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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如风--元朝的另类历史-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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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终不能遂”。    
    元英宗、拜住君臣协和,虽施政仅仅二年,所作所为却大可称道。首先,他们制定颁行了《大元通制》这部元朝新法,成为元朝最重要的法典,填补了忽必烈朝代《圣元新格》的许多法律空白;其次,罢汰冗官,精简机构,节省了不少行政费用;第三,推行“助役法”,减轻了忽必烈以来汉族民众长期以来负担的沉重徭役;其四,也是最有特点的,就是准备“以儒治国”,大用汉儒,把不少汉族官吏选进省、台及六部内任职,并下诏在全国范围内“举善荐贤”。可以说,元英宗是元朝第一个熟谙汉语和儒家文化的大有为帝王,倘使他能活上十年、二十年,元朝的日后走向或许与先前的北魏孝文帝和此后的康熙帝不相上下。如果这样的话,元朝的祚命也不会仅仅有九十多年。    
    拜住属于“真儒”一类的蒙古贵戚。鉴于元朝皇帝从圣元十四年起已经有四十年没有亲谒太庙,他首先劝元英宗依典到位于大都的太庙行亲享之礼。结果,“(元英宗)行酌献礼,升降周旋,俨若素习,中外泰然”,大礼告成后,“鼓吹交作,万姓耸观,百年废典一旦复见,有感泣者”,特别是对于汉族民众,太庙礼让他们产生了对元朝真实而深刻的“认同感”,发现这些异族统治者终于有了要变成“中国人”的苗头。    
    元英宗、拜住二人虽然皆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但君臣好政求治,都是从内心深处想一挽昔日积弊,力图使大元朝万象更新。现摘取一个二人对话的小场景,以小见大,可以发现这两个蒙古年轻人是多么地志向一致,勤政纳谏:    
    帝(元英宗)从容谓拜住曰:“朕思天下之大,非朕一人思虑所及,汝为朕股肱,毋忘规谏,以辅朕之不逮。”拜住顿首谢曰:“昔尧、舜(上古仁君)为君,每事询众,善则舍己从人,万世称圣。桀、纣(上古暴君)为君,拒谏自贤,悦人从己,好近小人,国灭而身不保,民到于今称为无道之主。臣等仰荷洪恩,敢不竭忠以报。然事言之则易,行之则难。惟陛下力行,臣等不言,则臣之罪也。”帝嘉纳之。    
    遥思拜住的祖父安童,也是蒙古贵臣中最亲近儒生者。气味相投,一脉相承,祖孙之业,全然同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铁木迭儿奸行愈暴愈多。于是,元英宗下诏,剥夺铁木迭儿生前死后一切爵位、封谥,并斩其长子八里古司,其次子知枢密院事(国防部长)班丹也受杖刑后免职。虽如此,其三子翰林侍讲学士锁南由于自小伺候元英宗读书,当时被免予处分。当时,任禁卫军大头目的铁失也被查出与铁木迭儿贪污案件大有关联(他是铁木迭儿的“干儿子”),但得以“特赦”,仍旧担任原职。不仅宽大他,元廷又委任他兼御史大夫,提领皇帝最贴身的“左右阿速卫”皇家禁军。    
    后世研究元史之人,总是讲元英宗、拜住等人太“仁慈”,没有对铁木迭儿党羽一网打尽,才容使铁失等人日后有机会在南坡行弑。其实,不少研究者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铁失的亲妹妹是元英宗皇后速哥八剌,元英宗非无情无意冷血之君,与皇后感情又融洽,自然不忍心因铁木迭儿之故把自己大舅子一家全部弄死。妇人之仁,养痈遗患,终于造成日后铁失的忽然一刀。    
    元英宗、拜住君臣疏旷归疏旷,如果他们不把禁卫军指挥权交与铁失,他也没有机会行弑英宗皇帝。所以,“人情”这种东西,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最要不得。

20天上掉来一顶大皇冠

    至治三年(1323年)七月,元英宗在上都,接连数日心绪不宁,夜里失眠,困扰之下,便准备下诏让番僧做佛事来消弭“心魔”。拜住上言,表称国用不足,不应该再浪费金钱广做佛事。元英宗“从之”。但是,铁木迭儿的余党铁失等人心里不踏实,与几个西藏密宗大和尚勾结,让他们进言说国家将有大灾,一定要在全国范围内大兴佛事,同时还要大赦,这样才能消灾免祸。当时,拜住正在元英宗身边,听毕这些人胡言后,他怒斥番僧道:“尔辈不过贪图金帛之利罢了,怎敢妄言大赦之事,难道想庇护贼徒吗?”    
    铁失等人闻知此事,深恐铁木迭儿一案牵连的人越来越多,最终自身难免,便决定先下手为强。    
    在铁失率领下,知枢密院事也先铁木儿、大司农先秃儿、前平章政事赤斤铁木儿、铁木迭儿第三子前治书侍御史锁南、铁失亲弟锁南(也叫锁南)、枢密院副使阿散(回回人)、卫士秃满以及好几个蒙古王爷,包括按梯不花、索罗、月鲁铁木儿、曲鲁不花、兀鲁思不花等人,终于发动行弑英宗的宫廷政变。    
    趁元英宗暂驻南坡行殿,夜黑人静之时,他们忽然出击,首先把中书右丞相拜住剁成数段,然后冲进行帐内弑了元英宗。    
    行刺诸王之中,按梯不花是被元武宗杀掉的安西王阿难答的弟弟,月鲁铁木儿是阿难答的儿子。而且,在上都的不少宗王,或多或少与此次弑帝政变有牵联,除阿难答的弟弟和儿子与英宗一系帝王有“仇”外,其余诸王参与阴谋的原因,无外乎是不满元英宗和拜住君臣的“吝啬”——他们取消了对诸王的“岁赐”,不给钱,就要杀人,可见这些蒙古王爷多么的凶残。    
    杀人之前,铁失等人当然要考虑元英宗死后谁当皇帝对自己最有利——元武宗海山的两个儿子和世和图贴睦尔血缘与今帝最近,但马上被排除掉:阿难答之弟与儿子自然不会推举杀掉安西王的元武宗的儿子当皇帝,而且,铁失本人当年与太后答己和铁木迭儿一起策划赶走武宗长子和世而转立仁宗之子元英宗。有如此大过节,更不可能让元武宗的哪个儿子坐帝位。    
    选来选去,近亲宗王中最“合适”的只有晋王也孙铁木儿。这位晋王的父亲,是把帝位“让”与元成宗的太子真金长子甘麻剌,所以,从血亲上讲,晋王也孙铁木儿乃忽必烈的嫡长曾孙,且“成宗、武宗、仁宗之立,威与翊戴之谋,有盟书焉”,他手下有大军数万,威镇漠北,凭常人思维,他本人一定会“惦记”帝位。    
    果不其然,晋王也孙铁木儿确实心中有小算盘。他手下的王府内史倒剌沙知道王爷心事,派儿子哈散给丞相拜住当手下,并得任宫廷禁卫军官,“常伺侦朝廷事机”。探得内情后,哈散回报父亲拜住与铁失二人水火不容之势,倒剌沙马上把此情告知晋王。南坡事发的前五个月,铁失之党探忒以宣徽使身份来漠北,密告倒剌沙说“皇帝不放心晋王”,要他“提醒”王爷“小心”。其实,种种迹象表明,晋王也孙铁木儿也是行弑阴谋的间接参与者与知情者之一。    
    行弑前两天,铁失密派心腹斡罗思来告晋王,表示说即将拥立晋王为皇帝。晋王也孙铁木儿拿捏不准,不知铁失一伙人事成与否,就一面把斡罗思软禁,一面派出亲信别列迷失驰往上都“告变”——实际是去探听虚实。“未至,英宗遇弑。”也就是说,晋王为自己打了双保险,如果铁失等人“失手”,他手下别列迷失会“及时”赶到元英宗处“报告”,说明铁失等人煽动自己谋反的“阴谋”,以便能把自己撇清。    
    成功杀掉元英宗后,铁失派宗王按梯不花和知枢密院事也先铁木儿(此人与晋王名字一字之差)奉皇帝玺绶予晋王。大事已定,这位王爷也不客气,就近在龙居河(今克鲁伦河)继位,宣布自己为帝,是为泰定帝。他的即位诏书很好玩,当时由蒙古文翻译成汉文的诏书半文半白,很有嚼头:    
    薛禅皇帝(忽必烈)可怜见嫡孙、裕宗皇帝(指死后被追封的太子真金)长子、我仁慈甘麻剌爷爷根底,封授晋王,统领成吉思皇帝四个大斡耳朵,及军马、达达国土都付来。(俺爹甘麻剌)依着薛禅皇帝圣旨,小心谨慎,但凡军马人民的不拣甚么勾当里,遵守正道行来的上头,数年之间,百姓得安业。在后,完泽笃(元成宗铁木儿)皇帝教我继承位次,大斡耳朵里委付了来。已委付了的大营盘看守着,扶立了两个哥哥曲律皇帝(元武宗)、普颜笃皇帝(元仁宗),侄硕德八剌皇帝。我累朝皇帝根底,不谋异心,不图位次,依本分与国家出气力行来;诸王哥哥兄弟每(们),众百姓每(们),也都理会的也者。今我的侄皇帝生天了也么道(驾崩),迤南诸王大臣、军士的诸王驸马臣僚、达达百姓每,众人商量着:大位次不宜久虚,惟我是薛禅皇帝嫡派,裕宗皇帝长孙,大位次里合坐地的体例有,其余争立的哥哥兄弟也无有;这般,晏驾其间(元英宗死后),比及整治以来,人心难测,宜安抚百姓,使天下人心得宁,早就这里即位提说上头,从着众人的心,九月初四日,于成吉思皇帝的大斡耳朵里,大位次里坐了也。交众百姓每心安的上头,赦书行有。    
    诏书絮絮叨叨,从他亲爹忽必烈嫡孙甘麻剌讲起,慎终追远,最终绕到他自己乃“薛禅皇帝(忽必烈)嫡系,坐上帝位是天经地义之事。”所以说,泰定帝这顶大皇冠,自己没费一刀一枪,被铁失等人大老远地送过来,几乎就等于天上直接掉下来的。    
    元朝诏敕,一般有诏书、圣旨(或玺书)、册文、宣敕(或制敕)四大类,颁发时使用至少两种文字,基本上是八思巴蒙古文和汉文。蒙古文起草后,要经历汉语翻译过程。有时汉文起草,再译为八思巴蒙古文。同宋朝和前代汉族王朝不同,那时候“王言”体系非常,“翰林”手笔近乎文学创作,词臣们都是大文豪,其地位和文采备受称羡。元朝乃大王朝,出身朔漠,注重实际。但是,由于地域辽阔,其诏敕颁发过程比前代更为复杂,为此分别设立了翰林国史院和蒙古翰林院两所诏敕起草机构。写作“风格”上,元朝的诏敕趋于简单、朴实。《元典章》和《通制条格》中收录了许多这类文件的汉译文,从中可以看出,不少都是按照蒙古语的句法、词法,机械地套译为汉文,很像现在用翻译软件翻译成的东西,即所谓的“蒙文直译体”,没有刻意提炼、润饰,虽然拗口,却较多地保留了文件的原始形态。当然,元朝诏敕也有不少汉文吏牍体。这些文件对蒙古语法结构、词序等进行了调整,使译文大体符合汉语习惯,但也不乏白话俗语。除了特别重要的诏书外,一般文件风格与前朝那些大文豪词臣所作骈四俪六、堆砌典故的诏书大相径庭。当然,汉族文人对于蒙古的“俚语”诏书也有讽刺。蒙古诏书皇帝的“怎生、奏呵、那般者”等等蒙文直译体套语用得太多,所以,至元三十一年,江南盐官县学教谕黄谦之创作一副春联:“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被人告发。还好,元朝不像满清,动辄因文字砍人脑袋,老黄在文字中拿皇帝“找乐”,只把他免职而已。    
    泰定帝的诏书写成如此模样,大概是因为他在漠北仓促即位,身边缺乏擅长文章的汉族词臣,写不出华丽的文言诏书,只能用蒙古语起草,再被直译为汉文,草草了事。画蛇添足的是,清乾隆时代重印殿本《二十四史》,奴才文人们将此诏用文言重写,真真费事不讨好,还不如原先看似蹩脚的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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