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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疗养的张民达师长闻讯抱病返回前线督战。两军摆开阵势，敌人居高临下，利用有利地形反击，弹如雨下。第十三团先头部队伤亡惨重。张民达、叶剑英见势，命令停止进攻，急调十六团上来，重新部署三个营的兵力，命令机关枪营营长宋绍殷将机枪配备给三个加强连。选择敌军防守薄弱的崎岖山道，从不同方向迂回进攻。叶剑英又命令炮兵连长王逸珊，迅速测定距离，选好目标，亲自指挥向山上敌人固守的据点，连续开炮。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步兵发起梯次冲击，终于挫敌破关，夺回了言岭要地。守关的敌人大部投降，少数狼狈逃窜，叛将刘志陆险些被擒。这就是当时在粤军中转败为胜、名震一时的言岭关大战。这一仗胜败关系到粤军全军安危。张民达、叶剑英由于打了这场硬仗，威名远扬。许崇智很佩服这两个年轻指挥官的智慧和胆识，亲自召见，并要为他们请功。叶剑英则谦虚归功于张师长指挥得力和全体官兵勇敢冲杀。
第八旅攻克言岭关以后，乘胜追击，沿老隆、河源前进，直捣“陈家军”老巢惠州。这时敌军熊略部增援惠州，第八旅迎头痛击，进占三栋、永湖。敌军退至白芒花一带，准备趁张旅立足未稳，于次晨拂晓集中兵力发起突然袭击。叶剑英侦得敌情后，建议师长张民达命令部队轻装，当夜偷袭敌营。部队冒着倾盆大雨，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敌军阵地，突然枪炮齐发，打得敌兵蒙头转向，四散逃走，又赶上前面河水暴涨，断敌退路。纷纷缴枪投降，俘获3000余人，缴枪1000余支。大本营表彰此役胜利。孙中山于7月《复邓演达函》中写道：“敌人来援惠州之军已被张民达完全击灭，我宜乘胜速下惠、潮，则广东从此可靠太平，而北敌亦不敢再犯广东矣！”
陈炯明退守惠州，调集叛军，出击并进窥广州。8月23日，孙中山迁大本营于石龙，亲自督师东征，命许崇智为中路指挥率部驻守博罗。
叛军总指挥叶举趁孙中山东征军立足未稳之机，集中5000人，先行袭击围困博罗。许崇智本部坚守十余日，伤亡惨重，粮尽弹绝，危城告急。孙中山急命第八旅前去解围。张、叶接到命令后，分析敌情，决定采取“围魏救赵”的办法，命第十三团团长谭曙卿率全团猛攻叛军后方据点平山，乘胜占领淡水镇，威逼惠州。叛军只好从博罗分兵增援惠州。博罗守军乘机突围出击，叛军败退，博罗之围遂解。接着，乘胜追击，配合友军，于10月3日攻取博罗以北的重镇河源，截断了困守惠州之敌的水上交通。
张民达、叶剑英在参加围攻惠州战役中日夜奔驰，历时半载，打了许多苦仗硬仗恶仗，击溃敌人数次进攻，受到许崇智的嘉许，报请大元帅给张民达师长记大功两次。但是，各路讨贼军心怀异志。滇、桂军无心恋战，不但不积极进攻惠州，反而在叛军攻击下，节节败退。致使孙中山大本营又不得不从石龙移设于石滩车站。11月12日，叛军攻占石龙，石龙滇军、桂军纷纷向石滩退却，溃兵如潮。西路讨贼军总指挥刘震寰无法制止，也只好退走。这时，惟有张民达、叶剑英的第八旅和少数部队抵挡敌军，紧紧保卫着大本营。叶剑英告谕八旅官兵说：“我们无论如何要稳住阵脚，誓死保卫大元帅！”孙中山看到情况危急，亲自出面阻止败兵退却。他在石滩车站上竖起一面大旗，上面亲笔书写八个大字“我在石滩，退者枪毙！”当时滇、桂军有些官兵不听命令，竟向孙中山乘坐的专车开枪，企图夺路而走。孙中山镇定自若，一直坚持不动。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张民达、叶剑英指挥部队一方面阻止溃军，保卫孙中山，一方面继续抗击叛军，且战且走，保护孙中山安全返回广州。
蒋介石叛变革命（1）
三 蒋介石叛变革命、大革命失败的危急时刻，叶剑英作出重大抉择：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与蒋介石分道扬镳，彻底决裂，积极策应南昌起义，参加领导广州起义
人生贵有胸中竹，
经得艰难考验时。
在北伐军基本上消灭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势力，取得重大胜利之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
1926年12月，到达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成有共产党员参加的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代行最高职权。蒋介石反对迁都武汉，企图在南昌另立中央，并开始同帝国主义、封建买办势力的代表密商，准备在北伐军占领上海、南京一带时发动政变，公开反共。
中国上空阴云密布，一场充满血腥与罪恶的政治大风暴即将来临。
迎着反革命风暴，向蒋介石反戈一击
1927年4月12日凌晨一时。
屠夫蒋介石酝酿已久的反革命政变的枪声终于在上海打响。
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中国的政治风云骤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
当时，青年革命将领叶剑英得到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消息，思想上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回忆说：
“宁汉分家以后，蒋介石说汉口反革命，武汉说蒋介石反革命，两下吵。我对武汉没有多少怀疑。但蒋介石还是总司令。究竟跟着谁走？那时没人来，也没电报来。我就自己看报纸，关上门，想了几天，什么问题都想到了。我想到自己年轻时立志为国为民做点事，参加革命后当了师长。那时师长每个月差不多都有二三万元收入。二三万元不少了，十个月就是二三十万，公公道道，做二三年师长就是个百万富翁。……如果只是为了个人，跟蒋介石走，至少可以做大官。但是，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工人，屠杀群众，变成了十足的反革命！一个革命，一个反革命，阵线已经很分明了。参加革命，还是反革命？想了想，只有革命才有出路。”
叶剑英在新编二师，与左派军官和几位知心朋友商量，决定逆流而上，打出革命的旗帜，反戈一击。他亲自起草了一份“反蒋”的电文，然后召集全师军官开会，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他当众宣读致武汉国民政府的电文，表示“至诚拥护中央反对蒋介石”，通电全国。
师长叶剑英的反蒋电文，在当时的军政界引起轩然大波。
陈可钰（原第四军副军长）看到叶剑英的反蒋电文，立即报告蒋介石，蒋介石不信，陈第二次又去报告：“叶师长真的反对我们！”蒋还是将信将疑。在他心目中，叶剑英是讲交情的人，不会反对他。那份电文即使真是叶剑英发的，也是共产党背后捣鬼。他交代侍从室查问明白。
通电反蒋之后，吉安师的右派军官和“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激烈反对叶剑英，并与当地右派势力勾结起来，准备闹事。叶剑英同魏燮元等左派军官紧急秘密磋商，决定稳住全师官兵，迅速派出可靠人员分头袭击、扣押右派军官，收缴枪械；完成任务后，举行誓师大会，迅速编成四个团，取道赣北，向北进发，投靠武汉革命政府。
队伍开拔之前，左派军官和叶剑英商定借给师座祝贺生日和一位军官结婚的名义，在师部驻地学校的后花园，摆酒集会，联络感情，交换情报，议论军机。
宴会后，大家留影纪念。叶剑英当“导演”给大家拍照，有两张珍贵照片被一位同志秘密珍藏，后交中央革命博物馆，保存至今。
数日后，叶剑英一行化装秘密起程北上。
叶剑英走后，二师左派军官在城内中山广场召开军民联欢庆祝大会。群情激昂，气势很盛。但是右派军官组织暴徒突然向群众开枪，进行反扑。不久，朱培德派杨竹轩、杨如轩两个师包围暴动的新编二师，将其缴械改编。
蒋介石得知新编二师暴动的消息，大为恼火，立即让下属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起草呈文，昭示叶剑英率师阴谋叛党的“罪恶”，随后作出决定将叶剑英等“永远开除”国民党党籍，并予以通缉。
蒋介石叛变革命（2）
蒋介石虽然“开除”了叶剑英，但他一直欣赏并企图拉回这个年轻有为、文武双全的革命将领，据传他曾向亲信交代，抓住共产党有两个人不要杀，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叶剑英。
在一片白色恐怖中投入党的怀抱
4月中旬，叶剑英一行，从吉安一路晓行夜宿，经南昌、九江，登临庐山，转道武汉。
当时中国的心脏武汉三镇，武汉国民政府在共产党的推动下，继续推行三大政策，坚持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斗争。但是，武汉政府成分不纯，内部矛盾重重。帝国主义分子和蒋介石等封建军阀势力对武汉实行军事压迫和经济封锁，使武汉三镇陷入严重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危机之中。
在这种艰难复杂的境况中，叶剑英在武汉急于寻找共产党，但党已经转到地下，一时又找不到。进退维谷，迷茫徘徊。最后为了找个落脚点，只好先找到代理武汉国民政府主席谭延■，向他报告了通电反蒋的经过和吉安的现状后，便留在武汉。后来，见到了第四军军长张发奎。张发奎早年也在粤军中工作，同叶剑英是老相识，深知其为人和才干，当即邀他到第四军军部工作。
这时，宁汉分裂后的斗争日趋激化，反革命力量依然强大。蒋介石以南京为中心，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包围着武汉政府。奉系军阀进兵河南，组织对武汉的进攻。
在这种形势下，武汉政府决定与冯玉祥的国民军配合，先打奉军，再打蒋介石。
4月19日，武汉革命政府在武昌东湖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开始第二次北伐。
叶剑英随第四军参加这次北伐。第四军于5月1日到达驻马店集结，开始进击。叶剑英与副军长黄琪翔、参谋长谢婴白一起参与作战指挥，经过上蔡、拱桥、宋庄、临颍的激烈战斗，于6月1日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会师于郑州，6月5日进克开封，奉军全部从河南撤出。
不久，第四军回师武汉，扩充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张发奎升为总指挥，叶剑英被正式任命为第四军参谋长（军长黄琪翔）。
形势逆转。宁汉合流趋定，国共合作破裂。叶剑英日益感到，汪精卫靠不住，冯玉祥靠不住，最后连“左派”将领张发奎越来越向右转，也靠不住了。只有共产党真心真意为工农大众谋福利，只有依靠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把革命进行到底。一种渴望投入共产党的怀抱的强烈愿望，一种渴求在共产党领导下重新投入火热斗争的激情冲动，使他浑身热血沸腾。但是此时此刻，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去投靠共产党，要冒很大风险。“道路艰险何所惧，只身偏向虎山行。”尽管前进道路布满荆棘，但动摇不了他救国救民的初衷。
共产党在哪里？到哪里去找呢？他思来想去，想到了在武汉的同乡李世安。
李世安是1924年6月在广东大学（后改中山大学）读书 时入党的老党员。曾在东山中学和学艺中学同时兼任训育主任和国文教师。在广东梅州时，他和叶剑英多次交往，结下了友谊。其后，他又与周恩来、邓颖超等工作一段。1927年2月，他离开梅州到上海，找到周恩来后，转移到武汉。公开身份是公安局主任秘书。
叶剑英原来并不知道李世安是共产党员，在武汉两人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