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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件消息，很刺伤我心。我深为惋惜，为甚么一个美好的女孩子的父亲竟会是一个军阀政府的官吏呢？我对北洋军阀的憎恨是无法消除的，因为我的父亲就是为了去打倒这批家伙而牺牲的。为此，我对唐琪的印象突然打了折扣。一种莫名的厌恶感冲淡了我对她的亲切感。天呀，她竟是军阀政客的后代！
不久高小姐又告诉大家：
“我的姨丈（指唐琪的父亲）在世时，作威作福，抽鸦片，讨了三个小老婆，每天和姨母吵嘴。姨父死后第二天，三个小太太都携卷细软逃走；姨母一个人省吃俭用地把唐琪养大，真不容易——姨母也是享惯清福的人，艰辛的日子使她的身体渐渐不支，终于在唐琪初中毕业那年病死——”高小姐这一番话，重新使我恢复了一部分对于唐琪的同情。我冷静地想了一下：唐琪是无辜的，尽管她父亲是北洋政客，并且造了许多孽。只是，无论如何，我对唐琪的美好印象，再也不能如以前那么完整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的身体里存留着父亲遗留给我的仇视军阀政客的血液，使我不知不觉地产生了这种心理。
又过了一年，另外有关唐祺的消息，经高家老太太传到我耳中，使我当初欲和唐琪一晤的意念，大为冲淡。从此，我几乎不再有想和唐琪一晤的心思了。
四
民国廿六年，表哥订婚后的第二年。那年表哥二十一岁，我十七岁，高小姐二十岁，表姊十八岁，唐琪十九岁。
表哥高中毕业了，准备到北平去投考燕京大学，和高老太太谈起来，她很赞成。大概是因为提到了北平，使这位老太太联想到正在北平的外甥女唐琪。
“唐琪这孩子可越来越不象话了，”高老太太一本正经地，向环绕在她膝前与周围的儿孙与晚辈——其中包括高小姐、高家两位少奶奶、高大少爷的几位小把戏、表哥、表姊、还有我，这么地说，“她当初要学护士，我压根儿就反对，一个女孩子家怎么可以天天和男医生混在一起？尤其和一些素不相识的男病人打交道，更没有道理！又给人家按脉，又给人家抚头，又给人家打针，又给人家收床迭被，男女授受不亲呀，简直不成体统！唐琪不听我话，我叫她念高中将来念大学，她偏不肯，我说我负责她的学费，她反倒说我不了解她的内心。我怎么不了解？她要学时髦，学洋派，在外面玩野了，收不起心！果然前两个月出了笑话，她被派到医院去做什么实习，竟有一个住院的男病人跪在她面前向她求婚，碰巧被查房间的医生跟护士长推门进来看了个清清楚楚，马上便把她申斥一顿送叫学校管戒。好事不出门，丑事扬千里，不几天全北平大概都知道了这件新闻，听说有两家小报还大登她的照片，因为她爸爸当年在北平做官时很遭报馆记者们的怨恨。亏她不知害羞，还跑到天津来向我诉冤，我着实地教训了她一顿，她不但不认错，还跟我顶嘴！”
高老太太越说越气，狠狠地抽了两口水烟袋，向我们大伙来了一圈扫视，应是表示要我们规规矩矩地用心听。她接着讲下去：
“唐琪说，她因为心眼好、心肠热，对那个病人看护得特别周到、特别细心，想不到那个病人竟一下子跪在她面前求起婚来，并且是抱住她的大腿求婚的——亏她说得出口，竟还是一面哈哈地笑个不停，一面向我说的。可把我气坏啦！这不都是鬼话吗！女人要是规矩，男人死也不敢上前哪！怎么没有人向你们跪下求婚呢，”高老太太睁大眼睛瞪着高小姐、表姊、和她两位儿媳妇。于是，她们都按着嘴笑起来，这笑似乎表示了她们认为高老太太的话，有道理。
“我劝她唯一的补救办法，是和那个男人结婚。”高老太太用纸捻儿再点燃了水烟袋，接着讲：“你们猜，唐琪这个小丫头说甚么？她竟说：‘姨妈，你怎么说起胡涂话来啦！我根本不知道那个人是干甚么的？根本和他没有一星点儿爱情！’真荒唐！真可恨！越是不知道人家是干啥的，才越丢人哩，干脆嫁给了他，不是把丑都遮了吗？小报骂也好，人嘴巴讲也好；反正一男一女成了夫妻，谁也不能再批评了。我认为这是最开通、最十全十美的一种解决方法；她竟不知好歹，一点也不肯听，并且把嘴噘起三丈高，双手叉着腰，一扭一扭地就走了。”
高老太太说得有声有色，我也听得入了神。我想，从高老太太这一场说白，唐琪在高家老少三辈中间，注定了再也抬不起头的命；对于季家——我的姑妈一家人，当然也间接发生了影响，认为有唐琪小姐这位远门亲戚，并不光彩。至于我呢，我直觉地感到高老太太的话有偏见；但是，我也有些相信唐琪可能属于那一种天性浪漫难免遭人非议的女性。不过，
无论如何，她是一个孤儿，这一点同情心无法自我心里抹煞干净。那时候我正拚命准备初中毕业考试和全市会考，而国家局势则正是中国与日本大战一触即发的前夕。我的全部注意力
，都集中在应付两道考试与每天的报纸头版新闻上；对于唐琪，无暇无心关注。然而，我知道，我和高老太太她们的观点有一显然不同：她们认为唐琪可厌，我认为唐琪可悯。
表姊不再提唐琪的美丽如何使她倾心了。她心里究竟怎么想法？我无从知道。姑妈当然也听到了有关唐琪的“新闻”，她对我和表哥、表姊说：
“怎么样？不能不信老人家的话吧，头两年我就看出了唐家表小姐太‘活动’，早晚得出‘差错’，果然我的话应了验。”
我想到以前，自己曾对这位从未面的唐小姐，付出过微妙的好感与期待，甚至企望能和她会晤，倾诉一下孤儿的心愫，不禁责备起自己的幼稚与无知，似乎感受到一种无以名之的委屈，与若有所失的惆怅——
五
在我日夜不休地埋头苦读下，初中毕业考试和全市的会考两大关口，能够一一度过。我得到了两张证书。
姑母、姑父对我大加夸奖，并且给我特制了一套西装，做为犒赏。那套米色派立司西装给我的记忆迄今仍是那么新鲜、难忘，因为那是我生平享有的第一套“处女”西装——在以前，我一直是穿中式衣服，或是海军服、童军服、学生制服、皮夹克等等服装的：这次，我才跟姑父学会了打领带，吊裤子背带，跟表哥学会了放一条小手帕在西服上装左上角的小口袋里，并且露出一个小三角来——我穿着那套新装，大有手足失措，不知如何迈步的感觉。表姊笑我走起路来活像四郎探母的大国舅、二国舅的台步。幸好，我还不太笨，不多时，我便不再小“土包子相”毕露，而能够轻松自如了。当我自天津最有名的同生照像馆拍摄了一张全身八寸大的照片出来，走到街上时，感觉自己的脚步已经完全“胜任愉快”，且近乎
“潇洒”了。
就在我每天穿着那套新西服，在外面和几位要好的同学，快乐地流连忘返于露天影院、露天剧场、露天乒乓球社，与露天饮冰室的时候，三百多里外的芦沟桥畔突然响了震人心魄的第一枪！
随着这一枪，全面抗战的序幕就此拉开。
自从九一八以后，山海关内尽管过了几年表面上一片太平景象的岁月；可是，在我们国家暗中发愤图强下，敌人似乎已经不甘坐视我们这一头东亚睡狮的醒来，因此敌人逐步地向华北施展压力；冀东伪自治改府的成立，冀察特殊化的形成，日本货公开武装走私的猖獗，每天上百的被害的中国劳工的浮尸（他们被抓或被骗去为日人修造秘密军事工程后全遭杀害）在天津海河上飘流个不停——在在都迫使善良的中国人民从心中燃烧起愤怒的火焰。我们能和日本开火，是那时候，全国人民，尤其是年轻的孩子们，所最狂热渴望的一桩事。
本来，在我痛快地玩了几天之后，应该安心在家开始做投考高中的准备了；可是，这一来，我沉不下心去了，我每天忙着到各处打探战争消息，并且和同学们组织了一个劳军团，向市民募捐，然后打着小旗，抬着肥猪，跑到天津市郊韩柳墅一带去慰劳驻在那儿的第二十九军。我们那个劳军团团长便是我的同班同学贺蒙，他是一个非常爱国，非常热情的少年。
贺蒙有一个哥哥——贺力，比我和贺蒙大了四、五岁，身体特别健壮，当初也是学校里出色的田径选手，他创造的纪录，是我和贺蒙望尘莫及的。他一向关心国事，曾向我和贺蒙作过不少次国事的分析与讲解。我和贺蒙很钦佩他。不过，贺力对于这次由于芦沟桥事件引起来的中日战争，却大出我们意外地，表示出不可过于乐观的看法。
“你们不可以盲目地乐观。”贺大哥贺力居然这么说，“我们马上就能一鼓作气把日本人赶出山海关，甚或赶出东三省，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我和贺蒙立刻把嘴一撇，表示不敢苟同他的论调。
“我希望我们的抗战最好再晚爆发三年或五年，那么，我们一定会有更大的力量来对付敌人，我们的人民一定会减少很多的牺牲。”贺大哥如此接着说，“可是敌人等不及了，他怕我们准备好，所以他要提早挑衅开启战端！我们这次非死拚到底不可；不过，我相信我们得吃上不少年的苦头，才能打倒比我们强大百倍千倍的敌人。”
老实说，我们当时无法接受、赞同、了解贺大哥的话，并且认为他是成心在泼我们冷水。心想：你不过大我们四、五岁，比我们知道得多不了多少，竟对我们大倡异说，实在令人不快。
为此，我和贺蒙宁愿“另请高明”，再去寻觅一位明了国家大事，而能给予我们正确指点的人。我们发现了一个理想人物——那就是我的未婚表嫂高小姐的大哥高大少爷。
高大少爷，那时已经三十岁出了头儿，因而一般人都称呼他高大爷。高大爷平日待人接物可比贺大哥老练多了，同时口才也比贺大哥强，尤其他有一股吸引人的力量——说话时，面目表情丰富，声调抑扬顿挫，手式姿态动人，这一切都深为年轻人所倾倒。
“老弟们，放心！”高大爷每次都对我和贺蒙这么说，“没问题！日本小鬼外强中干，鬼子兵看到咱们二十九军的亮闪闪的大刀片儿，浑身就吓得打抖啦，还怎能跟咱们打仗呢？
”他一面说，一面做着吓得打抖的表情，然后又用手掌当大刀片，用力一斫一斫地，“杀，杀，杀，就这么给猴嵬子们都杀光！”
我们真听得入神，几乎要鼓掌喝彩！
“告诉你们，老弟！”高大爷十分威严地说，“当今华北要人宋哲元宋明轩先生，秦德纯秦绍文先生，张自忠张荩忱先生，冯治安冯仰之先生，刘汝明刘子亮先生，萧振瀛萧仙阁先生，都是我的好友。没问题！我的消息灵通，告诉你们，日本人想打我们，简直等于鸡蛋碰铁球！”（原注：宋哲元系当时冀察政委会委员长，秦德纯系当时北平市长，张自忠系当时天津市长，冯治安系当时河北省主席，刘汝明系当时察哈尔省主席，萧振瀛曾任天津市长。以上诸氏均为二十九军高级将领，亦均为抗日初期的名将。）
“高大哥伟大！”我和贺蒙几乎同时喊叫出来。鸡蛋碰铁球！好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