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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通过敌人的三道封锁线后，红军这支长龙还是慢吞吞地向前移动着。但问题总会暴露。果然，当蒋介石终于弄清了红军西征的意图和路线，抢在那沉重、迟缓的步履前，倚仗湘江天险筑起第四道封锁线时，红军已面临非常危险的处境。
广西的东北部，高山林立的丛山间，奔腾着一江碧水，朝东北方向流入湖南后，仍保持东北走向，贯穿湖南全境，注入湘东北的洞庭湖。这条大江便是湘江。博古、李德坚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硬是要冲过蒋介石已经布置好的包围圈，这样，就只有拼死冲过湘江，否则就会全军覆没。
毛泽东曾坚决反对在全州南面强渡湘江的错误决定，主张“红军从文市北上攻占全县后，不要渡灌水，也不要在界首渡湘江爬越城岭，而应该在黄沙河过湘江，经庙头，攻白牙市（今东安），沿夫夷水东岸北上直取宝庆。接着可以向东北攻两市镇、永丰，也可以继续北上醮溪（今新邵），再穿过湘中丘陵，攻打蓝田，并在此摆开战场进行决战。待粉碎‘围剿’之敌后，或在湘南中部建立革命根据地，或返回中央苏区去”。
但是，无论毛泽东怎样坚持，红军还是被李德、博古等引进敌人40万重兵的包围之中。
当主力红军进入广西境内时，本来曾出现过一次对红军十分有利的时机，桂系军阀白崇禧因害怕红军深入广西中部，突然在21日将扼守广西北部全州、兴安一线湘江两岸的桂军撤防；而湖南军阀何键也怕主力红军深入湖南境内，不愿调湘军主力前往接防。这样，湘江防线上便出现了一个缺口。11月27日，红军先锋部队占领湘江的重要渡口界首。如果那时整个部队轻装前进，是有可能抢渡湘江的。但是由于红军转移时随带的坛坛罐罐太多，行军速度太慢，贻误了战机。中央纵队、军委纵队到29日才赶到界首。这时，湘、桂两军已有两天时间从南、北两个方向前来夹击。
第一章 走入低谷湘江遗恨博古痛不欲生（二）
11月28日，空前惨烈的湘江之战开始了。
湛蓝的天空，忽地冒出敌人黑压压的机群，向静静流淌的湘江投下无数颗炸弹。这些炸弹落在江面上落在人群中，每一声爆炸，溅起一摊鲜血！
玉带般清澈的湘江水被红军的鲜血染红了！江面上漂着一具具戴八角红军帽、穿着灰布军装的红军战士尸体，漂着被炸死的马匹，漂着散落的文件和“蒋委员长劝降令”……渡口道旁，丢弃的笨重机器、行李挑子、辎重物资比比皆是。大火在燃烧，江面渡口一片混乱，红军战士冒着密集的炸弹争先渡江，枪声、炮声、人叫、马嘶交织在一起。
博古焦急不安地和李德骑着马来到湘江东岸渡口的一个小丘旁边，见周恩来已在现场，他们翻身下了马。
就在这时，总司令部的孔参谋跑来向周恩来报告说：“刘伯承参谋长说渡口太乱，有的争先恐后抢着过江，有的在抢浮桥时被挤下江去，溺死了人。参谋长要我请示，是否由渡江指挥部统一规定，按建制整理好队伍，最好是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过，以免作无谓的牺牲。”
博古哪里见过这样残酷的战斗场面，更没有亲临战场指挥的经验，他看到江边混乱的情景，想到国民党的追兵正咄咄逼人，便心烦意乱地回答：“现在还讲什么建制和单位，冲过去一个算一个，能冲过去几个就不错了。”
还是周恩来临危不乱，他忙说：“这怕不行吧，刘伯承的决定有道理。”
博古不安地回答：“平常时期，可以按建制顺利通过，这是什么时候，上上下下乱糟糟的，谁还听招呼？”
“非常时期，更要强调纪律，不然要坏事的。”周恩来耐心地解释。
听周恩来的话有道理，博古将手一挥说：“好！好！就按你的意见办。”
周恩来向站着等待答复的孔参谋说：“你赶快回复刘参谋长，按他的意见办，有不服从的，尽量说服。”
周恩来站在湘江东岸的渡口边，坚持指挥部队抢渡。他一边指挥，一边焦急地询问毛泽东渡江没有。当他看到毛泽东大步走来时，立刻迎上去，请毛泽东迅速过江。毛泽东说：“咱们一起过江。”周恩来说：“你先过，我还要在后面交待任务。”
红军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在各军团的掩护下，在50多公里的狭长通道上，缓缓前进，到12月1日才全部渡过湘江。
红军最终突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但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当大部队渡江时，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留在全军的最后，与十几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作战。当12月1日中午红军主力已渡过江后，红三十四师且战且退来到界首，那里已被国民党部队占领。
师长陈树湘只得率全师1000多人在当天下午到另一个渡口凤凰嘴，但那里也已落入敌手。翌日，红三十四师企图在凤凰嘴强渡湘江，遭到敌军重创，师政委程翠林、政治部主任蔡中均阵亡。
陈树湘师长率余部700多人退回江东，沿途不断遭到国民党部队袭击，每日都有一批战士倒下。12月10日陈树湘在战斗中，因腹部中弹而被俘，他把自己的手伸进腹部伤口，忍痛绞断肠子，后牺牲在被押往敌军指挥部的途中！
红三十四师全师只剩下94人，在一名姓杨的团长带领下躲入深山打游击，后大部死于深山中。
陈树湘死后首级被高悬于湖南家乡的石柱上示众……
突破湘江的第四道防线，是长征以来最激烈、最残酷的一次战斗，激战达一周之久。红军通过第一道封锁线时，损失了3700多人；通过第二道封锁线时，损失了9700多人；通过第三道封锁线时，损失了8600多人。而这一次通过第四道封锁线，损失和减员竟达30500多人。这样，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
战争如此残酷和无情，使一切参与者感到心在流血。当这场战斗的指挥员博古看到到处是溃不成军的队伍，遍地是横躺着的红军尸体，而造成这一悲剧的主要原因在于自己的指挥失误时，他感到无地自容。党和人民的重托、共产国际的厚望、党内不同意见的指责一股脑从眼前闪过，他一下子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担心，害怕日益发展的革命事业会毁于自己手中……越想越感到恐惧和害怕，他痛苦地拿起手枪，对准了自己……
“你冷静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可不是瞎闹着玩的！”博古的举止刚好被路过的聂荣臻发现，他大声制止道。
看到博古把枪放下，聂荣臻又语重心长地劝慰他说：“越是在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是啊，对于当时年仅27岁的博古来说，这个责任是太重大了。但这主要是由于年轻和无知带来的失误吗？不是，是由于狂妄和自大，是由于排斥了毛泽东正确路线的指导。
还是刘伯承说得对。他说：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后，“广大干部眼看反第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第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第二章 欲挽狂澜毛泽东再不能容忍“瞎指挥”
一江鲜血，洒在红军西征的路上，也洒在红军战士的心头，更使红军的缔造者毛泽东和他的战友痛苦难忍。
当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武装斗争的道路。毛泽东——这个既没有留过洋，也没有进过任何军校和讲武堂的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凭着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毅然在湘赣边界发动和领导了著名的秋收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创建红军的道路是从选择起义队伍的进军方向开始的。起义之初，由于敌强我弱，参加起义的各部队相继失利。怎么办？是循当年国民革命军先到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再行北伐之路吗？不行。南昌起义失败后的三个军共两万多人先期进军两广，已在优势敌军的围击下失败。而秋收起义剩下的也只有1000多人。毛泽东通过分析，当机立断，率部先在浏阳文家市集合，然后改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湘赣边界进军。这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但是改变中国革命道路的第一步就从这里开始了。
进军湘赣边界并不一帆风顺。志同道合的战友、起义军总指挥卢德铭壮烈牺牲，毛泽东本人也衣衫褴褛、脚肿化脓。更为严重的是指挥员中意见分歧，黄埔一期生、师长余洒度重提已不可能实现的初衷，要队伍去攻打长沙。更多的旧军官、士兵、农民等，对前途丧失信心，弃枪而去。起义部队人数锐减，只剩下不足1000人。毛泽东不慌不乱，把部队带到永新三湾进行改编，提出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等一整套建立新型人民军队的主张，把一支农民武装改造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武装。毛泽东还通过真诚耐心的帮助，将井冈山地区袁文才、王佐率领的队伍，训练改编成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武装，为秋收起义队伍在井冈山站住脚并建立起新的根据地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井冈山斗争初期，毛泽东给部队制定了三大任务：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改变了旧军队只管单一作战的习惯。这一改变非同小可，它使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的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把敌强我弱形势下中国革命从城市向乡村的转移，变为在农村建立红色政权，积蓄革命力量，逐步走上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新的探索。
1928年4月，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在井冈山建立起红四军后，共同总结了游击战争的经验，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成为红军作战的原则。正是运用这一原则，朱毛红军同强大于己几倍的敌军作战，连续取得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等战斗的胜利，粉碎了敌人对井冈山地区的四次“进剿”。正是运用这一原则，朱毛红军又粉碎了湘赣之敌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的两次两省“会剿”，迎来同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主力的会师。还是运用这一原则，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粉碎敌人向井冈山进行的第三次“会剿”，挺进赣南，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后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基础。
仗越打越大，毛泽东指挥红军作战的经验越来越丰富，粉碎了蒋介石10万大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20万大军的第二次“围剿”和30万大军的第三次“围剿”，根据地越“剿”地盘越大，红军越“剿”越多。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的红军从到达井冈山时的不足1000人，已壮大到6万多人。
这一幕幕“横扫千军如卷席”、“风卷红旗过大关”的动人情景，这一次次以少胜多、以智取胜的成功战例，常常使毛泽东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