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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仙，我是基督信徒。我一直以为你也是。我把孩子养大，不是要他们像你要求的那样随便。我不习惯跟那种视婚姻为儿戏的人交往。我们一家都是基督徒，倘若上帝不弃，我们将永远如此。”
事情糟糕到如此地步，显然也是孙中山来前始料不及的。当时他也怔怔地站在那里，茫然不知所措的样子。直到听见宋耀如以低缓的语调对他说“逸仙你走吧”时，孙中山才仿佛大梦初醒一般，无力地转过身朝门口走去。无疑，方才老朋友那一番措辞激烈的话语，简直兜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似的。不过，据说最终使得孙中山冷静下来的，倒还真不是宋耀如当晚兜头设下的那一盆冷水，而是对爱情婚姻持务实态度的宋蔼龄。当年的宋蔼龄无论在年龄上还是为人处事方面，都显着成熟得多也世故得多。在跟随孙中山先生任秘书这一段时间里，她已经发现孙中山是一个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者，他多年以来一直为其信念苦苦的追求和奋斗，结果却屡战屡败，迄无成功。跟这样一个人生活在一起，除了受他牵连整天的担惊受怕之外，其他别的都显着十分的渺茫。权衡再三，宋蔼龄正式告诉孙中山说，她不能嫁给他。于是，一段小小的插曲到此也就结束了。
不过，人们尚有另外一种说法，其内容却与我们刚才讲过的截然不同。据说，当年宋蔼龄出任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秘书之后，由于竟日地跟随中山先生东奔西走朝夕相处，渐渐地便在心中懵懂产生了一种爱慕之情。她仰慕孙中山的雄才大略和过人胆识，敬佩孙中山为中华革命的坚定执着和无私奉献。每当孙中山先生那亲切的面庞和熟悉的身影出现在宋蔼龄面前时，她的心中便涌现出一股莫名其妙的激动，以至久久难以平静。每逢此际，宋蔼龄便悄悄地忆起自己在美国威俾里安学院毕业时，同学们写给她的那段临别赠言。当时，不少同学预言她回国后将从事一番“伟大的变革”，将成为“革命后中国的总统夫人”云云；甚至还有两个喜欢恶作剧的同学，将她簇拥在半空中高声嚷道：“第一夫人驾到”惹得同学们一起哈哈大笑，直笑得捧着肚子弯下了腰。可眼下，所谓“革命后中国的总统”，不正是自己称之为叔叔的孙中山先生么？一连多少天里，宋蔼龄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就是闭不上眼睛，她第一次失眠了。
在当时，面对宋蔼龄频频发出的爱情信号，孙中山不是没有觉察。但他却以极大的毅力克制着自己。因为当时的孙中山，毕竟已经是有家室的人了，他既不能委屈了蔼龄姑娘，又要对得起一直守在广东家里的太太。况且，当时的革命形势又是异常的严峻，袁世凯篡逆之心几乎昭然若揭。虎狼正屯于阶下，哪里还容人儿女情长呢。
后来，还是父亲宋耀如发现了宋蔼龄为焦灼和痛苦熬煎着的心事，当时父女俩正在日本随同孙中山先生考察铁路并筹措资金。在横滨海滩上，宋耀如挽着女儿一边散步一边欣赏着绚丽的海滨风光，当宋耀如问及女儿“是不是有了心上人”时，父女俩的谈话陡地艰难起来。当时，宋蔼龄垂着头默默地走了好远，才猛地抬起头来对父亲异常坚决地说道：
“我要嫁给孙先生！”
宋耀如闻言不免一惊，但他旋即冷静下来。他知道此时发火是无济于事的，惟一的办法就是劝女儿冷静下来，仔细权衡之后再作选择。并且，宋耀如还提醒女儿，别把对孙中山的崇拜混淆等同了爱情，而且一旦这种不切实际的结合变成现实后，就会被居心叵测的人所利用，其结果除了败坏我们来家还有中山先生的名声之外，无疑还将对中山先生的革命大业产生难以估量的恶劣影响。最后宋耀如劝女儿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而当时已然执迷不悟的来蔼龄，对父亲这番苦口婆心的劝说自然是一句也听不进去。她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非孙中山先生不嫁！除非，除非中山先生亲口对她说，他不喜欢宋蔼龄，不需要她！除非这样的结局，她宋蔼龄才肯改变初衷。
结果，父女俩不欢而散。
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从国内传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噩耗：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身亡。当时，国民党刚刚在国会大选中获胜，宋教仁正准备北上去北京组阁以便同袁世凯的反革命复辟阴谋作坚决的斗争。不料想，壮志未酬身先死，一代伟大的精英就这样凋谢在黄浦江畔。闻听噩耗，孙中山先生不禁悲痛欲绝，一连着多少天他都失魂落魄了一般。
也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宋蔼龄正式向孙中山先生表达了爱心。结果却令她大失所望：孙中山亦正式地拒绝了她。眼睁睁地瞧着落花有意却流水无情，宋蔼龄再也忍受不住内心难言的苦楚。自日本归国后，她便以回家养病为由，辞去了孙中山秘书的职务。
以上两说孰真孰伪，我们一时的确难以辨别。不过，相信总有一天事情会水落石出的。
3．女大不由父
宋庆龄是1913年6月离开美国的梅肯城，假道檀香山于8月到达日本横滨的。当时父亲来耀如到码头迎接了她。宋庆龄开始以为现在国内局势动乱，父亲和全家是暂时到日本避难的。她怎么也不会想到，在日本一住就是两年多，并且也就因为在日本居留这段不寻常的日子，奠定了她一生奋斗的目标即献身革命，而且她还与孙中山先生结为了夫妻。
当时，因为姐姐宋蔼龄向孙中山先生推荐了自己，宋庆龄便十分认真地担当起中山先生的秘书工作。由于整天跟随孙中山在一起工作，使孙中山与宋庆龄之间有了相当深刻的了解，并且使两个人的同志之间的友情，发展升华为彼此之间的互相爱慕之情。一时间，他们沉浸在热烈的爱情之中，当时孙中山年近50，而宋庆龄刚刚20岁出头。
在前一节我们已经讲过，孙中山当时已是有妻室儿女的人了。他的妻子叫卢慕贞，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旧式女人。当初也是在双方父母的包办下，卢氏小小年纪便嫁到了孙家，并为孙中山生儿育女，操持家务。结婚以后，孙中山先是在香港读书，只是学校放假时才回家里与妻儿团聚。再后来，由于他奔走革命，长期逃亡海外，回家与妻子团聚的机会就更少了。长时间的分居，加之卢氏对孙中山从事的革命事业缺乏理解和支持，致使两个人的感情日渐隔阂。待到“二次革命”失败后，由于卢氏坚决反对孙中山的流亡生活并独自返回澳门生活，夫妇二人实际上已经正式分居了。
尽管孙中山和宋庆龄想尽可能长时间地保守他们之间的爱情秘密。但宋耀如还是很快发现了这方面的苗头。1915年6月，宋耀如出其不意地宣布宋家要返回上海。回到上海不久、宋家便宣布他们的女儿宋庆龄与一个名门子弟正式订婚了。而宋庆龄坚决反对，发誓决不与那位名门子弟成婚。
无奈，宋家把他们的亲生女儿扣了起来，宋耀如把宋庆龄禁闭在楼上她自己的寝室里。庆龄秘密写信给孙中山，询问她能否返回日本。这封信被她的女佣偷带出房发往日本，孙中山立即回信叫庆龄前去日本，说他迫切需要她。待等宋庆龄把实情告诉了自己的父亲时，宋耀如执意不肯并对女儿的想法表示愤慨。他命令女儿回自己的房间去。庆龄也不示弱，警告父亲她要出去。宋耀如采取了必要的防范措施，把女儿锁在房间里。但是当天晚上，宋庆龄的女佣替她看守着楼梯，她爬出窗户逃走了。当天夜里，宋庆龄便登船前往日本的神户。
对于一个年轻貌美且有地位的中国姑娘来说，这样的行动是大胆的，必须要有相当勇气。因为它严重违反了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
此时，孙中山也意识到保持暧昧关系是愚蠢的，于是他为结婚作了各种必要的准备。“在我到达之前，我不知道他已经办了离婚手续并且想同我结婚，”多年后宋庆龄回忆说，“他解释说他担心他不这么办，我就被称作他的妾，这个丑闻就会损害革命，我同意了。我从未反悔。”
就在宋庆龄随父返回上海后，孙中山派人把夫人卢慕贞从澳门接至东京。在东京，夫妇二人协商办理了分离手续。照顾卢氏当时的社会影响，孙中山先生只得采用名日分居、实则离婚的变通办法。分居后，卢氏仍回澳门独居，其子孙科等人依旧对她奉养如前。
宋庆龄到达日本的第二天上午，孙中山便携她来到牛达区袋町五番地日本著名律师和田瑞家中，俩人签订了婚姻《誓约书入其全文如下：
暂约书
此次孙文与宋庆琳之间缔结婚约，并订立以下诸誓约：一、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二、将来永远保护夫妇关系，共同努力增进相互之幸福。三、万一发生违反誓约之行为，即使受到法律上、社会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异议；而且为了保持各自之名声，即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何等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
上述诸条誓约，均系在见证人和田瑞面前各自的誓言，誓约之履行亦系和田瑞从中之协助督促。本誓约书制成三份；誓约者各持一份，另一份存在于见证人手中。
誓约人孙文（章）
同上宋庆琳
见证人和田瑞（章）
千九百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一切手续完毕，当天下午，孙中山携宋庆龄乘车来到大久保百人町三百五十番地的梅屋庄吉家举行了简单的结婚典礼。当时，宋庆龄戴着大花边帽，穿一件粉红和淡绿花图案的裙子，衬裙透出白色，手里捧着一束鲜花显得光彩动人。孙中山则一身笔挺西装，神采奕奕，仪表堂堂。典礼在梅屋家的二楼大房间举行，客人有五六十人，其中有犬养毅、宫崎笸藏、营野长知、头山满、内田良平、古岛一雄、小川平吉、杉山茂丸、寺尾亭、佐佐木安王郎等许多日本政界的人士，以及孙中山的同志和朋友若干人。他们向新婚夫妇表示了祝贺。然后梅屋夫妇充当主婚人，让新郎和新娘喝交杯酒。犬养毅唱《祝福歌》。
结婚后不久，宋庆龄在写给卫斯理学院的一位同学的信中说：“婚礼是最简单不过的，因为我们俩都讨厌铺张的仪式和诸如此类的东西。我很愉快，尽量帮助我丈夫处理英文来信。我的法文大有长进，现在我能够阅读法文报纸，并能轻易地边看边翻译出来。你瞧，结婚对我来说好像是上学，只是没有“考试”来打扰我了。”
宋耀如发现女儿失踪以后，立即四处打听，后来得知她已乘一艘日本轮船渡海了。他紧咬牙关，订购了太平洋邮船公司的一张船票直追日本。抵达神户后他乘上一辆火车便赶奔横滨。但是太晚了，待宋耀如赶到时婚礼已经举行完毕。
据宋庆龄回忆，当时她父亲怒气冲冲地来到新郎新娘面前。在一场激烈的争吵中，他指责孙中山背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