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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不欢而散。
孔繁慈是个知书达理之人，思想较为开化，对世界潮流的发展大趋势，有着自己与众不同的看法。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才站在儿子一边，对孔祥熙上“华美公学”读书坚决表示支持。
不过，孔繁慈也深知眼下中国民众痛恨洋人，其反侵略、反洋教的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当时，在全国各地杀洋人、毁教堂的事时有发生。比如前些年在孔祥熙还没有出生时，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对于这一切，孔繁慈认为那都是因为个别的洋人造成的，准确地说是由于个别洋人一些过激的作法造成的。在太谷，孔繁慈亲身经历了儿子有病进教会医院治疗这件事，他接触到的洋人都是和蔼可亲且对他们父子都是倍加关怀和照顾。事实最具说服力。孔繁慈相信太谷的洋人干不出什么“坏事”，既然不干“坏事”，也就发生不了杀洋人，毁教堂这类的事，他们父子的生命也更谈不上有什么危险。
当然，在这里孔繁慈的看法和推理是不够全面的，带有严重的感情色彩。应该说，当年在中国全国范围内掀起的那种群众自发的反侵略、反洋教运动，是由于洋人普遍的不法行为造成的。绝不是“个别”，而是大多数。或者说在中国，洋人传教和群众反教这对矛盾中，传教士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当年有一个西方传教士曾直言不讳地说：基督教传人中国，就是要“统治中国，使中国基督教化”。他们要使中国人“爱其教主，乃过于爱其朝廷”。
清朝末年，大批的传教士，在中国宣传基督教，招人“信教”，以张扬外国势力；引人“投教”并出钱收买贫苦的人“吃教”，他们恶意挑拨教徒与非教徒之间的关系，愚弄和控制教徒的思想，甚至明目张胆地勾引中国人背叛祖国。他们办赈灾，办医院，办育婴堂，乃是传教士“用极小的资本，获得最大的结果”的一种传教手段；他们办报刊，办学校，输送留学生是为了培养服从基督教会的各种“人才”，也是“控制中国发展”的“最圆满和最美妙的方式”。传教士以教会、教堂、学校、报馆、医院和育婴堂等为据点，在中国撒开了一张大而密的文化侵略网。可以说，当年的基督教教会，就是西方列强在中国推行侵略政策的大本营。
也正是因为当年那些外国传教士在华罄竹难书的罪恶行为，在神州大地广泛流传并传至山西太谷之后，才在太谷孔氏家族中引起强烈的抵触和巨大的恐慌的。所以说那位族中长者及其所代表的一部分孔门族人，才出面强烈反对孔祥熙到教会开办的学校去读书，尤其反对孔繁慈父子去信什么洋教。在这些因循守旧、顽固不化的人眼里，孔家父子的行为简直就是背叛，一种对祖宗的叛逆行径。所以他们要出面制止，要替天行道。甚至这些人还认为，他们这样做是对孔繁慈父子的一种爱护或说一种拯救。倘若没有他们的这么一种爱心，孔家父子俩指不定要堕落到什么地方去呢。
在当年的中国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抱着这样愚顽不灵的心理。他们不肯睁开眼睛看世界，只一味地知白守黑，指鹿为马，蒙自己也蒙别人。本来，刚刚发生不久的孔祥熙洋人医院治病的事，已经证实了西方的一些科学技术（包括医学方面）的确比我们先进了许多。我们中国人自己不行的，就首先应该承认，应该虚心学习，然后迎头赶上就是了；而绝对不该为没脏水连同盆里的孩子也一齐倒掉。
写到这里，我们才由衷地感受到，鲁迅先生当年为什么要提出并那般地强调“拿来主义”。
不过在当时，也有一些思想较开明的人认为，西方列强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他们有先进的科学。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因为中国的闭关自守。中国要想变得和西方国家一样强大，就必须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并且，当时也确乎存在一些有识之士，决定用自己从西方洋人手里学来的先进科学知识，来拯救自己的国家，拯救自己的民族。
孔繁慈正是抱定了这种思想，才坚持让孔祥熙上教会学校学习的。
双方在僵持中，眼看着华美公学开学的日子一天天临近。族中的长者和一些“守旧派”人士，看到孔繁慈父子全然不为所动，深恐到时候一开学孔祥熙真的来一个不管不顾，背起书包上学校，那就在族人面前丢尽脸面丧尽长者之风了。没办法，他们只好请出“说和人”出面讲行折衷调解。
“说和人”提出的条件是，让孔祥熙在众人面前答应“只在教会学校读书，不许信奉洋教”。
谁知，孔祥熙也是个难以驯服的孩子。他连这一点要求，也不肯点头答应。在众目睽睽之下，孔祥熙咬紧嘴唇不肯开口，还高昂着脑袋，眼睛向上，一副爱理不理的模样。一时间事情差点又成了僵局。
还是那位“说和人”，毕竟有本事。他一副自嘲的样子，息事宁人地对族中长者说：“孩子既没申辩，也没摇头。没摇头就算表示同意了。”
那位族中长者明知再僵下去也不会有更好的结果，只得顺水推舟做个好人，以家长的口吻训导了孔祥熙几句，然后长叹一声拂袖而去。
孔祥熙父子胜利了！我们的愿望就要实现了！孔祥熙高兴地用小手抱着父亲，摇了又摇。
开学的那一天终于盼来了。孔祥熙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在父亲的陪伴下，高高兴兴地到华美公学报到。一路上，孔繁慈想到自己一生没有多大作为，想到儿子治病已和洋人有了一个好的开端，又想到儿子的将来……不免感慨万千。他一再叮嘱孔祥熙要用心读书，将来一定要为孔家争光。孔祥熙默默听着父亲的话，不住地点着头。他心里在想，今天这来之不易的机会，是通过“斗争”换来的。自己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好好读书，绝不辜负父亲的殷殷期望。
华美公学当年就设在太谷县城。其教学宗旨是培养亦中亦西而且对教会有用的人才。当时学校任职的教员中，除了一位教授四书五经的刘凤池先生是中国人外，其余的教师都由美国传教士担任。而且讲授四书五经，只不过是装装门面，表明基督教会也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学校最初的课程安排，完全仿照美国的教育方式，计有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和《圣经》摘要等等；后来又增设了哲学课。学校还要求学生要德智体三方面发展，开设的体育活动有打球、赛跑、跳高、翻杠等。因为这些课程和玩差不多，与中国传统的私塾相比，学生们自然感到新颖别致，都喜欢参加，孔祥熙也不例外。
孔祥熙因为有国学的基础，人又聪明，对新知识的接受能力很强，学习成绩很快就在班上拔了“尖”。老师们都喜欢这个有着一双大眼睛和一个圆圆的大脑袋的中国男孩。同学们也都把孔祥熙当成学习的榜样，愿意接近他，和他一起玩。
学校要求学生每天早晨做一次礼拜，每周三有一次祈祷讲经会。这每周一次的讲经会，是孔祥熙最感兴趣的一门课，也是孔祥熙最引以为自豪的一门课。中国传统的授课方式是只许老师讲，不许学生说的“一言堂”，而担任讲经会这门课的美国传教士却教学方法灵话，每节课老师都要留下少许时间，引导学生发言。辩论，学生们可以自由地不受限制地谈自己的看法。
对孔祥熙最有吸引力的就是学生自由发言和辩论，因为他比别的孩子都聪明且反应又快，所以说是学生自由发言，实际上大多数时间是其他学生听孔祥熙的发言。
孔祥熙的儒学基础扎实，又是师从家门，对人世间的一些事情已有了自己的看法和基本立场。他理解基督教义，不是盲从地接受老师的观点，而是拿西方的基督教与中国的传统儒学进行比较和分析，然后向老师提出自己的疑问。孔祥熙提出来的疑问往往是惊人之语，老师如果反应慢一点，还真被他给难住过。
有一次，主讲老师讲述完上帝创造万物、而世上的一切事情都操诸上帝之手的教理后，宣布同学们如有问题可以提问和发言。孔祥熙第一个举手。老师允许后，他从自己的位子上站了起来，从从容容地向老师问道：
“老师，传授科学浅说的老师讲一切风云雷雨，都是自然现象，这话对吗？”
讲经的老师不假思索地答道：“当然是对的。”
“那么”，孔祥熙接着再问：“既然风云雷雨都是自然现象，那么您为什么又说，世间一切事物都操诸上帝之手呢？”孔祥熙在提问之前，显然是经过了逻辑推理。
此言一出，四座皆惊。满腹经论的讲经老师想不到一个十来岁的孩子竟提出这样的问题，支吾半天也难以自圆其说。
尽管孔祥熙在校期间，不能算一个安分守己、循规蹈矩的好学生，但中外老师对他一直都很钟爱。传教士们认为，孔祥熙对基督教义好提问题，正说明基督教会施教的一大成功。
学校里有位年轻貌美的女教师，名叫贝如意。她多才多艺，生性活泼，对孔祥熙格外喜爱并另眼相看。贝如意有时看到孔祥熙做了她认为不对的事，就把孔祥熙叫到自己的房间，先是批评几句然后安慰几句，以示关怀。没事的时候，她就教孔祥熙唱歌，给他讲故事。到了星期日，贝如意便带上孔祥熙和其他几个孩子外出游玩。太谷是座古城，建县早而古迹多。贝如意拉着孔祥熙的小手，带他逐一参观，真使孔祥熙心里感到了几分温暖。孔祥熙从小就失去了母爱，使他的童年生活乏味了许多。现在有了这样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教师对他关心，给他照顾，也算孔祥熙人生不幸中的大幸了。贝如意始终坚定地认为，孔祥熙是个智力超群的孩子，如果好好培养，日后定会前途无量。果然，孔祥熙日后的发迹，恰恰证明了贝如意当年预言的先见之明。
在华美还有一位卫禄义牧师，对孔祥熙也倾注了很多心血。井且，是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孔祥熙的一生，是孔祥熙没齿难忘的恩师和义父。可惜，庚子年间卫禄义遇难，孔祥熙后来常将此事引为终生憾事。为了报达恩师，孔祥熙发迹后每次赴美都要去探望卫夫人。1934年，孔祥熙还把卫夫人从美国接到太谷住了整整一年。
终于，那美好的让人不胜留恋的5年学习生活，就要过去了。在即将毕业之际，又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对孔祥熙触动极大，以至终生难忘。
1894年7月，孔祥熙即将从华美公学毕业。这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双方激战朝鲜牙山一带。清廷对日宣战后，急调各省军队出关增援，四川、陕西的军队日夜兼程出关参战（当时战火已到我国东北），恰巧山西省的太谷、榆次是清廷援兵必经之地。
一个星期天学校放假。当时正是隆冬腊月，孔祥熙出城办事，途中看到几十个身着单衣、脚穿草鞋的士兵的路边围了一堆篝火取暖。虽是烤火取暖，可士兵们还是混身打颤，冻得鼻红脸青。街口是一家山西刀削面馆，店里贴着纸条写着价钱，一碗面12文钱。可当士兵进店买面充饥时，店老板却声称少于15文钱不卖。士兵们是冷饿交加，没办法只得照价付钱，吃完面还要强作笑脸向店老板讨碗面汤。
看到这一切，孔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