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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1月，广东军阀陈济棠乘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北线发动建（宁）黎（川）泰（宁）战役，南部苏区力量空虚之机，突然向会、寻、安三县大举进攻。时任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的邓小平，根据敌强我弱、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领导苏区群众坚壁清野，以灵活的游击战术阻击敌人的进攻。然终因敌众我寡，敌人很快占领了包括寻乌城在内的几乎整个寻乌县。
于是，邓小平被扣上“在敌人面前惊惶失措，准备退却和逃跑”、“纯粹防御路线”、“会寻安的罗明路线”的帽子。
1933年3月21日，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在中央局代表的直接控制下，通过了《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决议》，声称：“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心县委”，“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这是在会寻安的罗明路线”，决定改组会寻安中心县委和三县县委。会后，邓小平即被调离会昌，到江西省委任宣传部长。
不久，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开始在江西苏区全面展开。4月16日，在江西省委召开的江西党组织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上，指责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会议集中“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火力”，对邓小平等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严厉要求将这一斗争“转变到实际工作中去”。
在“左”倾领导人的蛮横面前，第一次被打倒的邓小平丝毫没有妥协，他正气凛然，“决不向错误的判断低头”，“他支持毛泽东的策略，在这一点上，谁也无法使他动摇”。
此时，由于毛泽东被剥夺了在党和军队的发言权，原来与毛泽东比较接近或对毛泽东军事思想比较拥护的人，也被认为是毛泽东的追随者而遭受批判和打击，整个瑞金城到处是“左”的口号声和脱离实际的空话……
“乱了，乱了！”邓小平遥望窗外，心急如焚。他急的不是自己的不幸，而是为根据地和红军的命运担忧。
这一年，邓小平年仅29岁，正值血气方刚、年轻气盛之时，有一股子不信邪的劲头。他把检查当作阐发自己对错误路线认识的机会，从百色、龙州起义，到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从瑞金到会、寻、安直至“寻乌事件”，以一桩桩一件件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各项主张的正确性。同时大声疾呼在当前形势下，务必认清什么是机会主义，什么是冒险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进攻路线。并提出为弄清这些问题，必须到实践中去寻找答案，而不是“纸上谈兵”。“检查”送上去了，“抗拒批评”的帽子很快就又戴到了邓小平的头上。
“左”倾领导把邓小平的检查登在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并冠之以《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的题目，指责邓小平“依然站在机会主义的观点上”，“在‘检查’的长篇文章中，没有一个字批评自己对纯粹防御路线所负的责任”，责令邓小平立即向党写出申明书，彻底坦白“机会主义路线和派别观念甚至派别行动的全部”。
邓小平仍不妥协，他以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坚持真理，秉笔直书，一遍又一遍写“检查”，一共写了三次“检查”，不仅不承认“错误”，反而以更犀利的笔锋去敲打“左”倾同志发热的脑袋。
这样的态度，把“左”倾领导彻底激恼了。他们将邓小平带到临时“审讯室”，挥舞拳头，拍打桌子，大声喊叫：“邓小平，你的三次书面检查，全在为你自己歌功颂德，错误一点都没有承认，现令你向党写出第四次申明书，再不容许有任何掩藏，假如继续抵赖下去，必须考虑你的党籍！”
邓小平镇定自若，强压心中怒火，坚定而冷静地说：“我要说的都说了，每句话我都经过认真考虑的，全是真话实话，我可以拿党性来负责，现在没有什么再要说的了。”说完，转身往自己的“拘留室”走去。
此后，邓小平隔几天被“提审”一次。他的妻子金维映拿着离婚报告来到“拘留室”找他，这个“打不倒的”硬汉子咬了咬牙，在离婚报告上签了名。
“左”倾路线的摧残，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没有使邓小平沉沦畏缩，反而使他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万般无奈，“左”倾领导给了他党内“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并把他下放到中央苏区边境的乐安县南村区当巡视员，尔后又到宁都去“劳动锻炼”。
与此同时，“邓、毛、谢、古”中的另外三位同志也受到不应有的处分：毛泽覃被撤销军内职务；谢唯俊被处分并调离工作；古柏被撤销职务并给予“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
事实上，这三位受处理的同志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毛泽覃，在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开始向湘西转移并开始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和红军独立师师长。1935年初，率独立师一部前往福建长汀，任闽赣边界军区司令部成员。1935年4月率领游击队进军时，在江西瑞金红林山区英勇牺牲，时年30岁。
谢唯俊，在受到“左”的打击后，曾任巡视员，做过筹粮和扩大红军的工作，在逆境中忍辱负重，努力工作，任劳任怨。1934年参加长征。1935年遵义会议后，曾任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秘书。到达陕北后任中共三边特委书记，在率领部队向保安挺进时，途遇土匪袭击，在激战中壮烈牺牲，时年27岁。
古柏，受到“左”的批判后，曾做过筹粮工作。1934年长征开始后，留任闽粤赣红军游击纵队司令。1935年春夏之交率部到达广东龙川。由于叛徒告密，被反动民团包围，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9岁。
与他们三位相比，邓小平还算不幸中的万幸。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从李富春的一次汇报中，得知邓小平被撤职后在农村劳动的事，对“左”倾领导把这么一位精明强干、才华出众，既有政治远见，又有军事才能的军事干部放在一边不用很不满意。于是打电话给临时中央，推荐邓小平到军委总政治部代理秘书长工作。在王稼祥的力荐下，邓小平终于得以返回重要工作岗位，继续施展他的抱负和才干。以后邓小平还担任过《红星》报的主编。中央红军长征进遵义后，他调任中央秘书长，所以才有参加遵义会议、并在会上作重要记录的机会。
第三章 历史转折邓小平心中有数，陈云珍藏提纲（二）
从以上邓小平的经历看，他拥护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对“左”倾错误路线的批判，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他对毛泽东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邓小平后来回忆遵义会议时说：“‘左’倾路线统治时期，不仅完全拒绝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而且把毛泽东同志调离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一直到长征。长征的前一段，因为没有毛泽东的指挥，所以就犯错误，使红一方面军由八万人减少到三万人。到了遵义，王明、博古路线不能继续下去了，怎么办？就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才开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
连邓小平本人都没想到，他30年代因执行毛泽东路线挨整这件事，竟对他以后的政治生命产生相当重要的影响。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邓小平被当作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而第二次被打倒。1972年，被软禁在江西的邓小平听到了林彪政变未遂、叛国出逃身亡的消息后，心情十分激动，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叙述了对于林彪事件的看法。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这封信作了批示：
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邓小平在一生中第二次倒台后之所以能受到毛泽东的起用，除了在这个批示中所谈到的“人才难得”等因素，发生在40多年前的“邓、毛、谢、古”事件，的确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毛泽东没有忘记邓小平当年挨整，就因为他是“毛派的头子”。这一记，就记了整整40年。
陈云当时已是政治局委员，在党内的地位比邓小平高。他在遵义会议上的作用虽不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那么大，但也相当重要，特别是他为传达和宣传遵义会议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长征开始时，担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陈云，被派往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长征队伍至湘江边，为掩护行动迟缓的中央纵队、军委纵队过江，红五军团无数指战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眼见一个个朝夕相伴的干部战士倒在血泊中，陈云对“左”倾错误领导深感不满。遵义会议上，他批评“左”倾中央“以赤色堡垒来对抗敌人的堡垒主义，这种‘拼消耗’的战斗，谁都明白在今天我们所处的地位，运用了的时候是极端不利的”。陈云为开好遵义会议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并被中央指定为传达会议精神的重要成员之一。
中央红军5月29日渡过大渡河后，由于工作需要，陈云退出了长征，被派往上海开辟白区工作，以后又离沪赴苏，参加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他带去了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报告提纲手稿等文件，于1936年初在巴黎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全民月刊》上发表了《随军西行见闻录》，成为向国外宣传红军长征的第一人。过去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是红军长征最早的宣传者，这是不够确切的。斯诺是于1936年6月到达陕北的，这时陈云的文章已首先在国外发表，尔后又传到了国内。更重要的是，陈云是亲身所历，是仅时隔几个月后对红军长征情况的描述，所以比斯诺采访所得更为详确。
直到1984年春，人们对于遵义会议的一些细节——开会的时间和参加人员——还不甚了了，而且无从考证。自1982年起，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同志，对有关遵义会议的历史情况进行了调查。在这次调查中，陈云同志证实了195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从莫斯科接收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文件中夹着的这份手稿——《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是他在长征途中所写的传达手稿。这份宝贵的历史文件，为弄清遵义会议开会的时间、参加人员及有关情况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以往确定遵义会议召开时间，是根据遵义会议决议通过的日期而确定的，即“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前后。在调查中找到中央以“恩来”名义发出的电报通知：“卓然、少奇：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十四日赶来遵义城。”这说明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为1935年1月15日。陈云的手稿中说：遵义政治局会议“经过三天，作出了自己的决议”，这说明会议结束时间为1月17日。根据推论，会议决议写成的“八”日很可能是“17”的误笔。
关于会议参加人员过去也众说不一。据陈云的手稿中记载：“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彭杨及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