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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人开始宣读结婚证书，然后证书上盖了公章。接下去的程序是，夫妻对拜，向“证婚人”鞠躬，向全体来宾鞠躬。
“当宋美龄和丈夫一起在乐曲声中离开讲台，来到一个由玫瑰花装饰成的巨大花团下而摆好姿势合影的时候，场内爆发出一片掌声。
“与基督教的习惯相反，牧师或其他人都没有拥抱亲吻新娘。这次结婚仪式本身是短暂而简单的，新娘是由她的哥哥宋子文交给新郎的……”
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的当天，上海的《申报》同时刊登了两条启事：一是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二是蒋介石与毛福梅离婚声明。蒋介石还在报上发表了《我们的生日》的文章。美其名曰：“我今天和最敬爱的宋女士结婚，是有生以来最光荣、最愉快的事。我们结婚以后，革命事业必定更有进步，从今可以安心担当革命的大任……我们的结婚，可以给中国旧社会以影响，同时又给新社会以贡献。”
据说，这篇文章中的话都出于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的手笔。
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后，原准备到奉化度蜜月，后因国民党内矛盾斗争尖锐，各派互相攻击且又谁也不服谁，谁也吞不了谁，于是就又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
1927年12月初，蒋介石结婚没几天，国民党M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即在蒋的上海新居召开。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官复原职，重新执掌了国民党的党政大权。
再说宋蔼龄，促成了蒋介石和小妹的婚姻，自然是松了一口气。但二妹宋庆龄没来参加婚礼，也给这场隆重的婚礼留下了永久的遗憾。宋蔼龄很生宋庆龄的气，觉得她不给面子，事情做得太绝。
大约也就是从此时起，宋美龄和孔家的关系极为密切。宋蔼龄是她的姐姐自不必说，因为庆龄和她都没有孩子，所以对孔祥熙和宋蔼龄的几个孩子关心倍至，其中最为关心的是孔令侃和孔令俊。孔令侃是宋氏姐妹里的第一个男孩，长得漂亮人又聪明，从小就深得宋美龄的喜爱。孔令俊虽是女孩儿，但性格脾气都像男孩，宋美龄也特别偏爱，后来竟做了孔令俊的干妈。
孔令俊受宋美龄的宠爱，便常去寓所找她。宋美龄的卫兵开始还给孔令俊敬礼，后来来得多了又讨厌她那身不男不女的打扮，就不再给孔令俊敬礼。孔令俊见卫兵故意不理睬她，就跑到宋美龄那里告状。谁知宋美龄在这件事上并没有偏袒她，而是说你不是政府官员，他们当然可以不向你敬礼。
孔令侃也是宋美龄家的常客。抗战胜利后，蒋经国在上海的“打老虎”运动中失触及了杜月笙，也触及了孔令侃，孔令侃跑到宋美龄那里一闹，宋美龄就去找蒋介石。蒋介石有时也是个“妻管严”，对宋美龄言听计从。于是孔令侃逍遥法外，“打老虎”运动草草收场。国民党的江山便更处风雨飘摇之中了。
宋美龄晚年在美国纽约长岛的一栋别墅里居住。这里一个占地约15顷的院落，离纽约市区大约一个半小时的路程。房子原是孔祥熙的，后为孔令侃所有。宋美龄抵美后，孔令侃自然希望她住在这里。宋美龄也觉得住在那儿有个依靠，便答应住下来。宋美龄最后一次由台湾赴美是在1991年，并且从此再没回台湾。在孔令侃那里，她原计划写一部回忆录，但不知为何迟迟没有问世。
1992年夏，孔氏家族的核心成员，孔祥熙、宋蔼龄死后和蒋家关系最为密切的孔令侃病逝，这对宋美龄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为此，当时宋美龄借用庚信的《枯树赋》来表达自己的悲哀心清：
昔年种柳，依依江南，
今看摇落，凄沧江潭，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5．枪弹·银弹·军阀重开战
1928年8月8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在此之前，蒋介石曾于7月间日，把四位集团军总司令请到南京郊区的小汤山开谈话会，在会上抛出了《军事整理案》，企图采取整编、混编、调集训练等办法，达到同化异己军队的目的。这一企图当然遭到冯玉祥、阎锡山、李济深、白崇禧等人的反对，汤山会谈遂不了了之。
蒋介石之所以召开二届五中全会，目的是利用此次会议压服各派军事领袖，然后召开编遣会议，实现其独握兵权的目的。但是，这一计划终因各实力派领袖的反对而告流产。蒋介石不得不另辟蹊径，继续作他的独裁梦。
恰在这时，胡汉民、孙科等人回到国内，胡汉民还表示要与蒋合作，实施“五权宪法”。这一政治主张使蒋介石及各地方实力派均感到可以接受。于是，1928年10月3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通过了《训政大纲》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孔祥熙在这一届政府中被任命为工商部长。
新的国民政府成立之后，蒋介石委任何应钦为筹备主任，积极准备召开全国编遣会议。但阎锡山躲在山西一步不肯离开。桂系的李宗仁守在武汉，白崇禧守在北平，黄绍宏一心一意经营广西桂系老家。只有冯玉祥，对蒋介石封给的官表示不放在心上，但对编遣会议很感兴趣。10月3日，冯玉祥先于别人到达南京。因为他要利用编遣会议实现他的裁军计划。
蒋介石看到只有冯玉祥一个人来开编遣会议，于是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颁发《整理军事宣传标语要点》，大力宣传整理军事的重要意义和必要性，是实行训政的先决条件，从事建设的前提，是“绥靖地方，革除人民痛苦”的保证，是“预备外交的后盾”等等。总之，把整理军事说成是解决国民党一切矛盾的惟一方法，呼吁各军事首领“在编遣会议上团结起来”，并要求全国都支持召开编遣会议。
蒋介石的宣传起到了作用。各地报刊发表了许多文章、评论，支持整理军事。一些富商大贾，从有利于他们的生财之道出发，以申诉广大民众受兵战之苦为名，要求统一整编军队，打破军阀割据。各实力派的首领顶不住上下的压力，只好都跑到南京去开编遣军队的会议。
蒋介石知道编遣军队的困难重重，于是他就实行以派制派的方针，在各派之间进行挑拨与拉拢。蒋介石“热情地”单独邀请冯玉祥到汤山温泉洗浴，以闲谈的方式，挑拨冯玉祥与其他实力派作对，并假意尊重冯玉祥的意见，几次请冯先提出一个裁留标准方案来。冯玉祥禁不住蒋介石的诱惑，在预备会议上提出一个“三有三无加齐全”为标准的编遣方案。即：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遣；枪械齐备者编，枪械不全者遣；有革命性者编，无革命性者遣。按这个标准，冯玉祥提出：第一、二集团军各编十二个师，第三、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杂牌军编八个师。
这样一来，蒋、冯的军队编的最多，这引起了其他人的猛烈攻击。蒋介石对冯案不加可否，却在暗地里数次请阎锡山到家里吃饭，向间表示希望在四个集团军之外，再增加一个中央区，请阎锡山考虑一个方案提交会议。阎锡山明知这样一来蒋介石就成了最有实力的一派，但他考虑到不顺从蒋介石的旨意，也难以保住自己的利益。于是阎又写了一个方案：一、二集团军各编十个师；三、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杂牌军编六至八个师；其余六至八个师由中央处理。
1929年1月1日，全国编遣会议正式开幕。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各集团军的总司令、总指挥等60余人参加会议。全体与会者先对中山像作忠诚宣誓。
在正式会议上，蒋介石把冯、阎的两个方案同时提到会议讨论。他不表态，一任各派去争吵。同时他又在采取种种办法，争得多数人倾向阎锡山的方案之后，才以仲裁者的面目在会上表态，同意阎锡山的方案。并又提出增加东北编遣区，使张学良十分感谢他。这样，蒋介石在编军队最多，又把张学良拉到自己一边，更增加了实力。
最后，会议制订了《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规定，从全国编遣委员会成立之日起，全国军队一切权力收归中央，正式取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各集团军司令部、海军司令部。各部只能在原地驻扎，听候点编。各级军官仍照旧工作，静候委任。各集团军无权自行调动与任免军官。这样，各实力派的军事大权被剥夺了。
至此，阎、冯、桂李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都中了蒋介石的圈套。于是他们从相互攻击转为相互同情，并设法抵制编遣会议。在会议最后阶段，冯玉祥提出抗议，称：“刚刚打完仗，不是编遣军队的时候，应当先休整一个时期再编遣”。阎锡山也提议休会。蒋介石看到一时难以使各派就范，也只好宣布以后再开编遣实施会议。吵吵闹闹的编遣会议，到1929年1月25日终告收场。
编遣会议激化了蒋介石与各实力派之间的矛盾。地方实力派的首领认识了，蒋介石不把他们彻底搞垮是不会罢休的。他们不等宣布散会，即纷纷返回原地，积极准备力量，誓与蒋介石较量一番。于是，连年不断的派系混战又将开始了。
国民党新军阀混战是以蒋、桂之间的战争拉开序幕的。
1929年2月19日，桂系的武汉政治分会发出决议，撤免鲁涤平的湖南省主席兼18师师长职务。同时派叶琪的第9师，夏威的第7军向长沙进兵。鲁涤平措手不及，慌忙乘外轮逃往南京，桂军控制了湖南。至此，桂系占据了两湖，接通了广西，势成能攻能守、可进可退，要与蒋介石较量一番。这就是所谓的“湘案”。
蒋介石消灭白崇禧部的办法是，利用唐生智与桂系的矛盾，起用唐生智，驱逐白崇禧。白崇禧带到河北的李品仙、廖磊两部原是唐生智的主力军。白崇禧既想长驻河北，又想向西北发展，这引起部下的不满。唐的部下都想早日回到湖南家乡，又都觉得当桂系的军官不光彩。蒋介石抓住这个矛盾，广泛传播唐生智将要复职的消息。唐生智在上海也活跃起来，派人向蒋介石表示竭诚拥护中央。蒋介石不但答应唐可重新指挥部队，还赏以巨款，并促其立即北上平、津，收回旧部。
此时蒋、桂之战已在弦上，白崇禧计划率部南下浦口，配合李宗仁部攻蒋。但此时部队已不听白的指挥，并到处张贴“打倒桂系！”“打倒白崇禧！”“欢迎唐总司令东山再起”等标语。甚至把反桂迎唐的标语贴到北平、天津的火车车厢上。白崇禧在军中不能立足，化装由塘沽搭日轮逃走。
3月20日唐生智在塘沽登岸，受到旧部的欢迎。3月ZI日宣布讨伐白崇禧，蒋介石立即任命唐生智为第五路军总指挥。唐生智在北平顺承王府设立总指挥部。蒋介石扶唐倒自计划完全实现了，这等于砍去了桂系的一只手臂。
李济深是广西梧州人，在广东做官。在政治势力的划分上他属于粤系。广东财力充裕，但士兵的战斗力较差。广西较穷，士兵勇敢。李济深利用乡士关系，长期以来与桂系结为一体。广东支援广西经费，广西支援粤省兵力。李宗仁、白崇禧带兵远离广西之后，李济深与黄绍密切配合，使蒋介石无法插手两广。蒋介石要消灭桂系，不拆散粤、桂联盟是难以成功的，因此，蒋介石阴谋暗算李济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