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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教学生们‘立正”、“稍息”、“开步走”或者“跑步走”，待到幸体学生走得步伐整齐、进退有序以后，他就给铭贤学生配起了“武装”。
铭贤学生所私下拥有的第一批“武器”，是孔祥熙自备的一把指挥刀和60多把用榆木自制的步枪。
上体育课时，孔祥熙把130多名学生分成两批，一批作徒手操，一批作假枪操。孔祥熙则跨着大刀往旁边一站，俨然是一位真正的指挥官。
铭贤学生操“洋操”、练“洋枪”的事情，很快就在当时保守而又闭塞的太谷县城传开了，竟成了太谷县的一大新闻。好奇的当地人都想目睹一下这新奇之事。于是每当孔祥熙给学生们上体操课时，操场四周总有一些人围观。而在众目睽睽之下，学生们则更是兴致盎然，步伐也就更加整齐。围观的人见此情景都喷喷称羡，并为之四处宣扬。因此，孔祥熙能操洋兵法、编练“新军”的名声，很快就满城皆知了。这件事，在某种程度上多少也改变了一点当地众人对铭贤学校的偏见。
孔祥熙能编练“新军”的消息，不久就传到了太谷县商会会长的耳朵里。这个商会会长原先掌握着一支称为“商团”的武装。但是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后，“商团”中的不少恶棍望风而逃，商团也就名存实亡，处于行将瓦解的状态。
一天，商会会长带着礼物，慕名亲往铭贤学校欲以重金礼聘孔祥熙担任商团教官，代为训练并指挥商团。孔祥熙对此邀请很感兴趣，也正中他的下怀。他想借此机会掌握一支地方武装力量，更重要的是可以利用商团的名义，堂而皇之地购买真枪真炮。
其后孔祥熙训练商团也颇有成效，于是太谷警察局也前来约聘孔祥熙，请他出任顾问，每月到警察局去一次，对警察进行训话。在警察局，孔祥熙主要是宣传一些美国的治安管理方法，同时灌输自己的一套东西。
这样，孔祥熙很快便掌握了太谷一带的全部武装力量，他就像地方大员一样，常常身穿西装，腰佩指挥刀，挺胸昂首，威风凛凛地走在县城的大街上巡视。而街上的警察、商团团员和铭贤学校的学生及其他学校的学生，见到孔祥熙都要立正向他敬礼。
如果说孔祥熙让铭贤学生操练体操，是把西洋先进的东西介绍给中国人的话，那么他对中国传统的国学也是注意加以改进的。
孔祥熙身为一校之长，遇有教师因故临时请假不能到校上课时，所缺之课都由孔祥熙替代。特别是在替别人上国文课时，孔祥熙常常结合时事，拟出作文题目让学生去做。不过，有一次他这样做却碰了“钉子”了。
那天，孔祥熙又临时替别人代课，并且偏巧又是作文课。他给学生出的题目是《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孔祥熙刚把题讲解完，国文教师赵昌变气冲冲地走了进来。赵昌变是清朝拔贡，以书法洒脱扬名三晋，是一位众人景仰的老先生。孔祥熙与他过从甚密并且也对他相当敬重。
可今天赵昌变是冲着孔祥熙来的。当即他责问孔祥熙道：
“你一代作文课，作文题目都和武事有关。孔校长你办铭贤学校，性质是文呢还是武？你出这些作文题目，总不是让学生毕业后都去当兵吧？”
孔祥熙听完急忙解释：“哈，赵老夫子，我是有这么一个念头，铭贤的学生毕了业，虽然不必全去当兵，可当兵的观念和准备却必须有。”
接着，孔祥熙便滔滔不绝地讲起了清政府如何腐败和国外各国征兵制的区别及优劣，讲一个公民应该有保家卫国的能力和意识。这一通说教，使愤然前来质问的赵昌变缄默不语了。他心里不得不佩服孔校长确实要比其他人站得高，看得远。
在和赵昌变讨论之后不久，孔祥熙作了一条正式规定：今后凡写作文不必非引经据典，只要能言之有理，即使方言俗语人文也可评为上佳之作。
胡适等人提倡白话文，是在新文化运动时，白话文当时被普天下的道学家视为不成体统、不伦不类的“洪水猛兽”。因此，胡适被尊为白话文的倡导人。其实孔祥熙早在清朝末年，就已在自己办的铭贤学校提倡白话文了，此真可谓敢为天下先。
孔祥熙不仅敢提倡白话文，而且还敢对学生进行“性教育”，这在当时，在中国传统社会里需要多大的胆量啊！
既然孔祥熙从小就敢背叛自己的老祖宗，而去接受教会的教育，既然孔祥熙是一个喝过洋墨水的留学生，那么他就能在当时比较落后的自己的家乡去开风气之先，揭造化之奇。他就敢于公开与传统的礼教相违背，做一个实施“新风”的表率。当时孔祥熙在铭贤学校开设了“性教育”课程，他每季两次或者三次，把那些已发育成熟、即将从铭贤学校毕业的学生，集中于一室并亲自讲解“性的卫生”、“性的道德”、“性的神圣”和“两性结合”等问题。
这些题目的讲解，在当时来说实属“大胆”而“先进”的不凡举动，对中国传统的封建道学是一个极为有力的冲击。孔祥熙对“性”的讲解，把当地那既没有真本事、又道貌岸然，并且常常说三道四的伪道学们搞得晕头转向，目瞪口呆。
当然，孔祥熙对性问题的理解和讲解，主要是从积极的方面去引导学生，使之对它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从而全面揭开人生的秘密，消除年轻人对此的神秘感。用今天的话说，纯属正面教育。
孔祥熙在每次给学生进行“性教育”时，总是对那些好奇心切的学生们说：“老先生们制止性欲，有如鲸之治水，筑堤防、防外溢，不知浚疏河道，只晓增强堤坝。这个方法最危险，因为水不暴发犹可，一旦暴发堤决坝溃，必将无法收拾。所以我们制止年轻人的性欲奔放，应该用大禹治水的法子，疏浚沦排，顺着水性逐步导人正轨。”
当时，孔祥熙还明确地告诫学生：“手淫最能残害身体，初期为神经衰弱，浸渐便成不易治疗的重症。你们切切不可玩忽，万万不许任性妄为，要知道你们将来能否成功立业，能否为圣为贤，几乎完全以可否克制性欲而为断。”
为了使铭贤学校的学生都能身心健康地发展，孔祥熙采取了一些积极的办法。他特别注意学生们的起居生活，言行举动，严禁学生看课外的那些有害于身心健康的不良读物；并大量准备体育用器，让他们积极锻炼身体，白天认真学习并加强身体的锻炼，这样晚间就能按时人睡，永远有一种饱满旺盛的精力。
正是孔祥熙对学生们进行的这些有意的新式教育，在当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1915年4月，华北第一次运动会在太原举行。铭贤学生共取得6个主要项目的第一名，一时威震华北各省。当时许多人面面相觑，不知山西怎么突然冒出这样一支劲旅。从此，铭贤的声誉不胜而走。
后来所谓的“三晋学府，私校典范”，就是当时人们在通过一段时间对铭贤的了解之后，对其比较公正的评价。
孔祥熙不仅注意铭贤学校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而且对当时地方上的一些陋习，也是极力主张从根铲除，就连自己的父亲也不例外。
孔祥熙虽然很早就开始接受西洋教育，对基督教会也是感恩戴德，但他痛恨外国对中国大量输人鸦片。怎样才能禁绝鸦片呢？在他看来，林则徐在广州焚烧鸦片有点感情用事，太冲动了。虽说此举一时大快人心，但最终兵败于大英帝国，带来的后果是五口岸的通商和香港的割让。当时曾有铭贤学生向孔祥熙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监督（铭贤学生对孔祥熙的称呼），假如你奉命禁烟，您会如何办理呢？”
当即孔祥熙不假思索应声而答：
“除了尽焚鸦片烟，对于抽鸦片的我还有一个顶好的办法，那便是把这些人统统充军到甘肃、新疆和古北口外去，叫他们开垦种田，从事畜牧。其中若有人吃不来苦，或者暗中还在抽鸦片，干脆掘一个大坑，丢他们下去活埋。”
看来孔祥熙对吸食鸦片是深恶痛绝并力主彻底根除。那么他是这样说的，做得又怎样呢？
当时铭贤学校所在地的周围，吸食鸦片的人相当多。每当这些吸食者烟瘾发作时，就要涕泪交横，手足委顿不能伸举自如。一些瘾大者，更是面黄肌瘦，肩耸项缩，奄奄一息。孔祥熙每每看到这种情况，心里不免又气又恨。他决心要用自己的力量，根除这种恶习。于是孔祥熙备了酒席，请来村长和当地的士绅，商量给“烟民”戒烟的方法。席间孔祥熙力陈鸦片之害，终于获得了村长和乡绅的支持。大家达成共识后，决定由村长负责管理，把当地的“烟民”分批送进村公所关起来，强行戒烟。同时孔祥熙提议，烟民之中凡是自家有钱的，伙食自备。家里没钱的，由铭贤学校供给。数日之后，戒烟活动有了明显的效果，烟民日渐减少，到后来杨家庄几乎烟民绝迹。
起初，孔祥熙把自己的父亲孔繁慈找来给铭贤学校讲授经史，本意是加强学校的师资力量，以利于自己对铭贤的控制。不料，这个孔繁慈却实实在在给儿子添了不少麻烦。
当地有很多人嗜酒如命，自称“臣是酒中仙”，终日酩酊大醉，还振振有词曰：“一醉解千愁。”
孔繁慈就是这些“酒仙”中的一位。他好酒成癖，每顿必斟，且往往是每斟必醉。这对铭贤学校的教学活动产生了极不好的影响。为了加强对学校的管理，孔祥熙规定师生一律不准吸烟饮酒。可是孔繁慈对此并不太重视，依然我行我素。孔祥熙对此非常反感。他想校长提倡戒烟戒酒，而身为教师的校长之父都可以例外，这怎么能说服其他人呢？于是，他先是暗中命令厨役不要为孔繁慈备酒，继而又当面向父亲讲明其缘由，请求父亲能身体力行支持儿子的戒烟戒酒活动。孔繁慈听罢虽说心里一百个不情愿，但他毕竟是读过书的人，面对族中众多人的压力，当初都能支持儿子冲破阻力去上教会学校、去留学美国。今天孔繁慈为了支持儿子的工作，也为了儿子把铭贤学校办得更好，以提高孔祥熙在家乡的威望，孔繁慈终于答应了儿子的要求。
今天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早已证明了抽烟和过量的饮酒，都是对身体有百害而无一益的，人们也多能自觉地去戒烟和控制酒量。然而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孔祥熙提倡戒烟戒酒，真可谓先见英明且难能可贵。
就在孔祥熙一心一意地为办好铭贤学校进而为桑梓做出贡献的时候，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再一次改变了孔祥熙的人生轨迹。在时代潮流的感召下，孔祥熙慨然投身到大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
第五章 革命狂飙乍起
1．山西都督阎锡山
公元1911年10月10日，在湖北武昌城内，新军官兵打响了反清起义的第一枪，伟大的辛亥革命爆发了。
早在1904年，武汉知识界即成立了科学补习所，名为补习科学，实则酝酿革命。后由于该组织同华兴会的联系较频繁，以至当华兴会起义计划暴露时，科学补习所也受到了牵连，被清政府强令解散了。
当时，这个补习所的主要成员都是当地新军中的官兵，包括一些学界人士参加。所谓新军，系湖广总督张之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