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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内各派的政治斗争，也全面地在留日学生中反映出来。当时中国共产党在东京设有支部，还有反帝大同盟的组织。陕西学生有李唯五、崔仲远、江隆基等人参加这些组织。国民党方面在东京有两个机构，一个是南京系统的，一个属原来武汉政府的系统。国家主义派在那里也有活动，各派都有大量宣传品，对外宣传。中国的政治军事消息，日本报纸经常披露，上海的各种报纸刊物，也很快寄到东京。”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杨虎城每天阅读报纸刊物和各派系的宣传品，并听取陕西留日左派学生的分析。
他善于做面条，经常做些面条，约这些人到家吃家乡饭，从谈话中了解各派系对中国前途问题的看法。他在决定去日本以后，曾这样说过：“喊了多年打倒帝国主义，今日要到帝国主义国家去，借此机会，一定要好好地弄清帝国主义的内容，方不负此行。”到东京后，他感觉到一般留学生对日本理解不多，不能满足他的要求。恰巧在这个时候，有一个陕西留日士官章严（陕西安康人）来见他。谈起来，章严还是他老朋友章春华的儿子，幼年去日本，在日本的三高上学，后由日本京都帝大毕业，然后又进士官学校九期炮科学习。章在京都读书时期，曾参加过日本左翼学生活动及工人运动，现在又在士官学校学习，更了解不少日本军事情况，他还可以找到日本的各左翼秘密书刊。有些线索，对杨了解日本帮助极大。他经常向章严提出若干政治或军事问题，请章严给他说明解释。也请章就某一问题找材料给他做系统的讲解。
通过章严的帮助，他对日本的情况有了比较正确的了解。杨虎城回国前，曾约章严在他毕业后到他的部队工作，以后听说章严回国参加了张云逸的红军，在战斗中牺牲。杨虎城当时住的大冈山距代代木练兵场不远，他每天清晨在代代木附近散步，观察日本军队训练情况。他虽然不懂日本语言，但由于他多年的实际军事经验，能够了解所训练的课目。
遇有和中国军队动作不同的地方，他就请章严给他说明解释，以了解中日军队训练的优缺点。此外，他经常到处参观游览，观察日本劳动人民的生活，以求增加对日本社会的感性认识。①
眼界开阔 思想升华
在日本的考察、学习，使杨虎城接触到并理解了一些帝国主义本质的东西。20世纪末期，日本发生金融危机，田中内阁上台后，一方面以特别贷款缓和金融恐慌；一方面采取“对华积极政策”，即在中国实行军事进攻的政策。杨虎城在这里看到了垄断资本的日益扩张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贫困的两极分化；看到了日本军国主义者正在启动战争机器，企图用对外扩张解决这一无法解决的矛盾。
1928年5月日本出兵山东，制造了“济南惨案”；同年6月日本又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企图借机霸占东北。将这些事件与日本国内的各种矛盾联系起来，杨虎城清楚地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势不可免，而其发动侵略的主要对象就是中国。从这里他认识到中国革命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这对于他树立起坚定不移的抗日爱国思想、在部队中坚持进行抗日教育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杨虎城在日本期间，另一感受较深的是对于民主的认识。他自幼深受生活的煎熬和阶级的压迫，思想上有强烈的平等观念，后接受和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到日本后，他特别关注日本的民主问题。
他发现日本的政治完全由一少部分金融寡头、垄断资本家、政客和军人控制着，广大人民并无参与政治权利。当时军国主义者还没有完全控制国家机器，所以日本社会还维持着一定的民主状态。各种书籍包括马克思、列宁的著作都可出版发行；各种主义都可以宣传；各种政治组织还可以公开活动。对此，杨虎城非常感兴趣，他认为一切政治主张、思想理论、学术问题都应该允许存在，公开拿出来讲，让人民自己去选择，单凭压力和镇压手段是解决不了思想认识和信仰问题的。通过日本与中国的比较，他认识到没有民主，只想建立专制，是中国动乱不安的重要原因之一。北洋军阀如此，蒋介石执政依然如此，其白色恐怖，思想禁锢比北洋军阀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认识为他后来在陕西主政期间提倡民主和思想学术自由，与共产党和其他进步势力建立合作关系，特别是在策划发动西安事变时，出以民主政治为核心的八项主张都起了决定作用。同时也对他个人的思想作风产生了很大影响。
1928年5月15日，杨虎城以毛笔正楷亲书致其弟杨茂三简述了到日本后的情况：“茂三胞弟鉴：兄本月7日已到东京，住市外冈山，转告母亲放心。兄此次于军队脱离，略述于弟。兄技术落伍于时代，思想无系统，终被人淘汰。不如我先决以面谤我之语。前在宁、沪多日奔跋，原为十军多年患难同志寄托吃饭问题。兄十五年在西安围城后，决心脱离政治漩涡，求学三年，作以常识国民，回家奉母教子，以尽国民之天职，助弟工作或增你乐境也。地畔不长荒草，小儿不会骂人，是我之功。想弟当有同情。我近来学的写信，太不好。我现在变成蒙学小孩儿，你不要笑，人人都经过的阶段，迟早的关系。专此即祝农安，并叩母亲大人福安。 立正，5月15日。”8月25日，又以钢笔正楷亲书致胞弟虎荣（茂三）：“荣弟鉴：你的信我都收到了，是6月6日。咱们地方亢旱，秋田无望，今冬饥寒之状已成，吾乡父老何以灾重如此，真令人如之奈何！惟你信上所说，母亲安善如常，是我稍觉心安。我近来的身体，比较以前好得多，你可告母亲，使他老人家长此放心。我在外边一切顺适。老人不操心我了，她的身体就可以好些。我虽然在海外，总是能减少些忧愁。其别的话，我也不问，只托你由吴焕臣处暂借200元，送米暂沉家里，交他父亲手，请你非办到不可！我再与焕臣写几句话，在你的信内，请你注意。母亲大人金安，并祝你近好。呼尘启，阳历8月25日。”8月，在东京，杨虎城曾给中国共产党赠款300元。
经手此事的冯润章后来说：我是1928年6月去日本的，住在东京大冈山地区，4月下旬到日本的杨虎城和夫人谢葆真、秘书米暂沉也住在这里。我由上海赴日时，党中央通过张金印（后改名张慕陶）叫我到东京后，多同杨虎城接近，影响杨虎城。我因负有这样一个任务，所以到杨家去的次数就较多，主要是谈些国际形势和国内革命发展情况，杨表示同情革命。杨知道我是共产党员，大约在七八月间，给了我300元，叫我转给共产党。我通过张金印转告中央，后叫我把这笔钱交给了中国济难会负责人浦化人。②10月9日，中共中央函复中共东京市委：“收到你们的来信，兹特答复如次……三杨虎臣中央已允其加入，交由你们执行加入手续。加入的手续如下：须三个同志的介绍，候补期为半年。再望你们与他谈一次话，指明两点：（一）目前党的任务主要的是争取广大的群众以准备暴动，而不是马上就要实行总暴动。总暴动是我党的前途，目前尚不是行动的口号而是宣传的口号，尤不是每个同志一加入就要派回暴动。（二）每个党员加入后如在工作上有需要时，党仍须调其往他处工作，不给某个同志以固定时期的休养。”由于交通原因，此指示信到东京时，杨虎城已回国到达南京，故杨未“执行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手续”。③ 此后，杨虎城再也没有提过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因为通过在日本的学习考察，使他自己认为似乎找到了一条今后可以前行的道路——民主之路。他把共产党人视为志同道异的朋友。
心怀大志 准备回国（1）
一直陪同杨虎城在日本的米暂沉说：1928年秋，蒋介石和冯玉祥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在蒋、冯的暗斗快要明争的时候，这个名义上属于第二集团军的第十军杨虎城部，便成为蒋、冯双方都力图拉拢争取的对象。冯玉祥一方面主动把第十军原留在陕西的一部分开到山东单县，并命令驻安徽太和的部队移驻单县，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暂编第二十一师，归冯系山东省政府主席孙良诚指挥。冯一面命令部队派人去东京促杨虎城回国，一面直接打电报促请杨回国整顿部队。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也给这位从未谋面的杨军长打来电报，除慰问病况之外，并促其早日回国。
这个电报是由南京政府驻日本大使馆转的，因杨虎城在东京不公开和人来往，与南京驻日本的使领馆更无接触，故电报没有转到。以后南京方面的朋友来信，方知道有这个电报，但他也没有到大使馆询问。④在这种形势下，杨虎城考虑回国问题。他与连瑞琦商拟回国后的发展计划。连瑞琦后来说：“我因代表邓演达去联络杨宇霆反蒋失败后逃到日本东京，住在久世山好屋。过了几天，忽然杨虎城来找我，他说：我也是被逼逃出来的，想请你陪我去苏联找斯大林，和他谈谈中国革命的问题。我说：你中文不通，俄文不懂，到苏联去研究马列主义理论是不适宜的。
你去苏联一趟，戴上一顶红帽子，回来后，军队里不能再进去，这是我不同意你去苏联的理由。杨又提出要脱离冯玉祥，我问脱离冯以后那部队归谁？杨说归蒋，直属南京中央。我说，这不是投降蒋介石反革命派吗，我不同意。杨说：新旧军阀都是反革命，蒋反，冯也反，脱离这个反革命，归降那个反革命，都一样的。归蒋后，可以利用其地位，壮大自己的力量，到西北的机会多些。杨又说：我们打入反革命阵营，就是打进敌人的心脏，使其不疑而又得到敌人的信任，回到西北建立根据地不是更容易吗？杨又说目前要在国民党的旗帜掩护下工作，要以国民党的面貌做共产党的工作，这就叫作地下工作。杨称这办法为曲线革命，万一暴露了，设法避到安全地带。我问杨：要到什么时候共产党才能公开活动？杨说：部队到了西北，根据地巩固了，并且能够独立，这时就能公开。我们是无条件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我同意了杨的意见。杨又劝我一同回去干。我开始不同意，因为我在武汉政府干过，不能公开活动。杨劝我到南京做一次官，过个渡，然后到他的部队干。他给我写了三封信，是分别给于右任、张继和邹鲁的，因为他们都是国民党的元老，可以庇护我。我同意了杨的建议，与他回国干革命。根据以上的谈话结果，拟了个计划，因为是在箱根车站候车室拟的，我们称它为‘箱根计划’。这个计划具体是：（一）杨虎城决定回到部队，并约我一同回国去活动。（二）部队脱离冯玉祥，直属南京中央，归蒋介石直接指挥，以图扩充发展。（三）尽一切力量，使部队到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四）部队干部，尽量吸收武汉政府退下来的青年干部，主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