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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敌人的屁股上暴动”，要到“敌人心脏里暴动”
正在教导团南下行军的途中，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了“八七会议”。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讨论国共两党关系、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坚决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八七会议期间，担任国民革命军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兼教导团长的叶剑英，正在率领教导团南下行军途中。一直到会议结束，他和教导团的党员同志仍在边远的崎岖山路上艰苦行军，未能听到正式传达，只是听到一些传闻。过一段时间才听到会议号召武装暴动的确切消息。
关于如何暴动，这里要回头补叙一下叶剑英在教导团的一段经历。
那是8月下旬，叶剑英利用队伍在吉安小驻的机会，对前一段的行军进行检查总结。
在总结会上，叶剑英向全团师生作了一次重要讲话。他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而失败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屠杀，但是革命者并没有被他们杀绝，而是埋葬了同志们的尸体，又站起来了，走出来了。”接着，他讲道：“同学们，我们决不屈服，决不灰心丧气，要继续战斗下去！但是到哪里去呢？目的地就是广州。我们要到那里立住脚跟，发动群众，积蓄力量，准备第二次北伐，打倒新旧军阀，建立新中国！”同学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打回广州，再次北伐，建立新中国。这个革命思想，自从大革命失败以后，就在叶剑英的脑海里萦回，并且默默地为实现它而奋斗着。今天，他第一次向全团师生宣布了这个想法，得到了大家的拥护，更坚定了他的革命信心。
在南行的路上，叶剑英向大家反复讲解这次南下广东，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要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但是，怎样去战斗，到哪里去战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存在着分歧。队伍进驻万安，在这个水乡小镇上，团党部开会发生了一场争论。团党部书记唐维和王侃予、李仁一等开会，邀请叶剑英列席。这是他第一次在教导团参加党的会议。会议在一所隐蔽的小屋里紧张地进行着。当讲到举行暴动问题时，王侃予和李仁一都提出在万安就地暴动，唐维不赞成。党部就要作出决议，唐维以询问的眼光看着叶剑英。
蒋介石叛变革命（6）
要不要在万安暴动？眼前摆着这个难题。叶剑英明明白白不同意，但想到自己是个新党员，又不是委员，面临着三对一的少数，不便于骤然否定多数的意见，于是以探询的口气问道：“暴动可以，但暴动后怎么办？”
“二十六师有两条船的枪支弹药在这附近，我们劫了，再去找贺龙、叶挺！”三个人十分有把握地回答。
“可是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这两位起义将领在哪里呀！”叶剑英这时正式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我不是不主张暴动，问题是在哪里暴动，什么时机暴动。我的意见是暂时不在这里暴动，等打到广州再暴动。”
接着，他先摆开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分析在万安暴动的不利条件和到广州暴动的有利条件，认为目前南昌起义军已经南下，联系不上，在这里暴动孤立无援，没有胜利把握，即或是成功了，搞到一两船枪支，也只能跟着敌人屁股打，南方的敌人反咬一口，北方的敌人卡住脖子，我们就完了；而到广州举行暴动，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那里是北伐的策源地，我们党刚刚领导举行过省港大罢工，素有革命传统，群众基础既坚实又雄厚；更重要的，那里是全国著名的大城市，南方港口，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老巢，如果在那里暴动成功，就会像一把钢刀插在敌人的心脏上，震惊中外，给在南京的蒋介石以沉重的打击，造成很大的政治影响；还有一点，南昌起义军已先我去广东，我们到了广州可以携起手来，内外策应，胜可以守，败可以走，只要准备充分，指挥若定，成功是有希望的。最后，他坚定地说：“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在敌人的屁股上暴动，勇敢的人要大胆地插向广州，到敌人的心脏里暴动！”
他的这一番道理，说得精辟透彻，同志们听了以后心悦诚服，放弃了原来要在万安暴动的想法。
“到敌人心脏里暴动”，这个思想符合当时党中央和广东省委组织武装暴动的思路，很快成为教导团南下暴动的战略方针。
为了实现“到敌人心脏里暴动”这个战略方针，叶剑英率教导团从万安、赣州到南雄后，征得党组织的同意，决定离开教导团，先去广州。
为慎重起见，他先派党员李仁一到广州打听一下情况，等李到那里回了电报以后，才只身前往。临走以前，召开了全团连以上军官会议，要求各营连继续抓紧军政训练，整顿军容风纪，按时早操上课，恢复早晚点名、外出请销假等制度，并指示各伙食单位的经济委员会清算账目，向全体人员公布，改善部队生活，防止贪污行为。他对大家说：“我们团是军官教导团，是培育军事人才的，我们要挑起革命重担，在第四军中处处起表率作用。”
利用敌人矛盾，巧使“调虎离山”计
叶剑英带着党组织的嘱托，只身离开南雄，一路风尘仆仆，于九月底来到广州。
被称为南方革命根据地的广州，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国民党反动派在这里发动了“四一五”政变。军阀李济深，不但掌握着军事实权，而且担任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的主席和广东省政府主席。但他的日子并不好过。共产党人被迫转入地下，仍然坚持着斗争。特别是“八一”南昌起义消息传来，更加振奋了广大工人群众的革命情绪。起义军离开南昌，以破竹之势沿赣江以东地区南下，向广东潮梅进攻，使李济深措手不及，急急忙忙调兵遣将去潮汕增援。广州几乎成为没有防守力量的空城。
此时，窜居香港的张发奎也早已来到广州。他密切注视着南方战局，等待李济深与南昌起义军作战消耗之后，一举消除异己部队，掌握广东政权。
叶剑英就是在张发奎雄心勃勃、欲掌握大权的情况下回到他的身边的。张发奎自然欢迎。但是，却遭到四军一些高级军官如陈可钰、薛岳等人的反对。陈可钰找到张发奎先讲了一通蒋介石如何器重叶剑英，结果叶还反蒋的往事，说：“这个人靠不住，不能叫他留在广州！”
蒋介石叛变革命（8）
正当此时，被国民党南京政府排斥的汪精卫，如丧家之犬，急欲利用张发奎实力，赶走李济深。他迫不及待地跑来广州，到处发表演讲。
为了麻痹敌人，掩护自己，叶剑英奉命陪同张发奎、黄琪翔到教导团举行所谓“迎汪”大会。通过与汪、张的接触，进一步摸清了汪精卫的真实意图和汪、张之间的微妙关系。那时，汪精卫与张发奎正密谋要李济深去上海与蒋介石磋商大事，将其调开。叶剑英得知这一动态，便同张发奎商量，准备在李济深离开香港后，即动手解除其部队的武装。11月15日，汪精卫邀李同赴香港转航赴沪。第二天，李济深刚刚离开香港，黄琪翔在叶剑英协助下，以“护党”名义发动了“倒李”的政变。
张、黄“倒李”之战既起，17日凌晨，叶剑英即命教导团投入战斗，一举攻克了黄绍■的第八路军总指挥部，占领黄埔军校、虎门要塞等机关，夺取了兵工厂，捣毁了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清党委员会等据点。敌人望风披靡。十几个清党委员老爷还在美梦方酣之中，便乖乖地做了俘虏。黄绍■这个阴险的军阀头子早已预感到这场角逐的败局，非常仇恨背后出谋划策的叶剑英，曾两次派人暗杀他。一次是在沙面趁叶剑英在集会上演讲，准备开枪未遂；另一次在东亚酒家，当叶剑英下楼时两个刺客一拥而上，恰被另一个人挡住，未能得逞。
在这场驱逐李、黄的战斗中，教导团缴获了大批新式武器和弹药，进一步武装了自己，并秘密地支援了部分工人纠察队，从而分化和削弱了反革命力量，壮大了革命武装，为广州起义加强了武装实力。
就在张发奎、黄琪翔用极大的注意力镇压和消灭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的时候，他们的对手李济深、黄绍■却在暗中调兵遣将，准备打回广州，夺回已经失去的天堂。李济深经过东拼西凑，组成东西两路军，准备共同夹击广州。
面对这样紧迫的形势，张发奎赶忙召集部属们商讨对策。叶剑英经过侦察之后，向大家分析了东西两路的敌情。东路陈铭枢由福州进入潮汕，实力较强，比较难打；而西路黄绍■刚从广州败退广西，仓促纠集起残兵败将，队伍虽多，但多属杂牌，且立足未稳，比较好打。因此，他主张捏紧拳头，拣弱的打，先拿黄绍■开刀！
张发奎连声称好，全盘采纳了他的意见。接着，叶剑英便以参谋长的身份使出了“调虎离山”之计，建议：“要打梧州，就得全力以赴，不留一兵一卒！”
张发奎决定全力以赴，任命黄琪翔为前敌总指挥，率第四军主力第十二师缪耀南、第二十六师许志锐部开赴西江肇庆、梧州一带，进击黄绍■；其余主力部队也都悉数开赴广州外围，以防进犯之敌。广州城防务由叶剑英负责。这样，广州城内，敌人非常空虚，只剩下教导团、警卫团和其他少数部队，一时成了“不设防的城市”，这就给广州起义造成了极好的时机。
但是，要发动广州城大规模的起义，只靠教导团一个团的兵力是不够的，当务之急是要加强起义的武装力量。叶剑英又根据党的交代，想方设法扩充了第四军警卫团。
警卫团是第四军于1927年赶走李济深后新编的部队，共有两个营。军官成分复杂，只有少数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叶剑英接到党交给的任务后，即去面晤张发奎，向他指出广州城防空虚，急需扩编警卫团的建议。
这时，黄琪翔第四军主力已调去打梧州，张发奎正为工人闹事、驻守广州兵力薄弱大伤脑筋，对叶剑英提出的建议很感兴趣，便问他打算怎样办。
叶剑英胸有成竹地说：“兵员我来想办法，除了李济深的警察武装不要，其余愿意当兵的，有多少要多少，警卫团的编制不受限制。”
张发奎欣然同意，接着问：“那么，谁来当团长呢？”
这时，叶剑英故意显出一种颇费思索、又不甚了解的表情，回答说：“听说有一个姓梁的琼州（海南岛）人，北伐打仗很勇敢的，不知叫什么名字了？”
蒋介石叛变革命（9）
张发奎眼睛一转，马上想起来了。
“对！这个人我认识，就把他调来当团长。”
其实，此人名梁秉枢，是中共地下党员，也是一员战将，叶剑英有意推荐他来当团长。
团长问题解决了，其他的事，张发奎交给叶剑英办理。
叶剑英想方设法，除梁秉枢任团长外，又安排张诗教、陶剑寒（即陶铸）等一批共产党员担任警卫团的主要领导职务，并将300名曾参加省港罢工的工人招进该团，编成第三营，由共产党员施恕之任营长。各连军官也大都由教导团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