，我承认张醒亚同学讲得很动听；可是我实在不敢相信他所说的全是事实，譬如刚才他说他的右肩上还存有一颗八路军打他的子弹，这怎么可能？一粒子弹在肉体里三年多竟没有事？我要求张同学请医生当众开刀取弹，如果真能取出弹来，我便承认他所说的一切，绝不追究那子弹究竟是日本人打进去的，还是他自己因为失恋或失意自杀而打进去的！如果根本没有子弹取出来，就证明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吹牛者、大骗子。”
我立刻在台下站起来：
“我完全接受主席的决定；不过我可以预先告诉主席，您的军事常识与医学常识实在贫乏得可怜。难怪您，您不曾当过兵。许多老兵的身上都有十年八年不曾取出的子弹，他们照样活得生龙活虎一般，照样在前方打敌人！”
“好，不要争辩了，”“笑面外交”的少数喽啰叫嚣着，“最好今天就请校医给张醒亚同学开刀，让大家看个心明眼亮。”
“你肩膀上真有子弹啊？”郑美庄一把拉住我。
“我从不说谎，”我回答她，“我如果也说谎，便永远没有反对共产党说谎的资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