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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睡觉、工作，可谓人生三件大事。毛泽东在生活起居方面以简单随便著称，但是，他对床铺却有着与众不同的“讲究”。
毛泽东对床有独到的要求—不能是沙发床、席梦思之类的软床，而是木板硬床。
转战陕北时，陕北的老百姓睡火炕，毛泽东睡不惯，走到哪儿，都是临时借用老乡的门板。毛泽东住在河底村时，房东的门卸不下来，他只好睡在火炕上，结果睡得不好。房东的孩子在县里当干部，回家听说了这事，立刻将门轴锯了，把门取了下来。毛泽东晚上回来听说了，批评那个干部“乱弹琴”。随后，毛泽东又检查了那两扇门，看到再安上不受影响，才不生气了。
美丽的中南海（3）
毛泽东发火引起工作人员的恐慌，临时到哪里去找木板床呢？而毛泽东以前睡的木板床又没有带来。这可怎么办？大家思来想去，决定还是劝毛泽东暂时先在弹簧床上睡一觉，第二天再想办法。
正在伏案工作的毛泽东听了这种安排，头也不抬地说：“弄了木板床来后我再睡。”显然，毛泽东牛脾气又上来了，如果不能弄到木板床，他是不肯睡觉休息的。于是，管理科的
同志们赶紧请木匠连夜为毛泽东赶做了一张大木板床。天快明了，毛泽东终于看见了这张木床，很满意，上床倒头就睡，而那张豪华的席梦思被冷落一边，直到后来被搬走。
几个月后，这张木板床随着毛泽东搬进了菊香书屋。不久，工作人员又对毛泽东的木板床进行了改造，使它变大了，足有5尺宽。为什么要把木板床加宽呢？因为毛泽东有躺在床上看书、看报、办公的习惯，床的一半是用来放书的。平时，毛泽东床上的书堆得足有一尺多高。毛泽东自己说过：“人生几乎有一半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至于我更是比一般人在床上度过的时间要多。因此，我的床一定要舒服一些。”
改进后的木板床有两个特点：一是普通，毫无刻意雕饰，与一般人家的木板床并无区别；二是宽大，可以放很多书。
毛泽东深为满意。此后，他一直睡这种木板床，从来未曾改变过。
这些和他相伴的书都是平时常要看的，一摞摞有秩序地排在床铺的东半侧，等候着主人去阅读、理解和思考。毛泽东将每本书看过的部分都夹上密密麻麻的白纸条，上面有的可以看到记录上的铅笔字。这些纸条都有半截垂露在外面，好像是书的装饰物，这可能是为了便于查寻。正看着的书籍还要继续看时，则卷着摆放在那里。这些书籍几乎都是线装的古书。毛泽东没有折书页的习惯，这可能与他年轻时在北大图书馆作过馆员有关。
据说，毛泽东最后居住的“游泳池”书房里的书和丰泽园收藏的书共有十多万册。一生喜爱简朴的毛泽东，却为后人留下了一笔惊人的“财富”！至今，书籍、手稿还未全部整理出来，可见这“海洋”之大之深！
毛泽东爱书，爱读书，几乎达到手不释卷、饭茶不思的境界。他的办公室、寝室、饭桌、卧榻甚至卫生间，信手拈来都是书。处处显示着书的世界、书的天地和书的魅力。毛泽东每日同书作伴，每日与书共寝。
毛泽东的床头桌右侧，放着盏台灯。只要他未在睡眠中，那盏台灯总是亮着伴着读书人。在灯光下的书被照得很醒目，主席半卧着读书……当工作人员走进他的寝室时，常会看到他正在全神贯注地阅读着，一点儿也没有觉察有人走进来，读到有趣之处，常常听到从他那抖动着的喉部迸发出的“格格格”的笑声。
毛泽东的藏书室，设在北房西侧的里间和西厢房靠北侧的两间房屋内，在占据了近一半空间的书架上，摆满了夹着纸条的书籍，其中线装书占据了大部分的空间。
中国的古典著作中，毛泽东推崇司马迁的《史记》。
在近代的著作中，毛泽东赞赏鲁迅先生的著作，对郭沫若的著作也很关心。每当毛泽东日以继夜地工作之后，走下工作台，说要去睡觉休息了，他的身边工作人员就好像卸下了一天的重担，放松下来，脸上都堆起了笑容，像传递好消息一样，互相转告着：
“主席要休息啦！”
但是，时间一长大家就知道了，毛泽东从办公室走进起居室，并不意味着他就要睡眠休息了，常常是回到寝室之后，灯光仍然久久不熄，原来他又转入了另外的一种工作状态—在灯下看书！
毛泽东起居室里的灯光成了值班卫士观察他读书或睡眠的一个信号。所以每当毛泽东进入卧室后，值班卫士就把视线盯在向南的窗子上，看着那从窗口射出来的灯光，如果这灯光一小时、两小时地亮着，或更长时间地亮着，说明他还没有休息。这时，大家的心弦也就越拉越紧了，担心他休息的时间太少，影响健康。有时见灯光熄灭得早一些，值班的卫士便会把此事看成是自己值班中的成绩或幸运。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毛泽东离开了居住了17年的菊香书屋，搬到临中海西湖畔的游泳池旁的一栋普通平房里居住。开始是因为毛泽东爱游泳，经常在游泳池边看书、会见客人甚至办公，旁边的房子正好供他休息之用。时间一长，毛泽东干脆在这里住了下来，直到后来把这里变成了居住的地方。他的客厅也兼书房，这是毛泽东晚年最后一个读书的地方，这里的书籍更是汗牛充栋，令人叹为观止。那环壁而立的简易书架和层层叠叠的厚书，将人带进了一个充满思辨的博大世界。毛泽东这小小的书房，犹如地球的一个支撑点，将他精辟的论点和科学的预见，交给来自世界各地的宾客。
第二章
走进毛泽东的本色世界（1）
摄影记者怀着神秘的心情第一次走进毛泽东的客厅，无比惊奇地发现这里是书的海洋。毛泽东像普通人一样和他交谈，亲切的感觉油然而生……
1970年元月，新华社摄影记者，也是担任周恩来专职摄影记者的杜修贤接到通知，他将
同时担任毛泽东的专职摄影记者。
多年从事政坛摄影，他有一种重如泰山的压力和责任。然而对担任毛泽东专职摄影师这一重任，他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能否胜任没有把握。这时，他倏然想起一句古诗：高处不胜寒。
难道这就是冬季的机缘？
他曾问过办公厅的领导：“总理一个人的活动就够我忙的，又加个主席……这怎么忙得过来呀！只是管主席一人，还是两人都管？”
“当然都管！”领导口气十分干脆，没有商量的余地。
他是个痛快人，做事不喜欢拖泥带水，既然这样，与其犹犹豫豫不如干干脆脆答应了。虽然他从60年代就走进中南海，成为一名出色的“红墙”摄影师。他跟随在总理身后，为当时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人留下了许许多多的精彩瞬间，这其中也包括了毛泽东。但毛泽东在他的记忆里有时仍有一种朦胧的感觉，好像他沉默、忧郁。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都讲毛泽东没有架子，讲话很风趣，一举一动都带有诙谐的成分，特别是浓郁的湖南话，使得本来就很有诗意的语言更加悦耳也更加难懂，为此工作人员们没少闹笑话，待主席明白他原话已被别人理解成驴唇不对马嘴的意思时，他自己也会跟着一起大笑，丝毫没有一点责备的意思。但由于没直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所以杜修贤对毛泽东仍有一丝神秘感……
杜修贤接到毛泽东秘书的电话，说主席要接见外宾，叫他立即就去。这是走马上任的第一次拍摄，也是他第一次走进毛泽东的游泳池。
他走到这幢普通却不寻常的平房前，决然料不到它是毛泽东一生最后十年的住处。
他第一次走进时，因为充满好奇神秘，目光不由得环顾四周。书房里的情景并不像脑海里所想像的那样富丽堂皇，明光闪亮，甚至有点灰暗、陈旧，厚厚的紫色窗帘挡住了户外的阳光，屋里亮着灯，使得本来就很简朴的陈设愈加简朴。构成灰色主调的要算那贴满墙壁的线装书，一排排一层层一摞摞砖头似的书摆满了环屋的书架，许多书里还夹着白色的纸条，这是读书人留下的思考和阅读的记号，猛一看还真像商店货架上的价码标签呢。
除了惊人的书“海”外，醒目的陈设要算客厅中间摆成月牙形的沙发和挤在沙发之间的三角茶几。沙发旁摆着落地台灯，茶几上整齐地放着一摞纸巾、国产烟、青瓷烟缸和青瓷茶具，茶几下面有几只白色痰盂……一切都非常普通也非常亲切。
这时毛泽东从他的隔壁房间走了进来，杜修贤正背对着门测光，没有看见，待转过身时，主席已坐进了沙发里，他竟一点没有察觉，自顾选镜头，无意间发现镜头里怎么有个人，一骇，是主席！他忙放下相机，默默地立在原地不敢动……毛泽东似乎也没有注意他们，他拿着一本厚书，目光透过手里的放大镜，正细细地慢慢地在字行上移动。
杜修贤和拍电影拍电视的两位记者生怕惊动主席看书，就悄悄地出来，到外面的过厅里等着。
主席的机要秘书这时告诉杜修贤：“主席常提到你呢！”
“提到我？”杜修贤不相信地直摇头，“我从没跟过主席，他怎么熟悉我呢？”
“真的哎。主席不止一次说过你手快，抓神抓得准，动作也快。真的，你是主席点名要的将。”秘书的神情很认真，不像是开玩笑。
他想可能主席常看见他拍的新闻照片，才这样说的。
杜修贤只是笑了笑，好像不以为然似的。其实他心里很高兴。但他知道毛泽东是不爱面对镜头的，记得有一次，他和中央新闻摄影小组的几个人想趁主席在大会堂开会之际，为他照一些正面的标准像。准备提供给画家们使用。因为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要更换，画家需要临摹的样本，这个拍摄“样本”的任务就落在了中央新闻摄影小组几个记者的身上。几个记者就在会议室外的大厅里架好大照相机，等候毛泽东开会出来。过了不一会儿，毛泽东走了出来，就是人们记忆里的那种大步流星的步伐，估计办公厅主任已经通知他，有拍摄正面像的任务。他大概看出摄影师们的用意，就径直走来，在为他摆放的椅子上坐下，但表情很严肃，好像在进行什么重要仪式似的。
杜修贤知道主席不喜欢面对镜头，就赶紧手忙脚乱地对焦距，想早点照完。可是他一看取景器，却傻了眼，明明镜头是正面对着毛泽东的，怎么……眨眼工夫就转了向，镜头里毛泽东是侧面！这是怎么回事？他还以为是椅子没有放正，可是一看，椅子是正的，毛泽东却侧着身子。不仅头部侧着，连整个身子都侧着。主席为什么要侧着脸照相？是要照侧面像，还是不喜欢面对镜头？猜来猜去，杜修贤也猜不透主席此时的心思。一般标准照都是正面像，杜修贤又不敢擅自做主给主席照侧面像。大家一边直着急，可谁也不敢上前提醒主席坐正。干脆，大家将大相机连架子端起来，顺着主席的姿势移了半个圈，直到又一次镜头对准他。
毛泽东一声不吭，满脸不快地望望黑幽幽的镜头，幸好没有再侧转身子。他们赶紧利索地抢拍了几张就关了机子，好让主席早一点“解放”。以为一拍完，主席会马上离开拍摄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