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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辞职，在南京政府内引起了混乱。蒋介石的死对头汪精卫蠢蠢欲动，各派军阀也都八方串联，四处活动，探听消息以决定取舍。也有人劝孔祥熙，说蒋介石虽然老奸巨猾，毕竟不得人心，何不乘此动荡之秋脚踩两只船，为自己留个后路呢？
孔祥熙则以良臣择主而侍为由，谢绝了这些“好心的劝告”。孔祥熙当然明白，自从宋美龄和蒋介石结婚后，他和蒋就是一条船上的人，对蒋的品行他当然了解。当初宋家在讨论和蒋的结合时，就有人以此为由力主宋美龄拒绝。可又一想，当今天下军阀纷争，列强割据，没有点手腕和狠心的人焉能成大事。蒋介石从一个上海滩上的小人物成为北伐军的总司令，一路过关斩将，确实表现出不凡的才略，这岂是区区书生所能媲美？！再说，历来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大臣认主子只能认准一个，脚踩两只船只能落个不忠不义的恶名，并且也从来没有过好下场的。
因此，当蒋介石表示辞职后不久，孔祥熙就宣布辞去实业部长的职务，表示与蒋介石患难与共。
在将实业部大印交给陈公博之后，孔祥熙在实业部高级幕僚会议上说：“有人说我放着实业部长不当而主动辞职是鼠目寸光，其实，国家官吏的卸任上任，都是正常的事情。我平时常对大家讲，什么事要拿得起放得下。今天我就来实现这个话。我觉得我们拿得起的时候，应以天下为己任。放得下的时候，应弃天下为敝履。这才合乎我们的身份。不管什么人上台什么人下台，政府还是国民政府！”
孔样熙的这一番表白应该说是言不由衷的，但确表示了他死心踏地跟着蒋介石走的决心。
1931年12月，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以孙科为行政院长、陈铭枢为副院长的新一届国民党政府。这是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各派间斗争最后妥协的结果。果然，由于蒋介石的背后捣乱和各派之间心怀叵测，新政府无法形成权威和凝聚力，在财政和外交的双重危机下很快就焦头烂额，不能自顾。仅不到20天，孙科就被迫宣告辞职，新政府宣告流产。随即蒋汪密谋后再次暂时达成妥协。1月28日蒋介石复出主持国民党临时中政会，推出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1月30日，国民政府任命宋子文为财政部长。3月6日，又推举蒋介石为国民党军事季员会委员长（这也就是蒋委员长的由来）。
值得一提的是，促使孙科这个短命政权“垮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侵略军对上海的人侵和由此引发的“淞沪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东北得手，大大鼓舞了日本国内的好战分子。他们随即把目标对准上海这个当时远东最大的经济文化中心。由于孙科政权外交努力的失败，1932年1日28日，就在蒋介石重登委员长宝座的当天，日本侵略军的大炮向上海市开炮了。
当时蒋介石和孔祥熙都在南京，听到消息后极为震惊。虽然他们事前得到消息，说日本可能会采取行动。但他们并不知道会采取什么行动和在什么时间行动，有多大规模；特别令孔祥熙担忧的是，宋蔼龄此时就在上海。
而此时的上海，已陷于一片炮火之中。
宋蔼龄不但滞留在上海还和宋庆龄一起组织了一个临时的“军官励志社”，鼓励那里随时准备开往前线的年轻军官，并租用了一座小楼，把楼内整修一新，做为该所的活动场所。
宋氏姐妹还组织了红十字救护队，救助从闸北前线下来的伤兵。
一天夜里，宋蔼龄刚睡着，就接到上海红十字会打来的电话，说各医院的抢救室都被伤兵住满了。还在许多伤兵躺在走廊里，需要帮助。
“一个小时前，还有人向我报告，说床位充足。”宋蔼龄皱了皱眉头。
“一个小时？明天床位就不够了，很多医院把办公室都腾出来做病房。再不想办法，伤兵只能住在大街上。”
宋蔼龄再也睡不着了。她明白，伤兵如不能得到及时的救助，就会丧失生命。可现在到哪里去找床位呢？她立即想到几个最要好的朋友。于是她也顾不上什么礼节了，直接把他们从睡梦中叫醒。宋蔼龄把情况一说，大家都感到问题严重，再募捐也来不及。于是大家纷纷拿出个人的存款，当天夜里就凑了8万美金，并立即选址建立了一个有400张病床的培德医院。
之后宋蔼龄开始在工商界中活动，又募集了一笔捐款，建造了一所1000张床位的私人医院。
宋蔼龄在上海从事救助活动的消息传到了南京，并且上了报纸。孔祥熙等战事稍缓后来到上海。在他们的寓所里，宋蔼龄对孔祥熙说：“怎么样，我这不是还好好的么？”
孔祥熙忙对宋蔼龄陪出笑脸说：“你有先见之明，有先见之明。”
孔祥熙心里自然明白，宋蔼龄在“淞沪抗战”中的一系列活动，等于给他脸上又贴了一层金。
孙科政府因“外交不利”，没有阻止日军对上海的进攻而被迫倒台，但十九路军在蔡廷锴的指挥下，在上海人民的全力支持下，挫败了日军的企图，打了胜仗。蒋介石却指令蔡廷锴不要乘胜出击，将日军赶出上海后就可罢手，绝对避免再与日军决战。3月初日军向中国守军发起总攻击，中国守军失去战机，只能撤至昆山福山一线。3月13日南京政府决议中日双方停战事宜，后派出代表与日谈判，竟承认了日军对上海部分的占领和日商在上海的特殊利益；并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这反到成了蒋介石赖以炫耀的政治资本，而上海人民的热血就这样被一张协定出卖了。
1932年4月3日，即淞沪抗战结束不久，孔祥熙被特派为“中华民国考察欧美各国实业特使”，出访欧美各国。
孔祥熙这次出访的目的，实际上是接受蒋介石的委托，在德国和意大利接洽购买军械、飞机事宜的。鉴于“淞沪抗战”中没有空军的教训，南京政界军界一致呼吁要加强国防，特别要首先建立空军。蒋介石当时对德国情有独钟，希望在军事上无论是购买军火、还是聘用人才方面都要倾向德国。
孔祥熙和宋蔼龄夫妇于1932年4月13日由南京启程，开始了他们婚后的第一次欧美之行。出访的第一站就是美国。
这是一趟美差，等于公费出国旅游，孔祥熙自1907年留美归国后，就再也没去过美国，因此十分兴奋。临行前，蒋介石曾亲自召见孔祥熙，希望他能在这次出访中充分展示其外交才干，为国民党政权和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打通关节，特别是在财政和军事上，争取得到欧美等主要国家的支持。当下孔祥熙心领神会。
对这次出访，孔祥熙是充满信心的。其一他和宋蔼龄都是虔诚的基督徒，都是在美国留学并获得学位，都能讲流利的英语，也极熟悉美国和欧洲的文化传统和风土人情。‘况且，孔和宋的很多老同学都在美国政府和工商界担任要职，美国及西欧国家也极重视在华的利益，重视改善和发展同中国的关系，谈笑风声、觥筹交措之间便能完成出访重任。孔来在飞机上俯瞰着浩瀚无垠的太平洋时，心中充满了自信。
不料，出访的结果却出乎他们的预料。
刚到美国时，他们便被表面洋溢着的热情友好的气氛所陶醉。在华盛顿、纽约、芝加哥、波士顿，到处是掌声、鲜花和问候。他们每天都要至少出席两个酒会或招待会，每天都要接到过去的同窗好友的电话约他们重温旧情。
但不久，这种彬彬有礼的气氛便被媒体的传闻打破。美国的《华尔街日报》率先刊登了蒋介石在上海向宋美龄求婚的秘闻，并称这种联姻与其说是出于爱情，不如说是处于政治的需要，“中国唯一能够控制现代军队的人和中国唯一能够控制财政混乱的人成了郎舅。”还说孔祥熙、宋蔼龄极力促成这条婚事是为了找到自己发财致富的机会。
美国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骂总统的文章都敢登在报纸的头版头条，更何况是讲另一个国家的事情。不久，其它报刊也纷纷报导类似的消息，有的还添油加醋无中生有，把一些似是而非的传闻说得活龙活现，弄得孔祥熙、宋蔼龄自觉如过街的老鼠，极爱面子的宋蔼龄几次提出要中断这次访问，以免在同窗好友面前出丑。孔祥熙不像宋蔼龄那样回国心切，但也有度日如年之感。试想在中国大陆威震四方、说起话来响当当的孔家大少爷，蒋介石的左膀右臂，何时受过这等污辱。但无奈国事在身，也只能打掉了牙往肚子里咽，强打起笑脸了。事后有人分析推测说，孔祥熙这次美国之行之所以徒手而回，与他当时的恶劣心境应该不无关系。
当时在美国会见过来蔼龄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校友杂志主编尤妮斯·汤普森回忆说：
“我看见孔夫人非常真实地流下了女性烦恼的眼泪，并且亲自去把她的氨水精拿来，以便使她的神经镇定下来……她担心是在最后一刻可能丢人现眼也许会受不了。但我们答应她，不加张扬，而且在朋友们的配合下兑现了这个诺言，因为这些朋友都能理解，她确实多少需要保持镇静和不受打扰。她的同学得到通知，从全国各地赶到威斯里安学院看望她，安慰她。整整两天，她看见和她在一起的全是过去的同学和朋友。于是，她把祖国的苦难置于脑后了。”
在美国一些同学的关心下，宋蔼龄的恐惧和苦恼情绪渐渐被化解。她又打起了精神开始投入了她的外交使命。为了在美国公众中树立起她和孔祥熙正面的形象以批驳那些“谣言”，她竟破天荒地向美国新闻界宣布从个人的积蓄中拿出一笔巨款以“奖学金基金”的名义，献给母校威斯里安女子学院。
但这只是为了在美国公众面前挽回一点面子的权宜之计罢了。如上所述，他们并没有完成蒋介石交给的“接洽军械飞机之购买及设厂自制事项”。在最后匆匆礼节性拜会了美国总统胡佛后，他们带着抑郁和遗憾，离开了此前不久还是梦寐以求的美国。
他们欧美之行的第二站是意大利。还应了中国那句“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老话。他们原想在美国得到而没有得到的东西，在意大利及后来的德国得到了。
因宋蔼龄在美国的心情不好，她先于孔祥熙到达了意大利的威尼斯。
威尼斯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城，城内河道纵横，游船如梭，是闻名世界的水城和旅游盛地。宋蔼龄到达威尼斯时，正值初春，树枝吐出了嫩芽，大地披上了绿装，玉兰花飘出阵阵清香，一切都令来蔼龄心旷神。冶。
意大利对孔祥熙夫妇的到来非常重视。靠发动政变上台的法西斯分子、当时的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亲自主持会议研究了接待和会谈等问题。接着，几名高级官员赴威尼斯，陪宋蔼龄玩了个够。他们出动了一艘装饰极为豪华的游艇供宋蔼龄乘坐。游艇内布满了专门从意大利南方运来的鲜花。服务人员身着皇家仆从穿的高贵服装，彬彬有礼又热情周到，意大利方面知道宋蔼龄爱吃法国菜，还专门请来了一个擅长法式西菜的厨师。
在美国受到冷落的宋蔼龄感慨万分，对意大利顿时充满了好感。这种好感也影响到后一步来到的孔祥熙，并为后来购买军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