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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四年，我和总理一起去非洲访问。我们讲美国是真正的侵略者。可它们总讲不要责怪美国，也不要责怪越南。它们搞调和，对修正主义苏联装聋作哑，避开不谈。这是当时非洲对美苏两个原子大国的普通态度。
一九六五年，我受毛主席委托去非洲访问六个国家。它们的态度有所改变，承认美国侵略越南不对，应该支持越南。也开始讲苏修不对，对亚非民族解放运动不支持，自私自利是错误的。但它们还是说越南应当和谈，打下去，吃不消，对越南不利。还认为苏修还是能够反帝的，说你们把它列入不反帝，是因为你们两大国有成见。我与塞古·杜尔总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争论。和他争了两次，第一次六个钟头，第二次九个钟头。我们说反帝就要反修，苏联不反帝，出卖越南。塞古·杜尔根本不同意。我们俩争吵起来，闹得很厉害。我说：“今天你也不能说服我，我也不能说服你，十二点钟我还要上飞机呢，今天不谈了，以后让事实说话。如果事实证明我错了，我就向你承认错误，如果你错了呢？”他说：“我错了，我就承认。”这个总统很可爱，可以和他争论，谈起话来不觉得寂寞，也没有总统架子，争完了，他还自己开汽车送我，把我送到宾馆，他还说越南应该和谈。他一直送我到飞机场，说无论如何我们两国要友好下去，有争论，也许是我不对，不要生气，中国的外交政策我们是完全同意的。
这次，完全不同了。他说美国和苏联的援助是毒药，是鸦片。中国的援助才是无私的。只有走中国援助的道路才可靠。
还有，保加利亚党代会闭幕了，苏联在会上策动联合反华，想召开国际共运会议，照样没有成功。造谣，也没成功。联合国大会每开一次，从九月一日到十二月，浪费很多纸，浪费很多粮食，美国操纵，苏修喜欢。
现在，每次会议都要遇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和越南问题，逼着很多人表态，又不敢表态。中国的强大，中国的建设，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每次会议都有影响。每次会议，都要把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中国的做法来个比较，证明了越南问题只有打才能解决，美国是顽固的侵略者，只有打才能垮台；也证明了苏修一天一天与美国合穿一条裤子，突出了中国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军队、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正在日益取得人心。（热烈鼓掌）
阿尔巴尼亚党代表大会也说明了这点，有三十二个兄弟党参加了。六○年布加勒斯特会议时，只有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两国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六年之后，有三十二个国家反对苏修。虽然这其中也有左、中、右的区别，但形势发展很快，证明了马列主义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
从国际形势的分析，从这些具体的事实，自然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整个国际形势如何，固然要看美国和苏修怎么办，它们玩什么鬼把戏；但更重要的是要看伟大的毛主席怎样决定政策，怎样组织力量。这是决定国际形势进程的最主要的方面。这是我们的结论。光看美国和苏联，不看我们自己，就会变成机会主义，主要地看我们中国。我的话是四川话，有些同志不一定能听懂。
二十二年前，就是一九四四年，毛主席说看国际形势要看两只手，敌人一只手，我们一只手，掰开手劲，看哪个压倒哪个。那个时候，我们解放区的力量，军队只有一百多万，不到一亿人口。有的同志看国际形势只看敌人一方，不看自己一方。现在我们这只手的力量十倍、百倍地加强了。我们的力量，表现在政治上拿得出东西，拿得出毛泽东思想，能提供各种革命斗争的经验、革命斗争的学说。我们的工农业生产有力量，三十八个国家得到我们的援助，援外专家有四万人次，和当地的工农群众一起搞经济建设，把现代技术毫无保留地传给人家。这使西非、东非、北非的反华国家也不能不讲好。我们帮助几内亚建了一个电站，美国人去看，对杜尔总统说，我们是反对中国的，但看到中国能建设这样的电站，我们也不得不佩服。
总之，国际形势，一切尽其在我。我们有力量，才有说话的权利，让国际形势跟着我们走。我们自己不努力，拿不出力量，我们就只能被动。
在座的工人同志，要懂得从我们的祖辈到我们这代，争得这样的地位是很不容易的。过去我们处在被奴役、被支配的地位，今天我们反过来，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支配国际形势了！（此时会场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全世界绝大多数的人心向着新中国，向着我们的党，向着毛主席。在我们祖辈那一代这是不能设想的；在我们上一代孙中山先生也是不能设想的。我们这一代，能够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取得这样的地位，这是我们的幸运！（会场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所以，分析国际形势，要分析敌人，也要分析朋友。朋友有真朋友，假朋友，还有动摇的朋友。我们的革命一定能够取得全世界的胜利！（鼓掌）我们是七亿人口的国家，搞不好，一切都无从说起。象苏联那样的大国，搞得一团糟，现在它们的声音都听不见了，它自己也不敢讲话。
国际形势大好，国际形势影响国内形势，国内形势也可以影响国际形势。今天国内的形势好，可以影响国际多一些。今天我们敢这样讲，解放初期我们就不敢这样讲。现在特别强调“尽其在我”。我们伟大的工人阶级、伟大的军队，在这方面要多考虑。
不能说没有困难。我们的一些青年，一些学生和青年工人，不愿意讲困难，总讲发展，发展，再发展。这不对！但不是没有困难！要象林彪同志指示的那样，要做政治工作，要克服困难！
现在坦桑尼亚也要组织红卫兵。有的写信给中国红卫兵，希望发出成立国际红卫兵总部的号召。这是很好的。但是，条件是不是成熟了呢？北京有几个红卫兵司令部说外交部保守，说现在就应在北京成立红卫兵国际总部。（全场鼓掌）你们鼓掌我不赞成。我这个人讲话就是得罪人的。有些国家组织红卫兵没有条件。墨西哥成立了红卫兵，戴上了红袖章，第二天就被捉去坐班房了。这是害人的。我们中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有毛主席的领导，是可以的。有的见到尼泊尔、巴基斯坦的专家，见人就给语录，给别毛主席纪念章。这个行动不是很有效的。因为这种做法在我们国家是合法的、是有利的，用红卫兵的话来说就是“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但是有些国家，你有毛主席著作，戴毛主席纪念章，就要坐班房，就要杀头。我们真正的革命者为什么不想一想这一点呢？我们有些自称为“世界革命家”的人，口号喊得很响亮，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有三十九个法国青年见到我就说回国后也搞红卫兵，说到中国见到红卫兵很高兴，要买几套锣鼓，回去敲锣打鼓，戴上红袖章。我说，我反对这个做法。这样做对你们不好，你们会被捉去坐班房的。我说你们真正要搞革命，要学毛主席。毛主席过去在湖南、上海等地的工厂、农村中做工，做群众工作。大革命失败后，毛主席脱去长衫，到井岗山打游击。如果那个时候毛主席也戴红袖章，那就被捉起来了，就没有毛主席了。我把他们说通了。在国际上有很多困难，在国内也不是没有困难。我们在胜利的时候要想到困难，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这是很好的辩证法。国际红卫兵总部不能成立，成立了对世界革命没有好处。真正搞革命的，要学习毛泽东思想，要回去踏踏实实地做艰苦的群众工作，而不是吵吵嚷嚷，喊口号。如果戴红袖章，那就告诉特务了，就被捉起来了。
有些上海、南京的同学，到处去造反，造留学生条例的反，说这个条例没有毛泽东思想，完全是修正主义的，对世界革命造成多大损失！还要查根子，把写条例的人揪出来。他们坐在那里象罗汉一样，要审判，厉害得很罗！他们要反对外办的修正主义，集中力量打个歼灭战。我说你们不要这么大的气嘛，有话坐下来讲嘛！留学生条例是有关国家政府之间达成的协议。我们要保证不在外国留学生中间做工作，搞颠覆，要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外国留学生在中国也不能搞颠覆活动，要尊重中国的风俗习惯。这个条例是彻头彻尾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你们反对，说明你们的思想有问题。按你们的做法，那谁也不派人来了。如果这样做，那人家一回上当，二回乖了，三回就不来。要对他们下下毛毛雨，潜移默化，自觉自愿地学一些毛泽东思想，做一个和中国友好的人，才能对世界革命做一些踏实的工作。有些人表面上讲了很多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并不是那么一回事。我们说同学们绝大多数是好的。我讲了他们也说我讲的有道理。我对他们说：我们也训练了一批搞游击战争的是外国地下党、革命党派来的，是秘密的，不能逛王府井，也不能逛颐和园，两三个月就回去。他们说：啊，还有这个事？我们怎么不知道？我说：对不起，今天泄点密，你们可不要贴大字报。你们也不搞点调查研究，一说就打歼灭战，造你们的反。当然我们也是有缺点的，感谢同学们提问题。因为留学生条例也不能说没有缺点。例如假期留学生就无人管呀，使他们感到在中国有点寂寞啊！我们的司局长、校长、党委书记，为什么不能很好地管管这些学生啊？在假期可以给他们讲讲故事，灌输一点毛泽东思想。这一方面，你们提得对，我们要感谢你们。同学们要“歼灭”我们，我们接受你们的“歼灭战”。这对我们是有很大好处的。这是问题的主流。看不到这一点是不公平的。
今天有一万多工人代表。你们工厂的工作搞得很好，你们的产品遍及亚非拉，到亚非国家都能看到中国的产品，中国的毯子、毛巾、手表、钢笔、机器等等。有一次几内亚的塞古·杜尔总统请我吃饭，吃的米饭。我说：你们的米不错呀！他说：什么不错，这还不是你们中国的吗？中国的外交工作靠你们来支持，中国的工人、农民拿出东西来了，我首先要感谢你们！有些外交家是空头外交家，只有精神，没有物质。而我们既有精神，也有物质。
千言万语说不尽，一句话就是一方面要抓革命，一方面要抓生产，不要妨碍生产。中国的伟大的工人阶级的代表，我们不能象学校一样，不能停止生产闹革命。要抓紧生产，搞文化革命利用业余时间来进行。这是我们国家的根本。你们当中有些人受到了压抑、打击，为此来北京申诉、告状，来造反。这有道理，应该。但有一条，要不妨碍生产。生产是大道理，对大道理有了妨碍，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锡兰一个部长请我吃饭，我说全身从里到外都是中国造的，象衬衫、手表等等。他很注意地看我。他说他们就不行，连大米都是中国的。一个国家兴旺，要看经济基础如何。你们是掌握经济基础的。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话。你们的问题不是一天能解决的，留下几个代表，大多数人可以回去领导生产、进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