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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把会昌年间所减州县官又增加到383名。
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两党也一直互不相让争斗不已，有时甚至到了这种
地步，即不论什么事情，只要牛党同意的，李党必定坚决反对，根本不考虑
原因和后果；反过来李党对牛党也是一样。
李党反对佛教，会昌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灭佛运动，收效甚大。而牛
党相反，大中元年 （847年），废除对佛教的禁令，结果“僧尼之弊皆复其
旧”。
李党坚决维护边区安全，反对吐蕃奴隶主的侵扰，而牛党却苟且偷安，
胆小如鼠，执行民族投降主义政策。
以上简单讲了一下牛李两党的分歧所在，其实他们的分歧很多，很难一
下子讲得全面而清楚。
牛李两个朋党斗争的过程也相当漫长，前后40年，经历了六个皇帝。要
讲清楚也不容易。简单地讲，两党之间大致经历过五次大的斗争。
第一次斗争是在元和三年 （808年），当时李吉甫（李德裕之父）执政。
在制科考试当中，牛僧孺、李宗闵、皇甫是在文中批评时政，涉及平藩、限
制宦官等问题。这年担任考官的是杨于陵、韦贯之。考试揭晓后、牛僧孺、
李宗闵因为敢于批评朝政，并向朝廷提了很好的政治建议，而被选为上策，
即甲等考生。
这件事让宰相李吉甫知道了。李吉甫是个士族出身的官员，他本来就瞧
不起科举出身的官员，现在出身低微的李宗闵、牛僧孺居然敢批评朝政，揭
了他的短处，更加生气。他在唐宪宗面前哭着说，这两人被推荐，完全是因
为跟试官有私人关系。唐宪宗听信了李吉甫的话，把几个试官降了职，李宗
闵和牛僧孺也没有受到提拔。
其实，对待科举制度，李党一直都很反感，而牛党则一直非常支持。由
于科举制的长期推行，大大地改变了官员中的成分。由科举出身的一部分庶
族地主上升为大官僚大地主，在朝官中形成了新的集团势力。当时，同榜登
第的进士称同年，进士与主考官称为门生与座主。他们互相提拔。如唐代宗
时（762—779年），宰相常衮当权的时候，他的手下人甚至大部分朝廷和地
方的官员都是由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人才。当时流行一种说法：凡是未经科
举选拔的人，都无资格当选为官员。可见牛党重视科举的程度。再比如牛党
头目杨嗣复执政的时候，由于他和牛僧孺、李宗闵等人都是通过科举考试，
升上来的人，很像现代的同学关系，所以他们之间的感情非常好；在官场上
也是互相提拔，互相照顾，很快便形成了小集团。这说明，随着科举制的发
展，使得专以门第而任官的社会风尚日趋衰落，世家旧族在政权中逐渐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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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科举出身的官僚和世家旧族之间，由于存在着出身和门第上的区别，
由于存在着对权势和剥削利益上的争夺，两派斗争非常激烈。牛、李两党就
是这两种不同派系的代表。
“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是两党对待这一问题的基本态度。李德
裕出身于公卿宗门，连皇帝都说他的家“一直都是豪门大族；在朝廷上连着
父子两代都当上了宰相，一连六个皇帝执政时都被封为侯伯的高贵爵位，真
是一个了不起的高贵的大家族啊！”对于自己高贵的出身，李德裕本人也非
常骄傲，他是通过世袭父亲的职位才做上宰相的，所以他很讨厌科举制度，
平时甚至连跟科举考生讲话都觉得是一种很难堪的事情。他曾经在武宗面前
直接了当地讲“在朝廷里当大官的人，我认为都应该是王侯将相的子弟，为
什么呢？因为这些出身高贵的人从小就跟着父亲学习怎样处理国家大事，很
熟悉朝廷上上下下的各种事情。那些朝廷上的礼仪，礼节和规矩，他们从小
就学会了，根本不用再教了。可是那些出身低微的人呢？即使他们之中有那
么一些出色的人才，可是在他考上进士之后，还是得一步一步，一级一级地
往上爬，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学会怎样治理国家。所以，朝廷中的大官，应该
用我们这些出身高贵的人。”李党的另一位得力干将郑覃，对科举制度更是
深恶痛绝。他认为，陈后主、隋杨帝之所以亡国，就是因为他们任用了太多
的出身寒微的士人。
其实李党这些反对科举制度的观点尽管有些偏激，还是有些可取之处
的。当时已经到了中晚唐时期，科举制度经过很长时间的发展，已经变得弊
端很多了。那些进士出身的官僚把持着录取权，许多高官显贵给考官送礼请
托，让他们照顾自己的子弟。一旦考上之后，那些考官又把这些新考中的进
士拉到自己这一派中，形成大大小小的政治集团。这样一来，科举考试就经
常录取一些不学无术的人当官，影响了朝廷政治事务。所以李党的人要攻击
科举制度。
牛李党争的第二次大斗争是在唐穆宗长庆元年 （821年）。当时牛党的
骨干李宗闵任中书舍人。那一年科举考试时，由礼部侍郎钱徽和另一个小官
杨汝士主持。李党的成员李绅和段文昌暗中请钱徽在考试时照顾一下自己的
亲戚朋友，钱徽表面上答应了。可到张榜公布时一看，李党成员的子弟一个
也没取上，倒是牛党成员的子弟录取了不少。于是李绅和段文昌上诉宣宗，
揭发钱徽营私舞弊，录取的人大都是走后门的人。唐穆宗征求李党首领李德
裕的意见，李德裕支持了段文昌的上诉。因此穆宗决定复试，复试结果，把
已经及第的进士淘汰了十余人之多（大约一半左右）。唐穆宗对这次科举有
关人员，分别给以惩处。负主要责任者中书舍人李宗闵被贬为剑州 （今四川
剑阁梓潼等县地）刺史，钱徽贬为江州 （今江西九江一带）刺史。这是牛李
两党斗争的表面化的开始。从那时起，两党便明目张胆地开展斗争，再也不
掩盖自己对对方的敌视情绪。
被贬之后，李宗闵认为李德裕成心排挤他，把李德裕恨透了。牛僧孺当
然同情李宗闵。打这以后，李宗闵、牛僧孺就跟一些科举出身的官员结成一
派，李德裕也跟士族出身的官员结成一派，两下明争暗斗得厉害。
第三次斗争是在长庆三年。当时牛党的骨干李逢吉执政。他一掌权，便
提拔牛僧孺为宰相，而把同样有资格做宰相的李德裕赶出首都长安，到南方
浙江去当一个地方官“浙西观察使”。从此之后便不再提拔他，一连8年都
没给他调动职务。对于李党的其他一些人员，牛党也同样压制排挤，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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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上下都是牛党的人员，李党的官员要么得不到提拔，要么被贬到外地去
做官。这样一来，牛李两党的矛盾就更大了。
但是牛党不可能永远得势。到唐武宗执政的时候，李党领袖李德裕终于
回到了长安，当上宰相执政了。他当然不会放过牛党的成员。找机会好好整
治他们一番。于是第四次牛李党争便出现了。
李德裕入朝执政的时候，牛僧孺正在担任山南东道节度使。会昌元年（841
年）八月，襄州 （今湖北襄阳）水灾，李德裕将这个地区受灾的罪责全推到
牛僧孺身上，撤销了他的职务，调他当太子太师。与此同时，牛党骨干李宗
闵任太子宾客分管东部。会昌三年，贬李宗闵为湖州（今浙江吴兴、德兴、
吉安、长兴等县）刺史，让他离开东都。
牛僧孺和李宗闵虽然被贬，但李德裕并不甘心，还要彻底打击他们。会
昌四年（844年）十月，李德裕围攻叛乱分子刘稹，并取得了重大胜利。李
德裕借机揭发牛僧孺、李宗闵和昭义镇叛乱分子互相勾结，唐武宗大怒，立
即贬牛僧孺为太子少副，李宗闵为漳州（今福建漳浦）刺史。过了几天。再
贬牛僧孺为汀州 （今福建长汀）长史，李宗闵为漳州长史。十一月，三贬牛
僧孺为循州（今广东惠州市东）长史，把李宗闵流放封州。在不到60天之中，
连续贬了三次，在唐朝历史上是罕见的。可见当时党争的激烈程度。
唐武宗时期是牛李党争最为激烈的时期。当时李德裕执政，李党的权势
也达到了顶峰。他趁机开始贯彻打击藩镇割据的策略，讨伐刘稹叛乱，收复
了泽州、潞州一带地方。牛党虽然反对用兵讨伐藩镇，但此时由于无权，也
只好作罢。李德裕打击藩镇割据的做法，比牛党的姑息养奸要进步得多。
当时唐武宗因为全国佛教寺庙太多，不但占用了大量的土地，而且许多
青年男女去当和尚、尼姑，也减少了许多劳动力，下令拆寺庙，让和尚、尼
姑还俗。李德裕很支持武宗的这一做法。这也是他比牛党官员高明的地方。
但是李德裕对儒家学说却崇拜得要命。他主张天命论，攻击那些无神论
者是喜欢混乱欢迎灾祸的人。在他家里，没有一本文学艺术方面的书，大诗
人白居易写的诗他根本不去看一眼，他说：“这类诗词曲赋的书既不能安邦
又不能治国，读得多了反而让人心神不定做不成事。”但是他的家里却到处
都放着儒家学说的书籍，他总是用儒家学说来教训手下人和自己的亲人。跟
李德裕一样，李派的郑覃也是不懂诗词，不会做文章，却单单崇拜儒家学说。
他上书武宗，要求动用大量国家钱财刻一部石经，即把儒家经文刻在一块块
的石板上。他说：“由于长期的转抄，儒家经典已经出现了许多错误，应该
请有学问的人来校定六经，改正错误，把经典刻在石板上，存放在最高学府
太学里。以便作为后代的正确样本来学习。”当时宦官专政，各种政治事务
都非常混乱，人民生活也很苦，国家财政相当紧张，郑覃却不顾这一切，一
下子就花费这么多钱财和人力来刻《石经》，这种做法是应该批判的。在节
约民间财力、努力扩大国家财政收入以便增强国力方面，牛党要比李党做得
好一些。
不过李党在维护唐朝的政权统一方面，的确起到过很大的作用。还在文
宗当政的时候，李宗闵通过拉拢宦官，当上了唐朝中央政府的宰相。李宗闵
向文宗推荐牛僧孺，也把他提为宰相。这两人一掌权，就合力打击李德裕，
把李德裕调出京城，当西川 （治所在今四川成都）节度使。
那时期，西川附近有个吐蕃将领投降。李德裕趁机收复了一个重镇维州
（治所在今四川理县）。这本来是李德裕立了一功，但是宰相牛僧孺却跟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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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宗说：“收复一个维州，算不了什么；跟吐蕃搞坏关系，就坏了大事了。”
他要唐文宗下令叫李德裕把维州让还吐蕃，使李德裕气得要命。
后来，有人告诉唐文宗，说退出维州城是失策，并且说这件事是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