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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宋庆龄回忆，当时她父亲怒气冲冲地来到新郎新娘面前。在一场激烈的争吵中，他指责孙中山背叛了他们的友谊，所做的事愚蠢至极。激愤中，宋耀如提醒孙中山不要忘记他们共同奋斗了20多年，现在胜利指日可待，他最好的朋友怎么能够因为失去理智而破坏彼此的相互信任呢？
当场孙中山镇定自若，他一句话没讲。
宋耀如感到很痛苦。他认为孙中山这一次做得太过分了，并发誓再也不同孙中山或他的冒险行动发生任何关系，同孙中山及其同盟会断绝一切关系。宋耀如还脸色铁青，威胁女儿说要和她脱离父女关系。接下来，他便拂袖而去，搭乘下一班轮船返回了上海。
后来，每当提到女儿宋庆龄的问题，宋家老俩口只是说她“正式同孙博士结合”，然后便缄口不语了。
几个月后，宋耀如对自己的老朋友，传教士步惠廉发泄了他心中的苦闷：“比尔，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这么伤心过，是我自己的女儿和我的最好的朋友害的。”
尽管当时宋耀如对亲生女儿和多年好友的“背叛行为”十分气愤。但没过多久他还是原谅了他们。他不仅为宋庆龄补办了一份丰厚的嫁妆，包括一套古朴典雅的家俱和一床百子图缎绣被面；而且还一如既往地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虽然在当时，宋耀如尚未必能意识到，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结合，已经为宋氏家族的未来前程，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就在宋耀如与孙中山的关系异常紧张时，这期间发了一段小小的插曲。也许是历史有意的安排，这个小小的插曲大大缓和了宋耀如与孙中山之间的关系。
1917年，宋耀如的大恩人朱利安·卡尔的夫人南妮太太去世了。卡尔悲伤不已。于是宋耀如建议卡尔作一次环球海上旅行，并在上海小作逗留。卡尔最初反对，后经过再三考虑，接受了宋耀如的建议。
当卡尔抵达上海时，宋耀如戴着通常戴的那顶灰色软呢帽，胖得连他那件蓝哗叽上衣的扣子都扣不上了，亲自到码头迎接了这位恩人。然后他把卡尔带回自己的家中，把自己的夫人和家里的子女…一向卡尔作了介绍。当然宋庆龄除外。
由于卡尔在资助中国革命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出面热情款待他。而卡尔又是宋耀如的恩人和朋友，捐赠的钱也是经过宋耀如的手来资助中国革命的。这样一来，宋耀如和孙中山只得先把一切怨恨都撇在一边。于是卡尔成了宋耀如和孙中山二人共同的贵宾。有两次宴会还是由孙中山亲自主持，宋耀如作陪。孙中山还特地送了三个精致的大瓷瓶给宋耀如的老朋友卡尔将军。
这次历史性的会面，对宋耀如、对孙中山、对卡尔来说都是极其难得的，因为在卡尔访问中国几个月后，宋耀如就因患胃癌而不幸病故。
公元1918年5月3日，52岁的宋耀如溘然长逝。临终时，5个女儿：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都守护在他的身边。这种三姐妹的团聚就是在以后的岁月里，也是极为少见的。
如果宋耀如当初没有结识孙中山，而是沿着实业家的道路一直走下去，他或许早就成为一个腰缠万贯的巨富，但却不一定能成为一个积极从事反清活动的革命者。正是由于宋耀如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殊的环境下结识了孙中山，才改变了他后半生的人生轨迹，从而成为一个革命者和一个曾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不小影响的杰出人物，为自己本就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添上了不平凡的一笔，也为宋氏家族的辉煌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先决条件。
4．民主家庭的典范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在大多数的中国传统家庭男子都以家长自居，他们的话像法律一样具有威力，不管对与错都可以强加在孩子头上。或者说他们的话本身就是法律，不管孩子理解不理解愿意不愿意，都要执行。而孩子的要求不管对不对，提出的愿望应该不应该，则全凭家长的一句话：“对”或“不对”和“行”或“不行”。在这样的家庭里，孩子最可怜了。他们的童心很早就泯灭了，唯命是从，看大人的眼色行事，而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或者说按照时代的潮流自由的无拘束地发展。因而也就注定这样家庭出来的孩子多数成不了大气候。
宋蔼龄的家庭则不是这样。在这个家庭里，不论大人小孩都可以自由发表言论。而且当孩子的要求和大人的愿望相。浮时，孩子均可以据理力争并最后使父母满足自己的要求。
宋蔼龄的父母宋耀如和倪桂珍当年就是自由恋爱（当然父母也同意）而结合的。当年，宋耀如可以因自己上学的要求被拒绝后而“逃跑”，并去干自己想干的事；倪桂珍也可以因缠足发烧而后保持“天足”，当同龄的女孩子在父母严厉的督导下苦学“女红”时，她则可以征得父亲的同意去上学读书，还学会了弹钢琴。
宋耀如的夫人倪桂珍，是一位极端虔诚的基督教徒。她不仅坚信上帝，坚持祈祷，还烙守着传统的观念。在她看来，即便不讲“女子无才便是德”，起码女孩子在读书之余，还应该学会女红，以备将来嫁人后不致受窘。为此宋夫人专门为宋蔼龄请了一位家教师来教小蔼龄学习刺绣。但生性活泼好动的宋蔼龄怎么能忍受得了如此枯燥乏味的刺绣活计呢。她开始消极地抵制或者怠工。老师教了好几天，她却脑子里一片空白。并且每当那老师把“女红活计”读得就象“女叫花子”时，她便忍不住地窃笑起来。以至最后惹恼了那位老师，在宋夫人面前狠狠地奏了宋蔼龄一本。结果，自然是母亲倪氏严厉地训斥了蔼龄一顿。最后还是父亲宋耀如出面才给小蔼龄解围。在宋耀如看来，孩子们应该自由地选择他们的发展。既然刺绣蔼龄不喜欢学，何必勉强她呢。
后来当这些民主的传统沿袭至宋蔼龄他们作了父母时，当然就被很好地继承下来。他们在教育孩子时，就能保持大家风度，而尽可能满足孩子们正当的要求，并且答应了孩子的绝不食言。当年，宋美龄所以10岁时就远渡重洋到美国留学，其原因就是在她生病时父亲答应了她“病好以后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句话。
宋耀如和倪桂珍夫妇，一生恩恩爱爱，感情笃深。不管是生活富裕还是经济桔据，他们都能勇敢地面对现实并渡过难关，力争不让孩子受一点“委屈”。宋耀如总是随孩子们一起称夫人作“妈咪”，体现了美国的民主和东方的幽默。
宋蔼龄在童年时代接受的完全是正规的西式教育，接受的是正统的宗教生活熏陶，因而民主精神和独立意识非常强烈的执着。这些都应归功于宋耀如这个民主的父亲。
宋耀如通过自己的磨难和经历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传统的压抑个性的陈腐式教育必须改掉，否则民族就会沉沦。因此他完全摈弃了“三从四德”的封建传统，采取民主的教育方式，对男孩女孩一视同仁。比如做为女孩的宋蔼龄也可以接受新式教育。宋耀如常对女儿说：“身为女人不应妨碍自己成为对祖国有成就、有作为的公民。”宋耀如坚持把三个女儿先后送到大洋彼岸的马克谛耶学校接受教育，并让他们寄宿以培养独立生活能力和个人奋斗精神。
宋蔼龄在过去很多年后，还清楚地记着她第一天上学时的情景月B天她打扮得整整齐齐，穿着一条绿裤子和一件方格呢上衣，辫子上系着蝴蝶结，右口袋里装着一小盒卡拉德和鲍泽公司的黄油硬糖，左口袋里则是一小盒该公司出的又苦又甜的巧克力。她和父亲坐在前一辆黄包车上。后面一辆黄包车上放着一只崭新的黑提箱，里面装的是她的衣服和其他用品，所有物件上都按照寄宿学校的要求，端端正正地写着名字。直到父亲把她留在校长的书房里，走出屋重重地把门关上时，宋蔼龄才情不自禁地掉下眼泪来。
然而也正是家庭这种特有的民主和独立训练，培养了宋蔼龄坚韧不凡的性格。记得她刚学走路时，走一步就要摔一跤。而站在一旁的父亲并不扶她，反而笑着鼓励说：“勇敢的小姑娘，爬起来，自己走！”同时拍着皮球在前面逗她，结果很快蔼龄就能满院子跑了。能走能跑后，宋蔼龄开始和妹妹庆龄在院子里玩耍，在田野里奔跑做各种游戏。一次她和妹妹玩“拉黄包车”的游戏，蔼龄是车夫，庆龄当乘客。结果“车夫”过分投入，用力太猛而使车子失去“控制”，庆龄被抛出车外“哇哇”大哭起来。
想起自己在美国读书时赴乡村漫游的乐趣，宋耀如也要为孩子创造一个这样的环境。于是他在上海虹口郊区盖了一栋房子，并带全家搬到农村去住。在房子的周围，宋耀如筑起一道围墙，以便给孩子一个“狂跑”的小天地。可惜围墙太矮，孩子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爬过去，到别人的菜地里跑来跑去。每逢这时，宋耀如都要给村民们一些小钱，解释清楚，然后告诉孩子们要在属于自己的天地里才能玩得痛痛快快。
紧挨着菜地是一棵桃树，每逢5月蜜桃成熟时，姐妹们总要翻过围墙，爬上桃树摘下蜜桃大吃特吃起来。而当一声吆喝，果农来了时，姐妹们则全给吓哭了。逢到此时，作为父亲的宋耀如只好掏钱赔桃并连声道歉。
宋耀如在乡下这个家设计的是中西合壁，半土半洋。主楼后面是一些较小的房舍，为仆人的住处、贮藏室和厨房。再后面有一个大菜园，他经常在菜园里劳动，栽种蔬菜或收获果实。宋耀如要用自己的行动，教育和培养孩子们奋斗向上的精神。
宋蔼龄做为家中的长女，宋耀如夫妇特别喜欢她，甚至有些宠爱。虽然蔼龄长得身体矮胖，相貌平平，但她生性机灵，敢做敢为，甚至有些任性调皮。宋耀如出外往往都带着她。他带她去参观他的印刷厂、面粉厂以增长她的见识，带她坐私人的黄包车（拉车的兼当保镖）在大街上兜风，向她揭示城市背后隐藏着的弱肉强食的真相。做为长女蔼龄和她父亲的感情非常深厚，她是宋耀如办公室里的常客，在商人和她父亲谈生意时，蔼龄总是坐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平静地瞧着，圆圆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父女二人的志趣也十分投机。宋耀如喜欢唱歌，嗓音纯美洪亮，尤其对美国音乐很熟悉。蔼龄继承了父亲的音乐天赋，也酷爱唱歌，很小的时候就跟父亲学会了许多中外歌曲。每逢夏日的夜晚，父女俩引吭高歌。伴着歌声，父女二人的心灵进一步沟通了。
当年宋耀如最爱骑自行车，据讲他是当时上海第一个骑自行车的中国人，学着父亲的样子，宋蔼龄也爱骑自行车。蔼龄10岁生日那天，宋耀如送给她一辆从美国订购的自行车做为生日礼物。从此以后，父女俩常常一块骑车外出兜风。每当路过南京路的外滩时，宋蔼龄总绕着站在那里的外国交通警一圈圈地转，仿佛根本不把那外国警察放在眼里似的。父亲则急得大叫，女儿却十分得意。
宋蔼龄就是在这样一个民主气氛很浓的家庭中长大，她的民主意识的启蒙老师，就是父亲来耀如。这些都决定了宋蔼龄从小就兴趣广泛，业余生活丰富而又充实。在青少年时代，阅读、讲演和办报是她业余生活的三大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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