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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作风，也就不能不从头到尾来个彻底转变了：关着的
门，必须打开；别人的意见，必须倾听，强迫命令，必须取
消；一意孤行也要“此路不通”了。
所谓掌握与贯彻党的政策，所谓了解情况，学习并运用
策略，只有跟党外的主张与党外的人士相接触、相比较时，
才有其实际的意义；所谓党政分开，所谓改变作风，也只有
在议会里、政府里当真有了二分之一以上的党外人士时，才
更容易实现这一个转变。
三三制不仅是符合于全体抗日人民的利益的政权形式，
三三制还是锻炼我们的党员、我们的党的组织，使之真正成
为全体抗日人民、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的代表者、成为引导
他们走向胜利之路的带路人的必须的途径。
我们一定要坚决的、毫无犹豫地实行三三制！
——《解放日报》1942年3月13日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1945年7月毛泽东与黄炎培的谈话
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
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
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
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
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
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致风气养成，虽有大
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
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
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
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
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
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
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
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
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
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 选自黄炎培著《延安归来》
第二篇“延安五日记”。
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
政府是政权机关，它必须真正有权，而党是领导政府工
作的。我在这里想谈一谈党与政府的正常关系问题。
党对政府的领导，在形式上不是直接的管辖。党和政府
是两种不同的组织系统，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党的构成分
子——党员，在政府机关中工作，同时就是政府工作人员的
一员。党和政府这样就发生了有机的联系。党在政府中来实
现它的政策，是经过和依靠着在政府内工作的党员和党团。
党只能直接命令它的党员和党团在政府中做某种活动，起某
种作用，决不能驾乎政府之上来直接指挥命令政府。这是我
们同志应当清楚了解的。
政府在党领导下所颁行的法令，所公布的布告，所提出
的号召，我们的党组织和党员首先应当服从那些法令，遵照
那些布告，响应那些号召，成为群众中爱护政府的模范。
党包办政府工作是极端不利的。政府有名无实，法令就
不会有效。政府一定要真正有权。过去有些同志以为党领导
政府就是在形式上直接指挥政府，这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董必武选集》第54—55 页
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政党本身不是权力机关，不能凌驾于群众和政府之上
·徐特立·
（一九三八年三月七日）
政党在政治上起领导作用，第一是政治上的领导，第二
是组织上的领导。前者的任务，第一是政治理论的建立，第
二是政纲的制定，第三政策的决定，第四是正确领导方式的
确立。它应当因此而得到群众团体和政府深刻的认识和自动
的执行，而不含任何的强迫与命令，这便是平常所说的党的
领导权。党是没有强迫执行命令的权力的，所以它没有武
装，没有监狱，也没有法律上的制裁；它本身不是一个权力
机关，只能靠它的党员在政府机关中，群众团体中普遍的发
生核心作用。
政党的每个党员都应该忠实于国家，忠实于民族，忠实
于党的政纲和政策的执行，在群众中成为一个最前进的模范
人物，然后能在群众中建立自我的信仰，建立党的威信，然
后能使群众团聚于党的周围，这就是所谓“起核心作用”。
但这里并不是用拉夫式强迫群众拥护党，群众拥护党是出于
他们的内心作用。因此，我们领导群众是要靠政纲政策的正
确，在事实上要成为广大群众生活意识所反映的要求。党在
群众的意识中要能够使群众认为党是民族的，国家的及自己
的救星，这才是真正的领导权。
至于普通所谓争领导权并不是争取政权，而是争取自己
所提出的政纲政策的实现。所谓“以党治国”并不是用党来
代替议会，也不是以党来代替政府，包办一切政治，成为党
的专政。把领导作用与政权混合起来，这在实际上便等于取
消了党。
其次，党的领导作用不单纯是提出一些政治主张去取得
群众的接受，却是经过各种组织而使它实现起来。因此，除
经过党的本身的核心组织之外，还要经过政府的组织（当权的
党）及各种群众团体的组织去实现自己的主张。假若政府的组
织及群众团体的组织不健全，虽然有党的组织，也就徒然成
为一个空洞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建立强有力的国家，在组织
方面必须有政府、政党及群众团体三种组织。
党的任务是在领导；政府的任务是在行政，司法和立
法；群众团体的任务是在使群众自治。三者的任务各有差别
和范围，而且互相联系着，缺一不可，两两侵犯也不可。政
府有强迫作用，拿孔子的话来说，“道之以政，齐之以
刑”，即是政府的强迫作用；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深入群众的内心，却是今日正党的作用。在政府有上下级官
阶之分，对于群众有官民之分，这里便含着名分的差别。可
是在党内，一切党员都是同志，无所谓官阶，也无所谓名
分，更无所谓同乡和同姓，一致统一在相同的政治主张下，
没有任何猜疑，而只有平等的批判和说服：就是党内的处罚
也只有劝告与警告，到了开除党籍已是无以复加了，同时自
己也可以自由退出所入的党。因为党不是权力机关，而只是
领导机关，用通俗的话来说，假若我们认为政府是父亲的
话，那末，党却便是母亲。
党的专政只能说是党的政治主张透过政府而达到实现，
并不是用党来代替政府执行政权。而透过政府也是由自己的
党员在政府中起核心作用，而不是党对政府下命令和强迫政
府执行。更不是政党驾乎政府之上，而是各别的独立机关，
各有各的上下级关系。即党被群众和政府所推重，也不是认
为党是他们的上级，在组织应该服从，而是为着党纲及政策
的正确，是一种救国救民以及救自己的主张，同时党员也是
群众所推崇的模范；因此党的“党德”和党的政纲不是在群
众和政府机关之上。倘若认为“党”是组织上在群众和政府
之上，那就必然会走到强迫群众和命令群众的路上去，而使
一个国家形成两重政府的形态。如果党的命令和政府的命令
是一致的，则成为屋上架屋；如果党的命令与政府的命令是
岐异的，则群众无所适从。故此政党必须集中精神于分析国
际国内形势，而决定正确的政纲和政策；不可降低自己的工
作重心，而替代政府执行一切政务。
政党以政治为它的生命，每一个时期的政治转变，必须
竭尽全力发动全党来迎接这一转变，把国家社会乃至把整个
国际转危为安。在这种严重潮流之中，某一个政党起了中流
砥柱的作用，那么它自己的本身也就安如磐石，谁也不愿意
推翻它，同时也就不能推翻它，而且还会拥护它。因此，稍
有历史的政党，不会把争权夺利去代替救国救民的任务，也
不会把党的专政看做是党的权利，而不看做是党的义务。如
果以争权利来代替专政，那么，就会使党员变成党官，政治
家变为政客，政党变为政客的集团。专政的意义弄错了，结
果国家遭到灭亡，自己的党也会被敌人毁灭。同时一切政党
都应该拥护自己阶级的利益，但是只见近利而不见远利，及
只见狭隘的阶级利益而忽视朋友的利益，也是严重的错误。
尤其是在以党专政的口号下，变为以党专利，更为严重。因
为他不顾到朋友的利益，就得不到朋友的帮助，孤军独战，
结果就变为此路不通。例如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马克
思是他们的老祖宗。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说：“共产党是
站在无产阶级的利益上”。同时另一处地方又说：“共产党
主张废止私有财产，而不是废止小农民的财产和小职工的财
产”。列宁也是共产党的首领，他认为农民大众和殖民地国
家都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殖民地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是无产
阶级同盟军的利益，间接就等于无产阶级本身的利益。殖民
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在帝国主义进攻时，全民族都陷在水深
火热中，如果离开了整个民族的利益，而只站在狭隘的阶级
利益上，使得国家灭亡，而自己的阶级也会同归于尽。在这
种情况之下，还不爱惜朋友，帮助朋友，以致牺牲了朋友的
利益，结果牺牲了整个民族利益，也就是等于牺牲了自己阶
级的利益。目前法国及中国的天主教也和共产党合作，因为
他们都知道目前共同的敌人是世界的侵略阵线，威胁了一切
人类。这并不是说，朋友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绝对相等，但
是在一定范围内，共同的利益是绝对相等的。因为政党自己
本身不是等于朋友，所以不能和朋友合并为一党，也不能够
随便拉朋友进自己的党里来。
党的专政是保证政纲政策的实现，而实现的是大多数的
朋友，却不是单纯的自己的党员，如果一切都要自己的党员
来执行，那就无须要领导了。所谓“领导”也就是政党对友
军起核心作用。怎样才能起核心作用？就是站在共同的利害上
竭力帮助友军，使友军健全起来，以便达到共同的目的。苏
联只有一个政党，而政府中负责人不一定全是共产党员；一
九三○年，苏联联邦中的日尔曼共和国的劳动部长便不是党
员。而苏维埃的代表，只能保证党员占多数；中国共产党在
江西时教育部就有许多非共产党员，其中科长如赖子玉君，
冯观潮君都不是党员，师范学校校长罗欣然也不是党员。目
前边区政府柯柏年任编审科长，董纯才任科员，均不是党
员。不久以前，孙铭勋由边区政府主席团委任他为教育委
员，而孙是延安师范的教员，亦非党员（延安师范是西安省政
府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