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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令侃查了一下，林世良的那批走私总价值为3000万元。按照规定，这样巨额的走私要被判处死刑的。但有钱能使鬼推磨，孔令侃在宋蔼龄的授意下立即开始四处活动。
他们首先买通了军法总监何成浚。何成浚收了孔家的银子，自然要为孔家说话。他反复看了案卷，认为走私案里有漏洞，可以把走私的恶名向下面推，是林世良的部属走私。林世良只是玩忽职守或滥用职权，这样顶多只判10年徒刑了事。
半年多过去了，由于孔家的干涉，林世良的案子拖延了下来。除了中统和军统，几乎所有的部门都在为林世良说情，林世良在监狱里住上了一个套间，里面设备虽不说豪华，也极其舒适，高级饭店的伙食应有尽有。林世良的情人来看他，还被留下过夜。连监狱里的看守都觉得惊讶，这哪里是坐牢啊，分明是太上皇。连监狱长见了林世良都客客气气。
当时那林世良心里也美滋滋的，心想用不了多久，我就会被放出来。到时候我林世良还是一条好汉。
这时，由于滇缅公路交通被日军切断，重庆市的物价再次飞涨。林世良的那批走私货按时价已由原来的3000万涨到6000万元。负责缉私的中统为了奖励打击走私，又出台了一个新规定，即几查获走私证据确凿的，可提取走私物品价格的10％做为奖金。这样林世良6000万元走私案要是真能结案，办案人员就可得到600万元的奖金，这对那些在中统办案的特务来说不亚于是一个天文数字，因为他们当时的月薪只有800元。
本来油于孔祥熙、宋蔼龄从中阻挠，林世良的案子已骑虎难下。国民党上层官员都明白，连蒋介石都感到难办。不办，国法难容。杀了吧，宋蔼龄那边又不好交待。但办案人员由于有了co00万奖金的动力，又象加足了油的汽车，开始疯跑起来。他们纷纷给上面写报告和检举信，提供关于林世良贪污、走私、贩毒和嫖娼的更多的证据，而且还故意把这些证据透露给新闻界。一时间，林世良一案在沉寂了半年后又成为重庆报界的头条新闻。
戴笠见时机成熟了，又将林世良的罪行重新整理出了几条最突出的、最容易招致激烈批评的送到蒋介石那里。
蒋介石看了戴笠送来的报告，眉头皱了皱，然后就在案卷上批了四个字：“立子枪决”。
戴笠如获至宝，他拿着有蒋介石批示的报告来到了监狱，想借这个报告从林世良嘴里榨出点东西来，做为今后倒孔的资本。
无奈林世良不上戴笠的当，他无法知道上层的矛盾，但直觉告诉他这可能是孔家为了考验他而设的一个圈套。只要他忠于主子，主子一定不会牺牲他这个奴才，而且以他之见当今的国民政府，除了姓蒋恐怕就姓孔了，保他出狱是迟早的事。戴笠施诈不成，愤愤地走出监狱。
不久，林世良被执行枪决。临死前，他还抱着幻想。据说，直到被枪决的前一天晚上，他还托看守给孔令侃捎话。
枪毙了林世良，自然是大快人心。给人们的印象是，政府还是公正的，廉洁的，都是下面有一帮人把经给念歪了。孔祥熙也是打掉了门牙往肚子里咽，有苦说不出。
但孔祥熙和戴笠这个仇是结下了。蒋介石却通过这件事对戴笠更加信任。蒋介石的原则是不能对一个人太重用，不让某个人拥有太大的权力。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他就要想法分出一些权力，想出办法对他进行牵制。他启用戴笠就是这个目的。
林世良被枪毙后，孔家因走私的收入并没有减少。因为滇缅公路已被日军切断，林世良也就失去了意义，孔家在其他方面的生意照样做。
但是，对戴笠的这口恶气，孔家却始终没出。孔令侃性情直率，曾公开大骂戴笠欺人太甚。宋蔼龄也给宋美龄吹过风，说戴笠这个人玩阴的，要防着他一手。孔祥熙也一直在寻找报复的机会。
没过多久，机会终于来了。
因为日军的封锁，物资短缺，物价上涨，很多物品都要计划供应。有的是有价无市，有的公开地卖高价，使走私活动越发猖撅。因此，国民党政府准备设立一个专门负责缉查走私的机构缉私处，并直接归蒋介石的侍从室指挥。这标志着，缉私处将是一个权力极大的机构。于是，围绕着缉私处长人选问题各派展开了一场争斗。
宋蔼龄得知，戴笠正极力争取这个位置，并力图把缉私处纳人军统的范围。她急坏了，立刻打电话给正在开会的孔祥熙。
“赶快回家，有要紧的事。”
孔祥熙也不敢怠慢，知道一定是急事，当即跟秘书交待了一下就驱车赶回孔府。
宋蔼龄把戴笠想当缉私处长的事说了以后，孔祥熙果然气得咬牙切齿。
“这个坏蛋，上次就坏了我们令侃的事，现在还想来卡我们。”
“得赶快想个办法。”
“我会想办法的。”孔祥熙握紧了拳头说。
缉私处虽直接归侍从室，但因是政府部门的事，还要从行政院走一下手续。于是孔祥熙在行政院写给蒋介石的报告中，根本没提戴笠的名字，而是推荐了一个姓杨的人。杨某在行政院是一个处长，是孔祥熙在上海时看中的一个青年人。
孔祥熙想，缉私处不管怎么说，在名义上还是属于行政院，不属于军统。我这个行政院长总不能一点作用都不起吧。
与此同时，宋蔼龄也积极活动，利用她的关系在国民党上层之间散布戴笠的摇言，说他走私贩毒、私设公堂、执法犯法等等。
然后没想到的是，孔祥熙的阴谋最后还是破产了。因为蒋介石已决心起用戴笠，做为对国民党原老派的牵制。其中也包括孔祥熙。因为戴笠毕竟年轻，和其他派系没有更多的瓜葛。
所以，蒋介石在孔祥熙送上的报告中，把杨某的名字删去，而加上了戴笠。
孔祥熙和戴笠虽然结了怨，但大面上还都过得去，只是每每在关键时刻却互相拆台。比如，戴笠当了缉私处长后，以缉私为名也大肆走私，发国难财和战争财。他还通过关系，把大后方的禁运物资运到沦陷区去卖。尝到甜头之后，戴笠又想把沦陷区东西运到大后方来卖。但从沦陷区返往大后方运送违禁物品需要财政部发通行证，孔祥熙当然不会把通行证发给戴笠。
戴笠知道壳卡在孔祥熙那里，就想了一个办法。一天，他派亲信把一封信带给孔祥熙。孔祥熙打开信封一看，里面是一张500万元的支票。孔祥熙就是这样一个人，无论表面上多么有修养，无论在场面上多么讲原则，无论和谁有多深的冤仇，只要有钱，一切都可以抛弃，一切都可以化解。因为金钱就是他的上帝。
于是，孔祥熙破例为戴笠签发了一张通行证。于是戴笠的那批货几十辆卡车的烟土，价值几千万元的走私货，就顺利地通过了路卡。
在抗战期间，孔祥熙一家通过走私赚了多少钱，恐怕将永远是一个谜了。据美国一家报纸披露，孔家当时在美国的存款额达30亿美元。这在美国的巨富中也是屈指可数的。对此孔祥熙当然矢口否认，但从孔祥熙后来移居美国的情况看，这种说法也并非毫无根据。
也正因为如此，蒋介石才指使戴笠，用铁腕堵住这些漏洞。戴笠也才敢拿孔家开刀，着实给了孔祥熙和宋蔼龄一点颜色看看。不久，戴笠又把缉私处扩展为缉私署，把军统中的骨干派进去，将海关的权力缩减小得不能再小了。到了抗战后期，海关的职能仅限于征税补税，所有查缉走私的任务和查缉后的处理，包括走私物品的保管和处理，全由缉私署一手遮天。孔祥熙一点也插不上手。这也从反面说明了孔家原来走私多么严重，以致连国民党上层人物都犯了红眼病，要成心和他作对。
3．敛财手段之三：吞并
孔祥熙之所以能在抗战时期爆富，其所采取的另一个手段是赤裸裸地吞并，以强凌弱。
别看孔祥熙留过洋，自称是大户人家且娶的是中国最富有家庭的小姐，自己又身居高位主掌着国民党政府的财经大权，但一样犯红眼病。看谁的生意好，他就嫉妒不舒服。看什么行业能赚钱，他就想插手什么行业，哪怕是别人正在做的事，他也要想方设法抢过来变成自己的。
抗战期间，被孔祥熙和他下属的公司吞并挤垮的公司很多，而最典型的，要数他吞并民生和华西两大公司的事了。然而天公不做美，他的宏大理想后来只实现了一个。
孔祥熙首先想吞并民生公司是有原因的。
民生公司1925年成立于重庆，是专门在长江上承担航运的私人轮船企业，总经理卢作孚。
民生公司成立前，长江上游的航运一直是未被开发的处女地。虽然英国和法国等在长江中游的武汉设立了办事处，弄了几条船从事航运，但远远没有形成规模和批量。上海南京的一些航运公司，大都把目光盯在长江中下游水域平缓的地带，所以长江上游地区当年一直无人投入大量资金开发。
四川是天府之国，人川之陆路交通十分不便。当时四川又没有铁路，四川的大量物资运不出去，外地的物资运不进来，商品交换严重滞阻，当地经济发展亦受到很大影响。
正是看到了这些情况，当年的卢作孚决心投资开发长江上游地区的航运，从长江水面上打通人川的通道。他看好这个行业，认为前途无量。
而抗战的爆发，又给民生公司带来了新的发达机会，也证明了卢作革当年的远见。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向四川转移，大批沿海工厂、学校内迁，都需走水路沿长江逆流而上。于是当时的民生公司成为承担大后方运输的主要运输企业。
为了公司的生意，也为了民生在国民党中的声誉和形象，卢作孚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日夜在公司上班。他积极想办法从香港和内地招募、培训工程技术人员，并从湖北、江苏等地收购船只。日军占领南京后，很多船舶公司纷纷将运输船只抛售，卢作孚看准机会，能买的买，能修的修，能租的租。一时民生的实力大增。抗战前他只有各种船只40多艘，而抗战开始时已发展到100多艘，不到两年增加了一倍多。
为了使民生公司的发展有足够的后劲，当时卢作孚派得力人员到香港（那时香港还未被日军占领）采购大量柴油、润滑油及修造船舶用的五金机械，以备一旦战事发展可能遇到的不测。在武汉和广州陷落前，民生公司已从广州香港两地运回了柴油4000多吨，各种机器设备2000多吨。
民生公司一跃而成为当时大后方尽人皆知的大企业，生意红火，利润丰厚，这就难怪孔祥熙要垂涎三尺了。
于是，孔祥熙下决心要吞下这块肥肉。他首先派人调查了这家公司的背景，当他得知民生只是一家私人公司时，不禁皱起了眉头。
说实话，这要是一家官办公司，孔祥熙一个命令或一个指示，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弄到手。而这是一家私人公司，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现在正是抗战，这家公司正在为抗战出力，国家又明令鼓励私人企业发展。如果公开地去吞并恐怕对自己不利，但民生公司巨大的利润又使孔祥熙欲罢不能。
在和幕僚商量后，孔祥熙决定下手了。他首先向民生公司伸出橄榄枝。孔祥熙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