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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9-历史选择-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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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欲挽狂澜张闻天向毛泽东倾吐心中不满

    张闻天,又名洛甫,他是毛泽东争取的另一位重要领导人。长征开始时,他也同毛泽东走在一起,不过不是坐担架,而是骑马。    
    张闻天与王稼祥一样,也是喝过洋墨水、吃过洋面包的中共领导人。他的外表斯斯文文,鼻梁上架一副黑边眼镜。不过他不仅留过苏,还留过日、留过美,是党内为数不多闯荡过大世界的知识分子。    
    张闻天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即赴苏联学习,在苏联一呆就是六七个年头。他先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以后又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1931年初,张闻天从莫斯科回国,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33年1月进入中央苏区。1934年初,又替代毛泽东担任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    
    张闻天对毛泽东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    
    1920年初,张闻天只知道毛泽东的名字。1919年12月,张闻天加入了刚刚成立不久的青年进步组织“少年中国学会”,一个月以后毛泽东也参加了这个组织。他俩入会的消息,同时在《少年中国》第1卷第8期上刊登。以后关于毛、张的活动,在《少年中国》上时有披露。但是毛和张只互知名字却从未见过面,因为当时毛泽东对“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并不怎么热心,张闻天又常去国外。    
    直到1931年2月张闻天从莫斯科回国到上海临时中央工作,才对中央苏区与毛泽东的情况时有所闻。那时从临时中央到苏区中央局都对毛泽东不够重视,而且经常排斥、打击他。张闻天刚从国外回来,又与教条主义领导人在莫斯科同过窗、共过事,自然附和中央多数同志的意见。最明显的就是在1932年10月6日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中央苏区工作时,博古批评“泽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对此“应该做坚决斗争”,张闻天也曾提到“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的工作”。但是,张闻天只是附和错误的主张,他与毛泽东既未共事也无成见,更没有刻意要打击毛泽东的想法。    
    中央让张闻天分管政府工作后,他同毛泽东接触的机会逐渐多起来。1934年初,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的办公地点和住处从原来党中央所在地观音山搬到了沙洲坝,同毛泽东在一处办公,住的院子也紧靠在一起。这为张闻天提供了认识和了解毛泽东的机会。    
    此后,张闻天不但在他主编的《斗争》报上发表毛泽东两个农村调查报告,而且常按毛泽东调查研究的精神,研究基层苏维埃的工作。1934年4月,张闻天与毛泽东合著的《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出版了,这可以视为张闻天与毛泽东合作的开始。    
    张闻天自然清楚,让他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既是实际上把他排挤出党中央领导核心,也是为了达到排斥毛泽东对政府工作领导的目的,可谓“一箭双雕”。但是张闻天为人忠厚正派,没有按博古等人的意志去办,而是采取尊重毛泽东的意见、与毛泽东合作的态度。就职以后,他同毛泽东长谈了好几次,认真倾听毛泽东的想法,对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主张和做法增加了了解。召开人民委员会会议时,他总要请毛泽东参加指导。经济工作本来是毛泽东管的,张闻天接任后,还是让国民经济部部长吴亮平常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张闻天对毛泽东经常深入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深为赞赏。有一次,毛泽东参加助民劳动,帮助农民挖茅坑,张闻天看后很是感动,对人说:“人家主席还挖茅坑,真是没有一点架子啊!”    
    1934年8月敌机轰炸瑞金后,党中央迁云石山,中革军委迁梅坑,毛和张一同住进云山古寺,两人有了更深的接触,开始进行思想上的交流。    
    起初,他俩只谈政府工作。渐渐地,谈起了两人都喜爱的文学。毛泽东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张闻天在24岁时就发表了长篇小说《旅途》,书中的文采跃然纸上:    
    “四周围静悄悄的,和风吹在街道两旁列树的树叶上,发出沙沙的叹息。这时正是下午两点钟光景,天气非常和暖,淡蓝的天空中航着朱红的太阳,远在北方的山顶上,我们可以看见几片白云,懒懒躺着。……”    
    当《旅途》一书在《小说月报》上连载时,张闻天又发表三幕剧《青春的梦》,已经成为一个颇有声名的“青年文学家”。    
    面对广昌战役的失利,张闻天本无心与毛泽东海阔天空地谈论文学,但“酒逢知己千杯少”,“话若投机不嫌多”,谈着谈着,平素沉默寡言的张闻天,终于向毛泽东倾诉了内心的苦闷,抒发了对博古“左”倾领导的不满。    
    张闻天本人是这样叙述的:    
    “会议上,我同博古同志的公开冲突,是在关于广昌战斗的一次讨论。我批评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他批评我,说这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我当时批驳了他的这种污蔑,坚持了我的意见,结果大家不欢而散。其他到会同志,没有一个表示意见。    
    “从此时起,我同博古的矛盾加深了,他有一次似乎是传达李德的意见,说:‘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意思似乎说,我们内部不应该闹磨擦。当时,我没有重视这句话,现在想起来,倒是很有意思的。    
    “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博古开始排挤我。(六届)五中全会后,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的具体步骤(本书作者注:张闻天又曾说,‘这是一箭双雕的妙计。一方面可以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另方面又可以把毛泽东同志从中央政府排挤出去。’)。后来又把我派到闽赣做巡视工作(项英从闽赣巡视才回来后),实际上要把我从中央政府再排挤出去,而把中央政府的领导交给别人。在我不在中央政府时期,博古等公开批评中央政府的文牍主义,在背后攻击我。直到快要出发长征前,我才从闽赣回来……    
    “我当时感觉到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    
    张闻天把毛泽东视为知己,倾吐了自己积郁良久的心中不满。此时,张闻天眼中的毛泽东,不仅不是“错误路线的执行者”,而且已是可以信赖的卓越领导人。    
    长征开始以后,张闻天有更多的机会与毛泽东交谈,彼此看法越来越接近。张闻天后来谈到长征情况时说:“记得在长征出发前有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完全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


第二章 欲挽狂澜周恩来与毛泽东的相通之处

    毛泽东在主动接近王稼祥和张闻天的同时,还经常去找周恩来。周恩来虽然是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但与博古、李德不同,他与毛泽东有过真诚的友谊和合作。    
    1934年12月1日,中央红军渡过了湘江。可是无数英勇的红军指战员血溅湘江,长眠于湘江两岸,再也不能和战友们共同前进了。惨重的代价引起红军指战员巨大的悲痛,也引发了他们的无数个疑问。中央红军像现在这样继续打下去行吗?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目标能实现吗?广大指战员在思索,毛泽东在思索,周恩来也在思索。    
    长期以来,因为周恩来在最高“三人团”中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执行,人们认为他对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的被迫转移也应负有一定责任。的确,周恩来对李德和博古的指示一般是执行的,但是,周恩来执行李德和博古的指示在有些情况下是出于无奈,他本人对许多问题都有与他们不同的看法。    
    周恩来对毛泽东一直是很敬重的。    
    1932年6月中旬第四次反“围剿”开始后不久,周恩来以苏区中央局代表身份赶往前方,由任弼时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的番号,提议由朱德兼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由周恩来兼任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得知后给中央局写信坚持由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说如果由自己任总政委,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而毛泽东“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并强调说:“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    
    由于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同志的坚持,毛泽东担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但是,没过多久,苏区中央局在前方和后方的成员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在后方主持苏区中央局工作的领导人,与处在前线的周、毛、朱、王在如何威胁南昌的作战方针上形成了对立的看法。周、毛、朱、王认为应集中力量机动地选择敌之弱点,打击消灭其一部,各个击破敌人,不同意分散与持久硬打。这样一来,前方和后方的矛盾迅速激化,种下了宁都会议的种子。    
    宁都会议上,对立的双方展开激烈的争论。当多数人把矛头突出指向毛泽东,提出要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的责任,而由周恩来负战争的总责时,周恩来略加思索起身说:    
    “前方同志在会议前与发言中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在座的“左”派领导人满意地点点头。    
    谁知周恩来话锋一转说:“但我不同意把毛泽东召回后方的意见。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果在前方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    
    看看四周流露出的不满神情,周恩来补充说道:“我提出两个办法供大家选择: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但是会上除王稼祥坚持留下毛泽东外,多数人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结果通过了周恩来的第一种意见,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尽管会上周恩来说了一些批评毛泽东的话,但苏区中央局的一些人仍对周恩来不满意,并告到临时中央,抱怨他在会上“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认为他“在斗争上是调和的,是模糊了已经展开了的斗争战线”。周恩来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说:“在会议中我对毛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态度”,“另外却指出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此后他对毛泽东仍很敬重。    
    毛泽东被剥夺军权后,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周恩来一直同朱德一起置身前线。他们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从实际出发,首次创造性地运用了大规模的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宝贵经验。即根据敌情的变化而灵活运用兵力,用佯攻或伪装主力转移来迷惑并调动敌人,将大兵团兵力秘密集结起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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