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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这里还另有一说，据说也是明朝万历年间，山东孔氏家族有人中了进士并被派往山西任职。但此人不是上面我们所讲的孔宏开，而是孔子第五十六代裔孙孔希翥中了进士，之后外放山西的。据孔子第七十七代嫡孙女孔德懋所说：“明朝确有大量纸坊户从曲阜迁到山西太谷。家谱中记载孔祥熙的先世孔希翥是在明朝时迁到山西的。从孔希翥到七十五代孔祥熙这中间十九代也都是按照曲阜孔族字系行辈取名。”
孔氏族谱是我国历史上最悠久最完整的族谱之一，自宋朝建借以来，一直谱系不乱。按照孔氏家族修谱的规矩，每三十年一小修，六十年一大修。1937年赶上孔氏大修族谱，当时是由世袭衍圣公孔德成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修谱的，由当时担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的山东曲阜孔氏祥榕负责。孔德懋是孔德成的姐姐，她的话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信的。她还回忆了1937年修谱的情况，“以前各地有些孔氏族人因年代久远或生活变迁，过去没有续谱的，这次也续了谱。孔祥熙就是这次修谱时续的家谱。”
“当时大修族谱所需经费是向全国各地孔氏族人募捐，我曾看到过一本捐款的帐本，不单是孔祥熙，全国各省县都有孔姓族人捐款。少则1元、10元，多则成百上千。孔祥熙因是当时国民党中央财政部长，他捐钱多也是合情合理的事。”
孔德成也曾于1979年9月1日在台湾举办的孔祥熙百年诞辰口述历史座谈会上说：“我们孔家分成60户，孔先生的祖先是属于曲阜纸坊户的。明朝晚年时，由曲阜迁到山西的。民国二十五年，孔先生任行政院副院长时，曾到曲阜城北四水上的孔家河口其祖先早年居住处凭吊。”
根据我们今天掌握的材料，很难用具有权威性的文字来说明到底是“孔子第五十六代裔孙孔希翥”还是“孔子第六十一代青孙孔宏开”，二者究竟是谁，在一个准确的时间里或在一个准确的背景下由山东曲阜迁至山西并最后落户太谷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确认的就是，山西太谷的孔家，肯定是由山东曲阜孔姓族中迁人的。
太谷程家庄，距离太谷县城西门5里有余，属城关一带，是一个可以在中国北方农村经常看到的那种自然村落。村风古朴自然，村民诚实和善，多有北中国农民那种特有的吃苦精神。人们默默奋斗，只为着“人往高处走”这一个幻梦般执着坚韧的信念。全村100多户人家，可谓小村，但村中街道宽敞，房屋坐落整整齐齐，并且每家每户的建筑都是雕梁画柱，华丽考究。这在当时中国即便是较发达的城镇也是不多见的。原因是这个村子里的人家，十户倒有八户经商从贾，“家家有钱，户户富裕”。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可称得上“小康村”了。
当年山西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守家恋土。家里有了钱便不愿迁到他乡过一种“吃甜没有醋”的日子，更不想搬到城里过一种处处受束缚的生活。所以山西人只要富裕了，都爱在故乡的土地上造起漂亮的房子，既壮了老祖宗的脸面，也能过一种悠闲自得的生活。
也许是沾了老祖宗孔圣人的光，孔家在程家庄算得上是名门望族，说话办事在村里都很占分量。孔氏家族在村里一共拥有9幢房屋，其中1幢有井，俗称“井儿院”。自当年的知县孔宏开之后，这里孔氏族人中就再没有官宦仕途的人，孔家人倒都是自食其力，凭本事靠力气辛辛苦苦挣下了一份殷实的家业。
这里倒并非孔门后人才疏学浅，因而难以金榜题名。孔圣人的后代，家学渊源自是非同寻常。只因当年孔宏开孔知县的遗孀孔夫人有训曰“不为鞑虏做官”，儿孙们个个不敢违背所致的结果。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百余年的沧桑变迁，孔门后人对当年的祖训就渐渐地淡忘了。孔宪昌孔子的第七十二代裔孙亦即孔祥熙的曾祖父名幼聪明过人，少年有为且又刻苦努力，好强争胜，16岁时应童子试竟荣获头名成绩。
当下血气方刚的孔宪昌在族人的激励下，暗下决心要在下次乡试中再夺魁首，以壮孔门。
当时恰巧有一位同乡，亦即亚圣孟子的后代盂洋，对他威胁最大。两人的学识相差无几，但孟洋的书法要略强于孔宪昌。所以孔宪昌每天发奋练习书法，一写就是几个时辰。果然其书法的技巧大见长进，只是因长期的疲劳过度，致使孔宪昌的体质极为虚弱。
所谓人意拗不过天意。
乡考的前一天，孔宪昌自感身体不适。但为了与孟洋一决高下，第二天孔宪昌还是勉强支撑着虚弱的身子赴考。结果，体力不支加上精神紧张，孔宪昌当场咯血，元气大伤，未能坚持到终场就抱憾先退。最后自然是盂洋荣登榜首，孔宪昌数载寒窗苦读，毁于一旦。
当即孔宪昌羞愧难当，他恨自己半途而废，不能为孔门争光。这一恨一忧，竟使得孔宪昌一病不起。临终前孔宪昌用自己那双握过笔杆如今已骨瘦如柴的手拉着9岁的儿子孔庆麟，艰难地一字一句地立下了家法：
“读书所以致用，凡我子孙，但求读书明理，经邦济世。能这样，便是孔家的好子弟，千万不要再应科考试，重蹈我的覆辙，切记，切记！”
言罢，孔宪昌便含愤去世。自此以后，孔门子弟再一次与科举无缘。
关于后来太谷孔氏家族的沿革发展，说法不一。其中一说即孔门后人弃官从商，最终成了山西巨富。此一说多为现今人们认可。
再说那孔宪昌的弟弟孔宪仁，本来才学人品一如其兄。只因有了前面亡兄遗训无法违背，孔宪仁只好弃官从商，并很快创办了志诚信票号，当上了票号掌柜。在孔宪仁的精心操持下，太谷志诚信票号的生意迅速红火起来，业务规模也不断扩大，利润直线般年年递增。没用多久，志诚信就发展成为当时太谷城内三家规模最大的票号之一。
可惜的是，孔宪仁膝下无子。而他也因为票号业务日渐庞大，自己一个人又精力有限。最后，孔宪仁只得把偌大一份票号生意，交给了长侄亦即孔宪昌的儿子孔庆麟来掌管。而他自己呢，索性做了志诚信票号的大股东，坐享其成便是了。
这孔庆麟便是孔祥熙的祖父了。他字瑞堂，堪称是一位善于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且十分讲究实干的能人。在孔庆麟身上，当时人们依稀能够辨出其父孔宪昌的影子来，这便是精明强干，富有韬略。就这样，在孔庆麟的苦心经营下，并且有孔宪仁在背后撑腰支持，太谷孔家的票号生意越做越红火，同时又兼做杂货生意。一时间，孔家在太谷城内有义源盛票号、在北京有志一堂缥局以及会通盛、会通远和义合昌等票号或买卖，此外在广州还有广茂兴、在沈阳有源泉博以及从别人手中买下的太谷三晋源等买卖。最繁盛时，孔家的票号在全国各地设有分支机构，远至新疆的迪化、外蒙的库伦及至安南（今越南）的西贡和日本等地。
当年孔祥熙的父亲孔繁慈，即在北京的义和昌任文书，后来又遵父令返回太谷主持义源盛和三晋源买卖。
孔庆麟眼光远大且心胸开阔，为了孔家的生意能不断拓展，他常年风尘仆仆地奔走于国内各大都市及商埠之间，可谓不辞辛劳，兢兢业业。按理说，有了前述那众多的买卖所赚得的丰厚利润，一年下来的收人应该是相当可观的。只是因为当时孔家票号的真正老板并不是孔庆麟，而是孔庆麟的二叔孔宪仁，所以孔庆麟辛辛苦苦一年到头，挣得的收人也不过小康水平。以致当年太谷人讲起志诚信票号，只认得老掌柜孔宪仁，却并无多少人知晓还有一个孔庆麟忙里忙外，实际上支撑着局面。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当年的孔庆麟也就不过是个高级的打工马仔，充其量一个白领阶层的高级职员罢了。
不过，关于孔庆麟经营太谷志诚信票号一说，至今史界仍有质疑。因篇幅限制，我们不在这里…一辨识了。
后来大约是在本世纪初叶，伴随着近代社会银行的出现，票号业便每况愈下，渐趋没落了。也就当此时，孔氏家族亦家道中落，由“小康”下坠至勉强维持温饱了，以致孔祥熙出生后没赶上几天好日子过，便将最该无忧无虑的孩提时代掩没在生活困顿的重压之中。据有关史料记载，孔祥熙幼时曾在冰天雪地的寒冷冬天，和穷人家的孩子一起到太谷城里捡烂炭（一种燃烧过但仍可再燃取暖的煤渣），以至弄得浑身污渍，蓬头垢面。
有关太谷孔氏的家道中落原因以及孔祥熙幼时所吃辛苦等，除上述所谓票号萧条原因之外，尚有一点不容忽视，即当时正值孔祥熙之父孔繁慈吸食鸦片最凶的一个时期。而孔祥熙幼年所吃辛苦的原因，则除了家道中落之外，主要在于他6岁时便失去了母亲。没有母爱的呵护，一个人的童年难免黯淡无光。尽管孔祥熙的父亲为了他和妹妹不至受到委屈，竟终身未再续娶，也无法替代那世间本属弥足珍贵的母爱。
常年奔波在外的商旅生涯，使得孔庆麟见多识广，心胸也变得十分豁达。在生意场上，他从不计较一时一事上的绳头小利，这在当时中国的旧式商人中应该是不多见的，因而也备受钦佩。孔庆麟虽然自奉勤俭，却也乐得扶危济贫，热心于修桥铺路之类善事。在当时当地乡亲们中间，孔庆麟赢得了众人的尊敬和爱戴。一年当中，孔庆麟奔走在外，难得有几天消停日子能在家度过。尽管如此，每逢孔庆麟自外埠归来之际，他总要左邻右舍的到众乡亲家中走一走，问候问候有无需要他帮忙出力的事情等等。可以说，当年的孔庆麟在太谷老家人缘极佳，以至人们不称他为掌柜或老板，而是普遍亲切地称他为“孔先生”。这在旧中国统称商人为“老板”的时代背景下，应该是十分难得了。在当时的太谷人印象中，孔庆麟堪称一位公认的文化修养极高的儒商了。
“孔先生”不仅经商在行，教子也很得法。虽然一年之中，孔庆麟难得在家，但他仍不忘严教子女。他用儒家的传统孔教，也就是自己老祖宗的“仁爱”思想，对子女从小就加以培养，教育他们要遵守祖训，尊师爱长，做到爱人爱己。为了给孩子们打下坚实的国学基础，孔庆麟还请“西席”为子女们授课。由于孔庆麟的5个儿子，本来就个个天资不凡，受到良好的家教后，长成在商业上大都有所作为。只是为了遵守祖训，没有一个去应科考试。孔庆麟甚至定下家规：儿子不许取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为媳，以免除官府衙门习气凌侵门庭，嫁女则不在其列。
为了鼓励子女读书，晓谕他们如何做人处事，孔庆麟别出心裁地亲笔写了一副对联以作为家训：
“做几件学吃亏事以百世使用，
留一点善念心田使儿孙永耕。”
横批是“虚心味道”。
这幅对联后来被孔祥熙挂在他一手创办的铭贤学校的书房里，成为勉励全校师生的座右铭。
正因为孔庆麟的清高和乐善好施，并且“学做了几件吃亏事”，所以他留给后人的资产也区区可数。据资料表明，当年孔家的财产只不过是太谷县北寺石（今武家堡村）大约30来亩贫瘠的土地和程家庄的一处房产。这座祖传的房产是内外两个院子组成，内院属旧式四合院，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