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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认为阎锡山的施政内容和他从事的“提倡教育，振兴实业”是殊途同归的。然后实际上，当年没有哪一个军阀真正切实地关心过老百姓的生活和死活，阎锡山当年的“村政改革”，也不过是一种政治欺骗，是对付北洋政府的一种手段。其实只是在不能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做做表面文章而已。因而在实施过程中，不免出现只说不做、多说少做、弄虚作假等等。而阎锡山通过“村政改革”排挤了反对势力，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并且还有像孔祥熙这样的“名流”政客替他鸣锣开道，大肆吹捧。结果，阎锡山骗取了他统治下的山西省为“模范省”的荣誉。
在积极推行阎锡山的“村政改革”中，孔祥熙尤其对戒烟一条执行的最坚决。当年从日本回到太谷之初，孔祥熙就声言学校四周，决不允许有人抽鸦片烟。孔祥熙的具体办法是“集体戒烟”。
当时，孔祥熙责成村长把本村的烟民分批送进村公所关起来，由村长负责管理，强迫这些人戒烟。第一批集体戒烟的烟民共11人，孔祥熙每月付给村长50元钱的管理费（当时一个人一月消费3元钱已是较高的生活水平了）。
就这样，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孔祥熙所负责的村庄就烟民绝迹了，因此被阎锡山评为全省的“模范村”。
不久，孔祥熙又发动太谷全县的官绅、机关和学校组成“太谷拒毒会”，公推太谷县长安恭己为会长，很快在全县境根绝了吸毒者。
这时期的孔祥熙，可算是一个古道热肠的人。连村民吵架这类的小事，只要是让孔祥熙碰上，他都要出面调停。因为他有知识、有见解，每每这种调解都能让大家心服口服。乡民们还送了孔祥熙一个官称儿“孔大人”。在旧中国，“大人”是百姓对父母官的称呼。孔祥熙一分文人，即使有“校长”头衔也不是官方任命的，大家叫他“孔大人”，足以说明孔祥熙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位置。
阎锡山为了感激孔祥熙及铭贤师生积极推行“村政改革”，后来特赋诗两首给孔祥熙：
其一《对学生吟》：
“其一、我问学生，求学何因？学生答我，本在修身。学了有饭吃，学了做好人。
其二、我问学生，设学何因？学生答我，立志爱群，教人有饭吃，教人做好人。
其三、我问学生，我来何因？学生答我，整理乡村。盼人有饭吃，盼人做好人。
其四、我问学生，你来何因？学生答我，为表欢迎。开了同乐会，都是新村人。
其五、我爱学生，爱你何因？学生的话，句句是真，说了就要做，不可等别人。
其六、我勉学生，勉你何因？学生前程，远大无穷。改造新社会，全凭少年人。”
其二《太谷歌》：
“山西富足，首推太谷，今人其境，我心不乐。村中房舍多拆毁，巷中儿童多零落，衰老锄禾苗，少壮不见出。有妻被夫卖，掩袖途中哭。人贩催行急，妇哭声愈促。
我见此情状，我心如绳束，我问受何病？齐答全丹毒。（即吗啡）
一听这句话，我心呆半日，令车手，赶快行到地头，好像我绅商学生说：“大学齐来，发个公道愿，结个爱群团，帮着村闾邻长认真做，整理村范，就能还我原来的太谷。”
这叫诗吗？世人心中雪亮。可孔祥熙接到阎锡山这两首不伦不类的诗后，受宠若惊，推行村政更加卖力。他再次动员铭贤师生大力宣传“村政改革”，还把全校师生分成二十个组，规定每一位教师督率六七名高年级学生，逢星期天和节假日便全体出发，开赴所指定的各自负责的村庄进行宣传，并且督促各地方务必在定期内实行“村政改革”。各组师生的行动，除了必须接受孔祥熙的监督与考核外，还要经山西督军府特别设置的“六政考核处”加以考核。还宣布，消极怠工者严加惩罚，成绩优良者资以重奖。所以说阎锡山推行“新政”的政绩，是和孔祥熙当时的积极贡献分不开的。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山多而平地少，素有十年九旱之恶誉。1919年山西全省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全省七十余县夏秋两季干旱少雨，当时灾情十分严重，有不少的县竟颗粒不收。山西历史上曾有过的哀鸿遍野的惨剧，在这一年又发生了。当时北洋政府内外交困，人不敷出，各机关、学校和团体常常一连数月欠薪欠饷，对山西的实情更是无能为力。阎锡山对此也是异常焦急。
不久灾情愈发严重，灾民日益增多，一些地方民众的反抗情绪到了一触即发的形势。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也为了缓和事态的发展，阎锡山特命孔祥熙速想办法弄些钱来以救济灾民。
对于救灾救民，当时的孔祥熙尚认为自己义不容辞。他信心十足地一个一个地挨个拜访官僚、政客、商人和实业家，劝他们解囊相助。可这些人却都是铁公鸡一般一毛也不肯拔。
最后，孔祥熙只好凭着自己在官场上的一些关系，代山西灾民向华洋义赈会请求贷予100万元救济灾民。主持华洋义赈会的一位外国传教士，虽说和孔祥熙私交不错，但因会中贷款的硬性规定是任何贷款必须提出抵押担保。因此这位传教士向孔祥熙提出：
“凭你个人的信用，我可以大胆主张借这笔巨款给你。可是问题在于这笔钱是要借去发放救济灾民的，你将来如何归还？”
的确，这么大的款项将来如何归还，又拿什么做为担保呢？经过认真思考，孔祥熙想出了一个两全之策：
“我们不妨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请灾民修筑公路，将来再以公路的收益分期偿还贷款。”
这倒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当时那位传教士考虑了一会儿，便点头答应了。
于是孔祥熙再赴督军府，向阎锡山汇报。孔祥熙的这一举措算是解了阎锡山的燃眉之急，这位山西“土皇帝”得此意外之助，顿时喜出望外。他立即表示赞同“以工代赈”的方法，并表示督军府将全力协助实施。阎锡山希望孔祥熙将此事负责到底，从筑路到贷款归还清楚为止。当即孔祥熙表示同意，但提出这项工作应由督军府派专员执行和督办。于是两人最后商定的结果，由督军府派赵友琴为公路督办。
赵友琴乃军人出身，在阎锡山部下当团长。孔祥熙举行太谷夏令营时曾邀请赵友琴担任导师，教授学生的健身运动，和孔祥熙有过一些交情。在修路过程中，赵友琴经常找孔祥熙商量一些具体问题，孔祥熙也乐意帮赵友琴出一些点子或处理一些棘手的事情。孔祥熙还拉来教会中的一些人担任工头，并且放假期间铭贤师生也加入了筑路行列，当然也是担任工头。
当时孔祥熙的华洋义赈会的贷款正好是100万元。至于说这笔巨款在修路中用了多少，孔祥熙和赵友琴又是怎样分配的，这些都无人知晓。总之，只是用了一部分钱雇用灾民，修筑这条由平遥经汾阳至离石军渡之晋西公路，以及由平定、阳泉经昔阳。和顺至辽县之晋东公路。
这项工程从1919年一直持续到1920年。它的修通对当时发展山西交通，开发山西经济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修路期间，一次孔祥熙险些断腿。
那次，孔祥熙和赵友琴一同坐车去视察工程。归途中不料汽车坏了，二人只得步行而归。他们结伴而行，边走边谈，不知不觉走出了十多里。而且是越走越黑，越走越累，越走越饿也越走越渴。
孔祥熙问：“从这儿到太谷还有多远？”
“大概还有四五里。”赵友琴答道。
“我看没有，顶多还一二里”。孔祥熙觉得已经走了很远很远的路了。
“这么说我们的罪快受完了。”赵友琴觉得有点对不住孔祥熙，“我受这份罪倒应该的，你跟我吃一场苦实在犯不着”。赵友琴不安地说。
孔祥熙从没走过这么远的路，人又胖，此刻已经是汗流泱背，气喘嘘嘘了。但为了面子，孔祥熙硬着头皮说道：“有什么犯着犯不着的，为了公共利益即便跑上20里路，也谈不上是吃苦啊。”
说话时孔祥熙在前、赵友琴在后，就听孔祥熙一个“苦”字余音未断，紧接着便是一声“哎呀！”
赵友琴一听大惊失色，就见孔祥熙倒在一个坑里呻吟着：“哎呀！我的腿快断了！痛死我了。”
原来，孔祥熙不小心掉下了一个四五尺深的坑里。在坑里孔祥熙低声说道：“快拉我上来。”
孔祥熙身沉体胖，赵友琴费了很大的劲儿，出了一身臭汗，才把孔祥熙从坑里拉了上来。在赵友琴的搀扶下，孔祥熙一跛一跛地返回了太谷。
孔祥熙在华洋义赈会洋教士的支持和帮助下，通过“以工代赈”的办法，为北洋政府和阎锡山解决了一大难题。从而也大大地缓解了山西的社会矛盾，因此总统黎元洪和督军阎锡山不得不有所表示。
黎元洪赠给孔祥熙一块匾额上日：“急公好义”。孔祥熙将它送给了太谷教会。
阎锡山送的匾额上日：“扶危济困”。对于督军的“礼物”，孔祥熙自己留下了。
太谷的绅士们也对孔祥熙有所表示，他们送给孔祥熙一对功德牌联，上书：
“太息大旱成灾，莫道救荒无善策；
幸得以工代赈，须知实惠济斯民。”
不仅如此，孔祥熙对山西地面的其他事情也多有“操劳”。
1921年春，山西基督教会存在着一些问题。各派划区传教且各自为教，对教义解释的不一致，造成教友的信仰不一致。教会主权大部分被外国人操纵，妨碍了教会的发展。为此，孔祥熙决心对教会加以改进。他与刘宝箴等人在太原南有墙街创立了“山西中华基督教会”，为日后基督教在山西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由于孔祥熙对地方公益极为热心，乡绅们对他无不称颂，他本人的威望与日俱增。孔祥熙正是利用这些，和号称“山西土皇帝”的阎锡山搭上关系并且日趋密切。
2．“结张交吴”缘为革命
1915年秋，当孔祥熙携夫人宋蔼龄自日本回国前夕，孙中山曾找他们来寓所面授机宜，其中交给孔氏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他相机结交当时北中国的一些实力派人物诸如张作霖、吴佩孚和冯玉祥等，以为将来的全国性革命作准备。回国以后，遵照孙中山先生的指示，孔祥熙在经办铭贤学校的同时，积极活动于北方各界，并很快就与当时的几位北方军界要人结成至交。
1916年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国人的一片唾骂声中，一命呜呼。随即就由黎元洪继任总统，段棋瑞出任北京政府总理，但却没有给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留下一席之地。在这种情形下，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才开始了反对北洋政府独裁统治的新一轮斗争。当时的政局是阴晴不定，变化无常，因而使得一些北洋系统的知名将领，如张作霖、吴佩率等人也主动与革命党在北方的代表人物孔祥熙联系，以为不时之需。
即便如此，这倒也正中了孔祥熙的下怀。
因为当时，无论张作霖还是吴佩孚都是北中国举足轻重的实力派人物，如能把他们争取过来倾向革命，那恐怕北京的北洋反动政府赖以支撑的军队就未必再听其摆布了。
张作霖在中国旧军阀中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