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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接触 促张转变（1）new
经过一番研究考虑后杨虎城改变了开始对张学良敬而远之的态度。多次主动探访张学良，在交谈中有意表露出自己对打内战的厌烦，对不能参加抗日的苦恼……起初，张态度依旧，没有更多的表示。一次，杨去张宅，有意识地谈了国内的政治形势。杨回来后对王菊人说：“很糟糕！张赞成法西斯，同我正相反。”后来一次，杨虎城请王以哲（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吃饭，饭后谈了很久。王以哲谈出了自东北军入关，丢失东三省后的苦处，王谈到他的一些部下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惨状时，潸然泪下。杨对王说：“照这样下去，我们将来的遭遇都是一样的。”此后，杨加强了对东北军上层军官的工作，认为他们会影响到张学良。他自己继续找张做工作。两人一次又谈到法西斯问题，张问杨：这个办法在中国行得通行不通？杨说：人家搞法西斯（指德、意、日），对外扩张领土；咱们搞法西斯（指蒋）对外（指日本）投降，他（指蒋）当小皇帝，我们当亡国奴，你看行得通吗？张听后一言未答，从此再也不提法西斯问题了。③
1935年9月，在东北军一一○师被红十五军团消灭前，杨虎城看到“西北剿总”的作战命令，认为张的安排不当，就好心去见张，劝他慎重，不要进攻，结果张根本听不进去。杨回来对人说：“他是不碰钉子不会回头的，还是少年气盛，等碰回来再说吧。”从1935年9月到11下旬，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东北军经过三次战役被红军消灭了近三个整编师，其中两个师长阵亡，损伤惨重。当一○九师被歼，师长牛元峰阵亡的消息传来时，张学良和杨虎城都在南京参加国民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对东北军“剿共”的损失不但不予补充，反而趁机撤销了两个被歼师的番号，对张申请为阵亡师长每人10万元的抚恤也置之不理。气的张学良大叫：“我张某人混得都不值10万块钱了！”此时，张才觉悟到蒋介石将他推到“剿共”第一线的用意，一时情绪沮丧到了极点。这时，杨虎城并没有因为张碰了钉子而幸灾乐祸，而对张表示出极大的同情与关怀。他亲赴张处进行慰问表示同情，并再次劝说张不要再跟着蒋盲目走下去，应该走自己的抗日之路。这样接触多了，渐渐地张学良也把心中的苦闷，对蒋介石的不满向杨叙说。两人的关系拉近了，逐渐进展到政治上可以相互谈心。张对反蒋心存顾忌，开始讨论的问题只局限在如何实现抗日问题上，先是在共同抗日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也就出现了前面已述的1936年年初，两人一起去太原做阎锡山的工作。杨虎城很明白，要抗日不反蒋是根本行不通的。为了使张能真正认清蒋的卖国本质，1936年年初的一天，杨与张的谈话中有意提到九一八的责任问题。张拿出了九一八事变时，蒋给他的电令给杨虎城看，张说：“不抵抗的责任，在于中央，而结果却嫁祸于我。”言时几乎流下眼泪。并历述他被迫离职出国，回国“剿匪”和东北军民颠沛流离的国难家仇等等痛苦。通过这次谈话，杨虎城了解了张对蒋的真实态度。加快了与张合作推动抗日的步伐。
1936年2月间，杨虎城为加强同东北军上层的联络，在西安绥靖公署成立交际处，由申伯纯任处长，主要是与东北军上层的联络工作。张学良则指派高崇民负责与十七路军上层的沟通。一次，杨虎城听说东北军王以哲部的经费没有即时汇到，王很着急。杨就立即停发了自己部队的经费，拨给王部使用，解了王的燃眉之急。西安绥靖公署（新城）院内原有一处废弃多年的网球场，当杨虎城听说张学良喜欢打网球，就派人将场地整理了出来，让他手下能打球的高层干部约请张来打球。张学良初到西安时为了联络杨虎城也是费了一番心思。他先找了袁世凯的女婿当他的副官处长，因张学良了解到杨毓珣和杨虎城以前有旧，两杨论起来是同宗一姓，彼此以宗兄宗弟相称，有一段交往。张想利用这种私人关系，派杨先到西安打通杨虎城关系。时任东北司令部参谋的惠德安说：张、杨两公后在政治上能结合在一起，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逐渐能够走上反蒋爱国的道路，杨虎城夫妇对他的影响起了很大的作用。杨虎城常对人讲“张副司令和我开玩笑，管我叫老粗，现在他又说我不粗了。”
主动接触 促张转变（2）new
张学良所望杨毓珣的，只不过在建立和增进与杨虎城的关系而已。张最初对杨的认识，也不过是一个老粗罢了，后来在政治上张、杨竟走在一起，杨对张的思想变化，起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这是在三个人开始接触时，谁都没预料得到的收获。
随着张、杨两人结合的加深，在发动“双十二”西安事变这一幕上，杨虎城的主动作用，还是比较大的。记得事变的第二天下午，张在西安总部大礼堂召集全体职员讲话，说明事变经过情形时，其中曾有以下几句话：“杨主任很坚决，问我干不干？你不干，我自己行动……”可以看到杨虎城对张学良的推动作用了。④杨毓珣只是张、杨关系初期的一个普通联络员，而真正打开他们之间关系的还是他们自己。为了避免引起蒋介石特务的注意，进一步促进彼此间的政治关系，张将他的朋友高崇民介绍给了杨虎城，杨虎城也把他的亲信王菊人、申伯纯介绍给了张。有些事情就不用张、杨直接谈。他们几人按照张、杨的意图先行沟通，双方形成共识后，再由张、杨定夺拍板。他们把这叫做“暗通不明通”、“上合作下不合作”的办法。暗里多往来，明里少往来，上层合作，可以让下层闹点小矛盾（如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官兵时常为住房、看戏等闹点小矛盾），以掩护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密切合作关系，麻痹蒋的特务视听。
第十四章 风雨欲来 形势险恶
相互信任 共谋反蒋（1）new
杨虎城与张学良的政治合作关系确定以后，便开展了一系列为抗日反蒋做准备的活动。而且围绕这些活动又发生了一连串与蒋介石的明争暗斗。先是两人商定，要对部队进行抗日思想的教育。1936年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西安南郊的王曲镇共同成立了军官训练团，由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亲自担任团长副团长，训练两支部队中团长以下连长以上的军官。课程有军事、政治两门，主要是对军官们进行抗日教育。每期500人，先后共办了3期。每期开始，张、杨都要亲自训话，公开提出抗日问题，批判“攘外必先安内”和“抗日准备”论等谬论。他们抽调一些具有爱国思想的进步人士担任教官，对一般学员广泛宣传停止内战的观点。
使两个不同的部队干部在抗日的前提下，沟通了思想，增加了了解与信任，为部队参加西安事变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接着，发生了“活路”事件。张学良在与杨虎城取得抗日共识的同时，通过手下被红军俘虏的团长高福源与红军也建立起了合作关系。由于他是初次与共产党打交道，特别是在扶施（今延安）教堂内与周恩来竞夜长谈后，完全被周所折服。在思想和行动上表现得十分积极，并且提出了要加入共产党的要求。为了改造部队他让高崇民、刘澜波、孙大胜等化名写了几篇讲抗日、联共以及批评蒋介石、阎锡山阻挠红军东征抗日的文章，合成小册子，名为《活路》。文章写出来了，却发生了印刷的困难。他们和几家有经常生意来往的印书馆商量，都不敢承印。王菊人说：张学良告诉杨虎城：你是地方人，你想办法。杨答应了。十七路军军需处有一部铅印机，有印刷工人，经常开工做活，地址在新城十七路军总部内，有数道岗位，自己可以秘密印刷装订。十七路军军需处长王惟之是个同情抗日的人，杨便叫王去办，并再三叮咛要严守秘密。
王处长自己监督，几夜印了8000本。王先用自己的小汽车运到西仓门的家中，隔了一天在傍晚用申伯纯的小汽车送到甜水井高崇民家，由高密发东北军前线部队。杨又派崔孟博带了2000本送到宜川，交第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发给十七路军在陕北前线的部队。事前我们估计到，这本小册子一发到前线，特务必然知道，谈不到保密的。杨说：“这个本子发到前线官兵手里，作用很大。秘密保不住的时候，特务无非用枪杆吓人，咱也有枪杆对付。有勇气抗日不怕特务。特务来软的我们软对付，他来硬的我们便和他们硬干。”不料，两个被国民党特务收买的印刷工人偷着多打了一份校对清样，将清样交给了“剿总”情报处处长江雄风（蒋介石的特务）。
江雄风奖赏了这两个告密者，并立即报告了蒋介石派驻西安的亲信“剿总”参谋长晏道刚。晏召集蒋系特务头子江雄风、马志超、曾扩情等开会进行了研究。他们再三研究，认为小册子既是在十七路军印刷厂印的，编者应该也是十七路军系统的人。可内容与口气却又像是东北人写的，而且宣传的对象有多处也指明是东北军。这样猜来猜去，就将目标锁定为十七路军参议郭增恺（郭当时兼任宋子文的经济委员会驻西北特派专员）。因郭1936年夏给阎锡山一密电劝阎实践前约，相机联合韩宋组织华北抗日同盟……密电刚被特务们译出。经请示蒋介石后遂将郭秘密逮捕，送往南京，关押在宪兵司令部中。直到西安事变时宋子文来陕时，才带郭一同回到西安。秘密逮捕郭增恺时杨虎城并不知道，当听到消息时，人已送出陕西了。晏道刚在捕人后，将杨虎城约到“剿总”，对杨说：“何敬之（何应钦）在江西剿共时，何的随从人员中有共产党，把军事计划偷送到红军方面，结果何吃了大亏。你对你左右的人要常注意。”①
杨听了这番话，估计是印《活路》出了问题。同时又得知郭增恺被捕的消息。感到内部有问题，就令军需处和军法处迅速查明泄密和帮助特务的人。经过调查，查出了那两个向特务告密的工人，就当即关押了，使特务失掉了证人。后来特务们也发现抓错了人，了解到高崇民才是真正编写《活路》的人员之一，就要逮捕高崇民（张学良当时不在西安），杨虎城知道后将高秘密送到三原县东里堡的家中隐藏起来，命令当时在三原管家的副官王世英绝对保证高先生的安全，如遇特务逮捕可以武力抗拒。后来又送高离开了西安到天津去躲避。
相互信任 共谋反蒋（2）new
1936年1月底，中共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