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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阳如血-长征前后内幕大写真-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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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两职一肩挑。如今“二苏大”,毛泽东的权力被
分割。根据博古的意见,中央决定毛泽东继续担任中央政府主席,但人民委
员会主席要交出来由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职权如同“总理”,掌管
外交、军事、劳动、土地、财政、国民经济等二十一个部委厅院。

博古的这一手真可谓“一箭双雕”:派张闻天去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
既可以把张闻天从中央排挤出去;同时,又可以把毛泽东从中央政府排挤出
去。

然而,博古万万没有想到,张闻天被派到中央政府工作,非但

没有与毛泽东产生“争权”的矛盾摩擦,相反,张闻天却完全站在了毛
泽东一边。后来,他竟与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了与博古、李德、周恩来“三
人团”唱对台戏的“三人团”。

中央政府设在瑞金沙洲坝,作为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在这里住了很长
的日子。张闻天上任后,从中央机关驻地搬到了中央政府驻地,就住在毛泽
东隔壁。

在进入中央苏区以前,张闻天就知道有个会带兵打仗的毛泽东,把农村
根据地从井冈山一直扩大到瑞金。囿于历史的局限,张闻天同样不可能超越
“城市中心”思想的樊篱,与过去的李立三和现在的王明、博古一样,认为
毛泽东的老办法老经验,在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革命高潮马上就要到来
之时,已经过时了,不适应新的形势了,与党的进攻路线格格不入,是右倾
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

进入中央苏区之后的一年里,张闻天与毛泽东在工作上并没有多少直接
的接触,不过听不少人说,毛泽东知识渊博,各方面经验十分丰富。尽管博
古曾经说,毛泽东很难对付,但张闻天相信,只要做人正派,坚持真理,宽


宏大度,就一定能与毛泽东相处好。张闻天初到中央政府,可谓“客人”。
毛泽东尽管年长他五六岁,但还是先去拜访了他。

张闻天很谦虚,见毛泽东来看他,开口便道:“我初来乍到,情况不了
解,政府工作还要向你多学习。”

毛泽东称张闻天笔名“思美”,张闻天感到很亲切,也改称“毛主席”
为“润之兄”。

一番亲切的寒暄之后,毛泽东把话题转到了政府工作方面,说:“我喜
欢在下边跑,了解一些情况,比如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呀,盐的问题呀,
米的问题呀,房子的问题呀,衣的问题呀,生小孩的问题呀。我想,如果群
众中的这些问题解决好了,他们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自己自身的
事。”

这次交谈以后,毛泽东又找张闻天长谈过几次,向他详尽地介绍苏区各
方面的情况。张闻天认真倾听了毛泽东的几次谈话后,发现毛泽东是一个循
循善诱的领导者,对一些问题的见解非同一般,特别是对根据地的情况十分
熟悉。这些都是书本上没有的。他心里想,毛泽东在根据地里一定做了许多
具体、实际的工作,不然,他不会掌握那么多的材料,于是也就对毛泽东产
生起好感来。

由于毛泽东处于被排挤的地位,坐冷板凳,中央的一些负责人多有歧视
他的,侧目以视。洛甫则不同,由于工作的接触,加之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他
俩趋于一致,他并不觉得毛泽东事事都会错,相反地认为毛泽东有些见解还
高人一筹。于是在人民委员会开会时,常常请毛泽东参加和指导,尊重毛泽
东的意见。譬如根据地的经济工作,本来是人民委员会分管的,有人向他请
示工作时,他还指示同时要请示毛泽东,因为毛泽东过去管过这方面的工作,
很有经验。

张闻天与毛泽东在政府共事的一段时间,通过互相接触,达到了互相了
解,一些看法和做法逐渐走向接近,并没完全按博古的意图去办。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以来,作为“文官”,张闻天没有上过前线,前
方战况,他都是从电报、战报和会议上得知的。残酷的激烈战争,使一介书
生的张闻天不能不对军事问题也感起兴趣。在与毛泽东相处的日子里,接受
了不少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毛泽东的寒舍里,没有苏联军事学院大部头的理论著作;毛泽东谈军事,
论打仗,不像李德那样,扯古罗马凯撒,扯法国拿破仑。毛泽东的床头,很
容易摸到一本《水浒》、《三国》或《孙子兵法》。毛泽东能绘声绘色他讲
述“围魏救赵”的故事,能脱口而出:“兵者,诡道也。”“利而诱之,乱
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佚而劳之。”“攻其不备,出其
不意。”。。

1934 年5 月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莫斯科回来的同志”之间的矛
盾,终于爆发出来。张闻天公开指责起博古、李德亲自指

挥的广昌战役是拚命主义。

由于这次书记处会议主要是总结广昌战役,所以李德作为军事顾问和广
昌战役策划者出席了会议。他在回忆这场初次正面公开交锋时写道:

洛甫在军事上没有经验,但对军事著作比较熟悉;他盲目地接受毛的论
点,而他的表达能力却比毛好,因此容易获得听众,尤其是他避免了毛在讲
话中一直带有的那种民族主义语气。洛甫和博古之间,由于广昌战役发生了


激烈冲突。洛甫说,在地形条件和兵力对比不利的条件下,根本就不应该作
战。博古反唇相讥,说洛甫采取了1905 年莫斯科起义以后普列汉诺夫对列宁
采取的态度,当时普列汉诺夫有一句典型的孟什维克名言:“人们根本就不
应该拿起武器。”同时博古提醒洛甫,关于广昌战役的决议,当时经政治局
和军事委员会一致通过,洛甫和毛也是同意的。

面对出乎意料的博、洛之争,周恩来、项英等人没有表示意见。

这次会议,几乎是博古和张闻天你一言我一语争论不休,毫不相让,唱
完了一台不欢而散的戏。

但博古对李德的信任却丝毫未减。

这一次书记处会议后不久,李德受中革军委的委托,制定了1934 年5
月~7 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三个月的季度计划。

这个计划要求:

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

独立部队深入敌后作战;

部分放弃直接在前线的抵抗,以利于在苏区内开展更灵活的行动。

这个计划还包括:储备粮食,冬装,新建兵工厂,加强武装动员工作及
部队的整编等等。最后,还草拟了一个战略战术指示,这个指示在夏天传达
给了军队的高级领导人。

5 月~7 月的军事计划,已提出了“大转移”,即后来长征的初步意向。
“大转移”的问题,在5 月下旬的第二次书记处会议上进行了讨论。会议批
准了5 月~7 月的军事计划,同时决定把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寻求外线
作战。用李德自己的话来说:“此时此刻还要寻求在苏区内进行决战是毫无
意义的。”

大决战伊始,李德和博古全盘否定毛泽东的游击战、运动战,提出所谓
新的军事原则,即打堡垒战、阵地战、短促突击,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
到如今不过半年工夫,红军节节败退,苏区日见缩小,当初的豪言壮语仿佛
痴人说梦一般。

但博古、李德并没有从一连串的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从主观上找原因,
相反,认为失利的原因主要是敌人过于强大,苏区物质条件不好。但事实是:

从力量对比来看,第一次反“围剿”,敌军十万,红军不足四万,敌我
力量是2。5:1;第二次反“围剿”,敌军二十万,红军仍不足四万,是6:1;
第三次反“围剿”,敌军三十万,红军三万多,是10:1;第四次反“围剿”,
敌军三十余万,红军四万多;是8:1;第五次反“围剿”,敌军五十万,红
军四万多(未计地方武装),也是10:1。

另外,第五次反“围剿”时有十九路军在福建和蒋作战,还有广东军阀
陈济棠宣布自由行动,对蒋威胁。第一至四次反“围剿”时,则无此有利条
件。

在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的口号下,中央政府领导后方倾尽一切力量支援
前线,支援红军,基本保障了前方的物资、粮食和兵员供给。

由此可见,李德、博古为自己推诿的理由难以成立,第五次反“围剿”
失败的真正原因是不言而喻的。

5 月下旬的书记处会议,李德提出的“大转移”,并非后来“二万五千
里”那么遥远,只是迫于内线作战失利,而企图到湘西会合第二、六军团,
寻求无堡垒的外线作战而已。


其实,寻求无堡垒区域外线作战,早在第五次反“围剿”之初,毛泽东、
彭德怀等人就提出过。前前后后,还不只一次,但都被博古拒绝了。

博古、李德、周恩来——至高无上的“三人团”

“大转移”计划的保密极其严格。最初只有博古、周恩来和李德掌握。5
月间,党中央常委会成员张闻天、项英和军委领导人朱德、王稼祥可能知道。
8 月间,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陈云、刘少奇及候补委员邓发、凯丰等才
知道。担任中央组织局主任(中央组织部长)的李维汉,是个别透露给他的。
直到9 月初,才个别向主力军团首长透露。

林彪和聂荣臻9 月3 日打完温坊战斗后,奉命回瑞金待命,军委副主席
周恩来找他们谈话。

聂荣臻回忆说:

“周恩来同志找我们单独谈话,说明中央决定红军要作战略转移,要我
们秘密做好准备,但目前又不能向下透露,也没有说明转移方向。”

“三人团”把保密工作看得万分重要。

李德这样回忆:

突围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保守秘密。只有保守秘密,才能确保突然行动
的成功,这是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前提。因此,当时关于突围的传达范围
只限于政治局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其他。人,包括政治领导干部和部
分高级干部,只知道他们职权范围内需要执行的必要措施。但是从9 月初开
始,中央红军的军团已经陆续回到休整地点。9 月底10 月初,最后的决定作
出后,这些军团被调到待命地点。同时,向主要干部进行了相应的传达,而
中层和基层干部,不管是民政干部还是军队干部,直到最后还不知道上面提


的政治口号以及关于蒋介石企图大举进攻的情况说明,出发前一星期,
他们才知道其中的含义。

1934 年夏天,为准备中央红军主力撤出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中央书记
处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政治上博古作主,军事上李
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实行。

这一临时性的组织,实际上是统一指挥苏区党、政、军、民一切事务的
最高权力机构。在“三人团”开会时,他们不用翻译。博古精通俄语;李德
会讲德、英、俄三种语言;周恩来英语最为流利,法语、日语次之。他们用
俄、德、英、汉四种语言,可自由地进行交谈。

博古即秦邦宪,江苏无锡人,出身书香家庭。1921 年考入苏州省立第二
工业专门学校,在这里,他受党的杰出宣传家恽代英、萧楚女影响,开始变
得热情活跃起来。1925 年,博古成为苏州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上海
五卅惨案,他热血沸腾,表示:“国之将亡,焉顾我身,宁愿生为中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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