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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在病床上的周恩来，精神上却一刻也不能轻松。四届人大召开在即，江青一伙把这次会议作为他们独揽大权和安插党羽的天赐良机。在政治舞台上奋斗了一生的周恩来比任何人都明了，在风云变幻的政治决斗场上一有疏忽，往往就带来不可设想的后果。如果党和国家的权力被江青一伙篡夺，那么中国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周恩来紧蹙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长期以来，周恩来对毛泽东保持了真诚的尊重，但却从不阿谀他。他靠非凡的才能和无私令毛泽东信任。但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林彪自取灭亡之后，毛泽东病体难支，深居简出，加之身边的人鱼龙混杂，江青等人打小报告、进谗言，使他时信时疑，对以周恩来为首的“老人”和以江青为首的“新人”交替“打板子”又交替“抚慰”。然而，在决定国家权力由谁掌握的四届人大前夕，应该让毛泽东公正地定夺班子，以保证红色江山不落入野心家的手中。
和毛泽东共事了半个世纪的周恩来，十分清楚伟大领袖的个性。毛泽东是个伟大的战略家、思想家，但在他面前讲话要讲透、讲准、讲得适合时宜，才能得到理解和支持。任何人不能强加给他什么，只能顺着他的思想去发挥，去变通。但是，现在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刻不容缓。毛泽东又住长沙，必须面陈直谏。叶剑英等老帅们亲自安排护送周恩来飞往长沙的事宜。最后定在12月23日，周恩来在医生的护送下乘专机直飞长沙，和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商讨第四届人大组阁的人选问题。
上午，周恩来一行人到了西郊机场，准备乘专机，可是王洪文迟迟不到。原来周恩来考虑此行是商讨四届人大的事情，不给江青他们留下“私人会谈”的话把子，再说王洪文也是党的副主席，许多工作是由他临时主持的，和他一同去主席那里汇报工作比较合适。临行前已经和王洪文说好了，让他同乘一架专机去长沙。
不平凡的12月26日（5）
等了许久，还不见王洪文的影子，随行的负责人就提议总理先走，因为总理到机场前还在尿血，这种身体情况进行空中飞行是十分危险的，医护人员几乎是提着一颗心才同意总理冒这个风险，如果不是此次行动关系重大，他们说什么也不会让总理离开医院病床的，所以大家都不希望节外生枝。
周恩来却很有耐心，又一次叫工作人员和王洪文联系，“想办法叫他一同走，能少飞一
次专机就少飞一次，为国家节省开支”。王洪文回答说：“让总理先去，我随后就到。”
周恩来微微一笑，不再说什么，登上了专机。他对这位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的用意十分清楚。
王洪文此时的心情可想而知，两个月前才飞长沙向毛泽东告周恩来、邓小平的状，被毛泽东好一顿批评，不仅自讨了个没趣，还给主席留下了“上海帮”的坏印象。这次又去不能不说心有余悸。他不愿意和总理同乘一架飞机去长沙，一是为了争取时间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商量对策，因为他知道总理一旦出马，他一个嘴上没毛的年轻人无论如何是压不住阵脚的，自知分量不够。二是为了避免和总理同机的难堪场面。
王洪文想想也感到沮丧，他们4个人里，能和主席说上话的只有他一个人，而且他的这个地位也岌岌可危，记得那次，他还没有说上几句，毛泽东就一锤定了音：“总理还是总理嘛！”他顿时从毛泽东冷漠的眼神里，看到他的暗淡前景。可是这次……江青在背后推着，张春桥、姚文元在旁边捧着，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又一次到长沙见毛泽东。
总理到了长沙，也住进了毛泽东住的宾馆大院里，只相隔一幢楼。总理在他的房间里稍稍地休息了—下，就去见毛泽东。
周恩来的到来，毛泽东表面上好像平平淡淡，和在中南海见面一样随意。但是他心里有数，周恩来将自己安危置之度外，抱病登门，此行意义决非一般。
两位老人先是相互关心对方的身体，周恩来还关切地用手按了按毛泽东略有些浮肿的足踝，对毛泽东的健康深感担忧。很快，他们的话就转入正题。他们谈得很多也谈得很投机。或许他们已经意识到，这次会面将是有生之年最后的见面，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人事安排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当周恩来从毛泽东的书房里出来，不由得轻轻舒了口气。夜幕降临，王洪文还没有到长沙。这时在长沙的中央办公厅领导也着急，不停地往北京打电话催王洪文起程。一直到半夜，王洪文的专机才出现在长沙的夜空。
一到长沙，王洪文就知道了毛泽东的态度。为了保住自己的前途，他不得不违心地在主席面前检讨自己水平低，能力差，年轻幼稚……虽然临行前和江青他们商量了好几种对策，但是王洪文说什么也不敢轻举妄动，更不敢在主席面前为江青说好话。两天后，日历醒目地印着1974年12月26日，周恩来清楚地记得这一天是主席的生日。于是，总理对大家说，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晚上请大家吃顿饭，祝贺一下。大家都知道，周恩来从不为自己过生日的，他也不提倡过生日。
傍晚，周恩来回到自己的住所，特意叫厨师准备一桌生日宴席，将医护人员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叫到一起吃饭，为毛泽东祝寿。
相隔不久，“寿星”也在自己的住宅里和工作人员一起吃了一顿长寿面。场面和以前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热闹的感觉，但大家还是感到这一天主席的笑容多了，而且话也多了，可见毛泽东为自己在晚年的生日前后再次定夺中国政府领导人的班子而欣慰。
28日，周恩来完成了重大使命，飞回北京。
8天之后，即1975年1月5日，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又相隔5天，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接着在四届人大上，周恩来仍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中国的政局出现了令人振奋的景象。
躺在病床上的周恩来了却了他最后的心愿，为中国革命完成了一项非凡的使命。
第五章
庐山飞云雾（1）
有人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没有想到难以启齿的主席之争将要在庐山悄悄拉开帷幕。
浩浩荡荡的长江，在辉煌的落日下，从西边奔腾而来，它擦过九江城，便同鄱阳湖的浩渺烟波相遇，流向东海。
一座神秘的仙山，站在九江的南面，默默地注视着几千年来奔腾不息的长江，而几千年来它总是躲在云雾里不露峥嵘，漠然傲岸一旁，只有在黄昏时刻，斑斓的余晖将那浓雾滤得透明时，它才从云雾中微微露出一张朦胧的脸孔，这是一座永远被云雾笼锁的“仙山”。
难怪古人喟叹：不识庐山真面目！
也有人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在中国现代史上人们又把庐山称为政治山。
1970年8月23日，九届二中全会就在当年彭德怀倒霉的“庐山会议”旧址—庐山人民剧场召开。这是毛泽东在世时第三次把中央全会放在了庐山，也是最后一次放在了庐山。
杜修贤是第一次来到庐山。在上山前，他先随周恩来总理去了杭州，毛泽东主席在那里的西湖休息。总理说，召开会议前他要和主席商谈一些事情。他们到那里后，总理在主席房间谈话，工作人员就在外头的大厅里等候。
在最后一次谈话结束时，总理和以往一样，出了房间门就快步走出大厅，然后回到他住的小楼去。这次他走到大厅门口，听见主席叫他，他扭头一看，见双方工作人员在大厅顶头已经排列了两行。总理笑了，知道大家想和主席合影，特别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但是他在这之前就跟大家打了招呼，谁也不准抢镜头！结果挨主席最近的人，都不是总理身边的人员。
总理对杜修贤说：“快，老杜，去给他们照。”
“你也来嘛，一起照！”主席朝总理招手，身边的同志连忙在主席身边空出一个位置，可是总理走到跟前，却在前头蹲着的人群中挤出一个位置，提了提裤腿，蹲下身。
杜修贤在镜头里看见总理的举动，心头一阵感动，总理的谦虚从来都是来自本身的真实和自然。
回到北京，杜修贤正准备庐山会议新闻报道的各种工作时，接办公厅通知，说是美国老朋友斯诺来中国访问，让他安排记者拍摄一些新闻照片。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和安排下，斯诺偕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于1970年8月实现了第三次访问新中国的愿望。
周恩来在百忙中依旧一往情深地接待了斯诺。
在以后的几次谈话中，周恩来又向斯诺透露：中美可能在北京举行会谈。
虽然谨慎的周恩来只是说可能，但对于斯诺来说，无疑又是一条“独家新闻”，因为当时有关中美关系的接触还处于绝对机密阶段。
总理安排斯诺继续在全国各地走走看看，而他抽身前往庐山。
杜修贤也和总理上了山，并且负责主会场的拍摄。可是令杜修贤意想不到是，毛泽东的接班人、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却在这次会议上向党中央突然发难。事后才知道，这是一个有计划的阴谋。
当然，作为普通工作人员，下面的这些故事杜修贤是不知道的。所以当事件发生后，他如坠云雾，百思不解。
九届二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预备会议。这次会上，毛泽东再次表示不设国家主席、不当国家主席。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
也许毛泽东已预感到林彪将在会上有大文章出台，最后他告诫大家：要把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
早在这年的3月，毛泽东就提出要改变国家体制，不再设国家主席职位。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建议，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开始进行修改《宪法》和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成立了由周恩来、张春桥、黄永胜、谢富治、汪东兴组成的工作小组，负责四届人大代表名额确定和选举事宜；成立由康生、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组成的工作小组，负责修改《宪法》。
九大以后，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已进入“扫尾”阶段，政府工作和经济工作都应恢复正常秩序。“文化大革命”发动时期的一些做法也需要进行必要的转变。
4月初，毛泽东在审阅“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时，写下一段意味深长的批语：“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
毛泽东所指“无用”的东西和“引起别人反感”的话有：“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的列宁”，等等。
这些语言几乎全是林彪提出来“颂扬”毛泽东的原话。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初期看来是必需的个人崇拜的东西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