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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四通八达，居民生活大大改善，家乡一片气象万千的景象。
欧柏林这种艰苦奋斗、造福人类、服务大众的精神，使他名声远播，法国政府为表彰欧柏林造福人类的精神，向他颁发了头等嘉禾勋章，当时法国皇帝还特别致电祝贺。
按照孔祥熙的说法，欧柏林使家乡“一变荒凉为繁荣、贫脊为肥沃，气象维新，大非昔比！”
欧柏林于1825年病逝。
欧柏林死后的第5年，1830年，美国耶鲁大学的一位教授和一位牧师，被欧柏林不为名利造福人类的精神所动，决心学习欧柏林，把他的精神继承下来发扬光大。二人出资并出面主持募捐，要在美国中部地区的俄亥俄州建造一所大学，取名为欧柏林大学。
当时，美国的俄亥俄州也属穷困地区，自然和人文条件都与欧柏林的家乡相差无几。所以这两位开拓者遇到的困难也大体和欧柏林当年遇到的困难一样。为了创建欧柏林大学，他们和欧柏林一样，垦荒建屋艰苦奋斗，最后终于在美国中部的俄亥俄州建立起了著名的欧柏林大学。欧柏林如果泉下有知，应当可以欣慰了。
事实上，当年的欧柏林先生并没有到过美国的俄亥俄州。所以，欧柏林在有生之年做梦都不会想到在美国会有人用他的名义建立起一所大学。更不会想到在他死去72年后的1907年，在遥远的东方，在比他家乡更加荒凉的黄土高坡上，会出现一所以贯彻欧柏林精神为宗旨的中国的铭贤学校。孔祥熙每次谈到铭贤学校办学的宗旨，都声称是取法欧柏林精神。他曾讲道：
“铭贤学校不设在通州大邑，而设在太谷乡间，其旨趣完全取法于欧柏林大学。再往上溯其源流，那么，我的办学纯粹是效法欧柏林”。
实际上是不是果真如此，就该当别论了。
进入欧柏林大学后，孔祥熙在此学习了4年，从1901年到1904年。在校学习期间，孔祥熙称得上是一个积极向上的好学生。他读书用功，孜孜不倦，恐怕落在美国人后面而让人看不起。本来在潞河学院读书时，孔祥熙的英语已具备了一定的根基，每次考试在所有考生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是现在环境变了，条件也变了，孔祥熙掌握的那点英语单词不够用了。在学习理化课程时，由于专业名词太多，孔祥熙感到非常吃力。但他咬牙坚持拿出比其他同学多几倍的时间去补习英语，拿出所有的课业时间，甚至放弃了一切课外活动和节假日休息时间，去钻研课堂上没有听懂的内容，“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努力，孔祥熙终于彻底地攻克了语言关。
孔祥熙最初主攻的是自然科学，选择的是理化专业。从他的朴素爱国之心出发，孔祥熙想将来学有成就，走一条实业救国的道路。当时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贫穷落后，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工业和科技比西方国家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强大了就可以不挨打甚至可以打人。这就是当初孔祥熙的朴素想法。
两年以后，孔祥熙的兴趣变了方向。这期间孔祥熙外出听的演讲多了，阅读的课外书多了，所以改变了自己以前的看法。他认为一个国家要想真正强大，最关键的是人。所以改造一个国家，要从改造社会制度人手，使人民都安居乐业，民智开化后，才能真正热爱自己的国家。这样国家才能慢慢强大起来。
基于这种想法，孔祥熙后两年选择的是社会科学。其最后的结果是，理化不曾修完，社会科学也不曾学好。
孔祥熙每每总结这段经历时，都会痛切自悔地说：“一个人要学商便学商，想学工就学工，必须就个人志趣之所在，早早拿定主意，万万不可脚踏两只船，犹豫不决。脚踏两只船的结果，准定是跌到河里成了落汤鸡。”
1901年孔祥熙赴美留学，是他的第一次出国。虽然他在国内从小上的教会学校，受的是新式教育，思想上和生活方式上受美国的影响很深。但是孔祥熙初到美国还是感到很不适应，中国和美国判若两个世界，清政府给人民带来的生活中的两大累赘男人的辫子和女人的缠足，在西方人的眼里真是太可笑也太落后了。孔祥熙决心在生活上先做一个反叛者，他当机立断地剪掉了那条拖在脑后的长辫子。
1905年，孔祥熙4年的欧柏林大学生活结束了。他取得了毕业文凭。可这文凭对他来说又有什么用呢？理化和社会科学，二者平分秋色，都是半途而废。谈什么学以致用呢，回去之后又拿什么来报效祖国呢？毕业文凭对孔祥熙来说只是一张废纸。只能说明一个人喝过“洋墨水”或“镀过金”了，实际能力一点也说明不了。
因此，孔祥熙决定继续留在美国深造。经教会批准，这年秋天，孔祥熙考人了著名的耶鲁大学研究院，专攻矿物学。
为什么专攻矿物学呢？孔祥熙经过再三考虑，结论是“中国人只知道自己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殊不知中国矿产蕴藏量之丰实，甲于全球。有这么丰实的宝藏委弃于地，而全国处处仍在闹穷，这是多么的愚不可及。”
孔祥熙决心学好矿物学，将来回国以便开发地下的诸多宝藏，以此来拯救国家之贫穷。
耶鲁大学位于美国康纳狄克州的钮海文市，创办于1701年。在美国当时的二千余所高等学府中，其校龄仅次于美国的哈佛大学（哈佛大学创办于1636年），声望则与哈佛齐名，在某些方面甚至还超过了哈佛大学。有人曾对美国500名杰出工商领袖的出身作过统计，发现其中36名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占美国高等院校的第一位。又有人对美国的1万名大学生的收人作过调查，结果是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位居前三位。由于耶鲁大学是一所师资力量雄厚、学生素质优良的著名大学，所以一旦考取便身价倍增。当时耶鲁大学的东方学生很少，中国学生只有孔祥熙一人。
孔祥熙赴美留学时期，正是美国经济经过长时间恢复，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时期，但孔祥熙认为当时的美国比不过他的老家太谷。1907年他回国后，对铭贤学校的师生发表留学感想时曾说：“6年前，我到美国的时候，我发现纽约的房屋建筑，普遍的不如太谷之华丽而坚固。”
人们当时都觉得不可思议，孔祥熙进一步解释说：“当我儿时，太谷一县拥家资300万两以上的富户，即有13家之多，七八层楼的大宅院，到处可见太谷县城里有一家姓孙的修盖花园，竟用汉代的白玉铺砌地面，因而引起县里一名秀才藉词勒索敲诈。姓孙的不理，秀才使向朝廷举发，说孙家庭园规模胜过皇宫，诬他谋叛造反。皇帝三次派钦差来查办，孙家便拿金银财宝出来打点，清朝官吏爱钱的居多数，回奏的时候都说孙家是良民，并无叛逆事情。最后一次皇帝命人将姓孙的拘到北京，同时掘出铺地的汉玉呈上朝廷作为证物，由皇帝亲自审问。姓孙的到达北京，有人面授一计。在审问时皇帝问他花园里地面是用什么铺的？姓孙的假痴假呆，答道：“都是这些白石头子。”皇帝见他土头土脑，错把白玉当石子，也便哈哈大笑而了之。”
但是，孔祥熙毕竟接受了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尤其是美国人爱干净、勤洗澡这件事给他留下的印象最深，回国后他大加提倡，并常常对自己的学生和部下发牢骚：
“中国人真是肮脏，洗脸只抹一把脸盘子，绝不儒洗颈脖，洗手只洗手背掌，从不肯顺便也洗洗胳膊，清洗界限，截然分明，洁与不洁，永远保持楚河汉界。这种决不越俎代疱的洗涤，究其肇因，而不洁之故端在不洗澡”。
接着孔祥熙还说：
“谈到洗澡，我们中国人竟有人一生一世只洗过三五回的。你们若不相信？那么，请看所谓世家子弟的身上，污垢满布一层，油腻无处不有。像这么样的肮脏，生活既不舒适，发汗更难畅通，因而体格赢弱，百病丛生，这就是东亚病夫绰号之由来！
所以，孔祥熙一生遂以洗澡为习惯，自从美国返归中国后，一直保持一日一浴，到死为止。不仅是洗澡讲卫生，孔祥熙和宋蔼龄夫妇二人因都受过美国式的教育，生活西方化、饮食西方化和谈话西方化等等在他俩身上体现得也非常鲜明。
可能是受西方夜生活的影响，孔祥熙和宋蔼龄都是以昼作夜、以夜作昼。孔祥熙每天一般睡到上午10点钟才起床。上午一般不会客，也不出门，随便看看报纸。午饭前要洗一次澡，有专人服侍擦背修脚。下午1点半去财政部办公，一些兼职机关的办公人员（行政院、中央银行）都是到财政部碰头，向孔祥熙请示工作。晚上办公时间没有定，有时七八点，有时一、两点。
当时的党国要人，一般都是政治在南京，经济在上海；幕前在南京，幕后在上海；办公在南京，玩乐在上海。孔祥熙也不例外。宋蔼龄常往上海，规定孔祥熙每到周末须下午5时从南京坐火车9时抵家。宋蔼龄一般来说不去车站接他，偶尔遇有约会，才到车站接孔祥熙，然后直接赴约定地点。依照惯例，孔祥熙要在星期天夜里坐夜车赶回南京，参加星期一上午7点半举行的总理纪念周的有关活动。
孔祥熙的早点（相当于半中午饭，他起的很晚）是一碗蛋白燕窝汤，并备各式高级点心轮换着吃。无论在南京还是在上海，孔祥熙的早点都是单独吃，中饭则一家人在一起吃。一般是6个菜，2个汤，生熟冷热俱全。全家人都喜欢吃无锡大米饭，只有孔祥熙一人爱吃山西老家的拉面，每顿吃一中碗约3两，或是两个山西煎饼。孔祥熙家里共有3个厨师，一个做上海菜，一个做西餐，一个山西人专门制作家乡菜给孔祥熙一人吃。山西人都喜欢吃陈年老醋，孔祥熙也有此嗜好，而宋蔼龄和子女们则都不吃。有时赶上家里吃西餐，菜和汤并不按“六二”配备。孔祥熙在南京办公的时候，下午3点家里派人送去乳汁莲子羹一碗，夜间回到家里，吃人参鸡汤一小碗和自制山西煎饼一小盘。
孔祥熙除了每天午前洗一次澡外，大约每周洗一次汤山温泉澡，有时也约上蒋介石一起去。那里设有专房，设备讲究，一般人是进不去的。
孔祥熙家有自己的医药顾问，专给孔祥熙看病的是一个犹太人，是上海保隆医院著名的医生，据说每月由中央银行支付薪金数百元给此人。孔祥熙身体肥胖，血压较高。遵照医嘱，孔祥熙不喝酒倒喜欢吸烟。办公会客都要抽烟，可是当着宋蔼龄的面，孔祥熙从来不吸烟。宋蔼龄自己不吸烟，也不准丈夫吸烟，如果发现孔祥熙吸烟，就会埋怨道：又吸烟了吧？孔祥熙每逢这时，就会低头不语，丢掉香烟不吸了。
发迹后的孔祥熙不大爱看书，卧室里连书架都没有。但每天要看报纸，《中央日报》每天必读，《新闻报》的商业行情也是每天必读，孔祥熙每天看报的时间，大约一、二个小时。
孔祥熙是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信仰基督教。但孔祥熙很少去做礼拜。这一点和宋蔼龄大不一样，宋蔼龄住上海时，每周都去做礼拜，只是每天吃饭时免除了祷告谢饭的仪式。
旧社会的有钱人家，盛行打麻将牌，孔祥熙家却不流行。孔祥熙对这些没有兴趣，一心只想着赚钱。宋蔼龄倒是喜欢打牌，可不是麻将牌，而是扑克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