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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录取他，杨国忠知道后怒不可遏，大骂考官，达氏畏惧其权势，只好录取
了杨喧。再如，明朝著名太监刘瑾，在一次会试时把一张50多人的名单交给
考官，让其录取，考官不敢违抗，只好照旨录取。有的考官因没处理好这个
关系，掉了乌纱，丢了性命，也有的考官因此得以擢升。
下面就是一例典型的科举考试中的舞弊案。
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江南乡试的正副考官左必蕃、赵晋勾结两
江总督噶礼，大量录取盐商子弟，收取重贿。因此，考生哗然，千余人聚集
起来，把五路财神像放入府学，并且作诗讽刺之。有一幅对联这样写道：“左
丘明两目无珠，赵子龙一身是胆。”以隐讽两位主考官。有人用纸把贡院的
匾糊上，将“贡院”二字改写成“卖完”，总督心虚，来个恶人先告状，把
为首的闹事考生缉拿入狱。此案几经周折，康熙帝多次亲自过问，最后才弄
清真相。结果是，噶、左被革职，赵晋被杀头，这一舞弊案在当时震动很大。
清朝咸丰年间，盛行“递条子”的舞弊办法。考试后考生向考官偷递纸
条，写明答卷内何处有记号，当然递条子之前先要递上别的东西。后来，递
条的方法又有改进。在纸上画上圆圈，一圈表示100两银子，五圈就暗示若
被录取，赠银500两。
其实身为天子的皇帝也不例外，他们也很难做到一视同仁，或是故意破
坏科举结果。
有的皇帝以貌取人、甚至荒唐到以名取人的地步。明朝建文二年 （公元
400年）殿试，按成绩王艮应为状元，由于其貌不扬被降为第二名。正统四
年（公元1439年）殿试，张和因眼有毛病被降到二甲。永乐二十二年（公元
1424年）殿试，孙曰恭理应成为状元，因其名字“曰恭”合起来似“暴”，
把他降为第三名，把邢宽升为第一名，表示刑法宽松，喻其仁政。还有嘉靖
二十三年 （公元1544年）殿试，本来应该把吴情定为状元，因“无”“吴”
同音，皇帝认为此人“无情”，便把他降到第三名。定名时，由于皇帝老见
殿中的帐幔被风刮成“雷”字，就寻找名字中带“雷”的人，结果一个叫春
鸣雷的被鬼使神差地定为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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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李党争
在中国古代，经常有官僚集团，由于政治利害冲突而分成不同的派别，
相互之间进行斗争的情况，这些勾结在一起的政治集团被称为“朋党”，他
们之间的斗争便称为“朋党之争”。唐代后期，政治越来越腐败，宦官的权
力也越来越大。
在宦官专权的时候，朝廷官员中，反对宦官的，大都遭到排挤打击。一
些依附宦官的朝官，又分成两个派别。两派官员互相倾轧，争吵不休，一直
闹了40年，历史上把这种争吵叫做“朋党之争”，由于两派的首领分别姓牛
和姓李，所以又叫做“牛李党争”。这场争吵很厉害，从唐穆宗时开始，一
直争到唐宣宗末年，一共延续了40年的时间。所以唐文宗对此非常苦恼，曾
经感慨地说：“要除去河北境内的反贼很容易，可是要除去朝廷中的朋党真
是太难了啊！”
牛党是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官僚集团；李党是以李德裕为首的官僚
集团。牛僧孺、李宗闵都是科举出身。李德裕出身世家旧族，他父亲李吉甫
是前任宰相，对由科举出身的庶族官僚抱有成见。他曾经说：“朝廷大官要
用公卿子弟，因其从小熟悉典礼规矩，不须教习。寒士即使才学出众，登第
之后，一样样都得从头学起，不会十分娴熟。”
由于李德裕看不起科举出身的官员，所以对于这次漫长的朋党之争，到
底在争些什么东西，有些人就得到错误理解，认为是在争出身的高低。以前
就有不少学者说，牛党的人非常重视进士科，代表中小地主利益，而李党重
门第，反对进士科，代表士族地主；双方斗争的焦点是对进士科的态度；发
生分歧的原因就是由于牛李两党出身于不同的阶层。由此看来，牛党要比李
党进步一些。其实事实上并非如此。
李党虽有门第成见，这是习惯势力造成的。李德裕办事，比牛僧孺要可
取得多。牛党多靠座主 （主考官）、门生（考中的进士）、同门的关系，结
成一伙，然而已经上升为大官僚地主，他们与李党的斗争，完全是统治阶级
上层的内部矛盾，争权势，争剥削利益，很少有别的原因。
首先，牛李两党的双方都是由出身复杂的官员组成的，他们都来自不同
的阶层，有中小地主，也有大官僚世家的后代。拿所谓的中小地主出身的李
党来说，除了有限的几个人出身于士族地主以外，其中陈夷行、李让夷、李
商隐、王茂元、刘轲等，都是庶族地主，根本不是士族出身。牛僧孺集团中，
虽然有几个庶族地主，但也包括很多士族地主在内。例如李宗闵、李珏、杨
嗣复、杨汉公、杨虞卿、杜琮、杜牧等都是士族地主出身。可见，牛李任何
一党，都是由士族与庶族混合组成的，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单从出身上来
解释牛李党争的真正原因肯定是不能得出正确答案的。再说，无论是牛党还
是李党，他们的政治集团中，都有一些人是进士及第。当然，李德裕确实批
评过进士科的浮华，但他反对的主要是进士科考试中的弊病。唐文宗时李德
裕曾建议“进士试仪论，不试诗赋”，因为善于吟诗作赋的人不一定能经邦
济世。他认为呼主考官为“座主”、自称“门生”是一种互相勾结的恶习。
李德裕执政时，取消了进士及第后的曲江大会。他这样做，既可以限制“座
主”与“门生”之间互相勾结，又能克服春宴花费万钱的弊端，使中小地主
避免由于贫穷无力举办宴会而“苦于成名”的困难。李德裕的这些改革无疑
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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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情况看来，牛李两党分歧的根源，并不是由于士庶两个阶层间的
对立，他们斗争的焦点，也不是赞成或反对进士科的问题，实际是两个集团
的政治态度存在严重分歧。从唐宪宗开始，历经宪宗、穆宗、敬宗、文宗、
武宗、宣宗前后六个朝代，两个集团之间对许多政治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办法，
都是针锋相对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其中最突出的是对当时严重的藩镇割据
局面的态度上的矛盾冲突。
藩镇割据与藩镇战争是唐代后期统治阶级内部最大的纷争。牛、李两党
对藩帅自擅、叛乱所持的政见是泾渭分明的。唐宪宗（806—820年）统治初
期，李德裕父李吉甫任相期间，就力主限制藩镇。剑南节度使刘辟叛乱时，
由于“吉甫密赞其谋”，才使宪宗决定“诛讨之”。不久，又因李吉甫的建
议，平定了镇海节度使李锜的抗拒。唐德宗（780—805年）以来，“姑息藩
镇，有终身不易地者”。李吉甫任相后，一反德宗时的政策，一年之内，调
换了三十六镇的节度使。把那些终身不易演成世袭的藩镇逐步撤换，这确实
是抑制藩镇的一个强有力的措施，防止了藩镇势力的进一步扩大，对稳定国
家政局，保持国家统一是有进步意义的。
元和九年 （814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他的儿子吴元济请接替父
职，李吉甫主张趁这个时候夺取吴元济的兵权。这一建议正符合唐宪宗的想
法，于是宪宗正式下诏讨伐淮西叛乱。可惜未等正式开战，李吉甫在这年10
月便去世了。由于李吉甫执政时期坚决打击藩镇，所以后来牛党攻击他说各
种滥用兵力所造成的祸害，都是由李吉甫引起的。裴度执政以后，继续打击
淮西的吴元济，并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唐武宗时期，李德裕执政，坚决打击割据的刘稹，终于消灭了他，收复
了五州三十县。
牛僧孺、李宗闵和李党相反，他们反对朝廷平叛。元和三年，宰相李吉
甫积极平叛时，牛僧孺、李宗闵利用制科考试之机，攻击李吉甫喜欢动用武
力解决问题，实际就是反对朝廷打击割据的节度使。元和十二年，裴度执政
时，他支持李吉甫的政治主张，积极准备，组织大军继续讨伐淮西吴元济的
叛乱势力。当时牛党成员李逢吉坚决反对这么做，怕他取得成功，私下里一
个劲地诅咒裴度，希望他早一点失败。另一牛党成员令狐楚，也反对讨伐吴
元济。至于牛僧孺，更是统一战争的反对派。如唐文宗太和五年（831年），
幽州杨志诚逐其帅李载义，皇帝问计于宰相牛僧孺，他回答说：“范阳从安
史以来，就不属朝廷所有，穆宗时平定刘总，朝廷耗费80多万缗，实际没得
尺帛斗粟的好处。现在杨志诚夺了李载义的权，和当年李载义当节度使的情
况相似，朝廷不必干涉，承认其合法，利用他抵抗契丹，何必劳师动众去讨
伐呢？”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牛僧孺是坚决反对朝廷讨伐反叛藩镇的。唐太
和九年 （834年），幽州的军队又准备把主帅杨志诚赶跑，再推举史元忠为
帅。对这种带有明显叛乱色彩的举动，牛僧孺照样不闻不问，承认这一既成
事实。可见，牛、李两党对于藩镇割据的态度，是有根本分歧的。分析两派
的不同态度，李党显然比牛党进步。安史之乱以后，除了阶级矛盾以外，政
治上的主要矛盾就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割据的斗争，也就是藩镇割据问题。这
关系着唐朝每一个阶级、阶层和政治集团的根本利益。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全
局的大问题，各个政治阶层都会有自己的态度，牛、李两党当然不会例外。
牛僧儒等人对待割据的藩镇，向来持姑息养奸息事宁人的态度，而李党却一
贯主张坚决平定叛乱，争取国家重新统一。唐朝之后出现了长期分裂割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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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面，严重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这笔帐，与牛党纵容唐末藩镇割据有很
大的关系。
除了对藩镇割据的态度不一样以外，牛、李两党的政治改革观点也不一
样。
李党重视政治改革，牛僧孺主张维持现状。元和年间，李吉甫认为，从
秦到隋共十三朝，而设官最多者就算是唐。因此他建议省并州县，裁汰冗员。
唐宪宗采纳了他的建议，于元和六年，精简京官1769名，外官808名。唐武
宗会昌年间，李吉甫之子李德裕执政时，也精减冗官一千余名。事实非常明
显，精减机构，节省开支，在一定程度上能减轻人民的负担，当然是一项进
步措施。对于这一措施，牛党却坚决反对，大中年间牛党成员白敏中执政，
立即把会昌年间所减州县官又增加到383名。
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两党也一直互不相让争斗不已，有时甚至到了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