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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阳如血-长征前后内幕大写真-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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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中央局的大多数人和一些红军将领,包括周恩来、任弼时、项英、

王稼样、彭德怀在内,都主张打赣州。
聂荣臻刚到中央苏区,不了解情况,未表态。
此前,周恩来、任弼时曾多次征求过彭德怀的意见。
彭德怀是红三军团总指挥。红三军团与红一军团是红一方面军的主力军

团。彭德怀被共产国际誉为“最能打仗的军团长”。打大城市,攻坚战,彭
德怀有经验,1930 年8 月试图“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时,彭德怀的红三军
团曾一度攻占过湖南省会长沙。

彭德怀是中革军委副主席,在红军中的地位仅次于朱德总司令。他的意
见,举足轻重。很遗憾,彭德怀没有投反对票,而是积极主张攻打赣州。
彭德怀为什么认为可以打赣州呢?后来他在回忆中这样写道:

赣州守军马昆旅估计有六千人,地方靖卫团两千人,共八千人,如有时
间,蒋介石不来增援,是可以打下的。当时我想,赣州城是赣南的商业中心,
也是反动中心。打下赣州,对发展和巩固赣甫十二县有利,又能使湘赣苏区
联成一片,巩固后方,使中央苏区形势更好,党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在瑞
金就比较安全。红军再向北发展,不仅无后顾之忧,而且有了一个新的态势,
更有利于机动作战。这样,我们占江西省一大半:即南有中央苏区,西有湘
鄂赣边区,东北有闽浙赣边区,左有湘赣边区作依托。

因此,早些时候,苏区中央局负责人征求他的意见,彭德怀就说可以打;
这一次更是信誓旦旦,表示“三军团包了”。
彭德怀片面的想法脱离了实际,给头脑发热的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以
军事上的支持。
毛泽东、朱德反对无济于事。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一致通过了

攻打赣州的决议。
当时,苏区的口号是:打下赣州,把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搬进赣南首府。
气氛狂热,士气高昂,攻克赣州,志在必得。
然而,赣州战役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发展。
赣州守敌马昆旅并非八千人,而是一万八千人,超过预计的一倍以上。

攻城的主作战军红三军团仅一万四千人。
赣州的地势易守难攻,城墙高达两丈。守军以优势兵力据险防御,红军
苦战一个月,四次爆破城墙,发动强攻,付出了惨重代价,但终未能攻下赣


州。
1932 年3 月初,蒋介石嫡系陈诚、罗卓英第十一师两个团偷渡赣江,突

入城内,第十四师随后开到。
红三军团腹背受敌,不得已于3 月8 日撤出战斗。
历时三十二天的赣州战役,非但没有“势在必得”,反而成了三次反“围

剿”以来,红军最大的一个败仗。红军伤亡逾千,红三军团第一师师长侯中
英被俘,惨遭杀害。
部队集结赣县江口后,瑞金中央局的首脑们都赶来了。项英奉周恩来指

示,专程到东华山请来了毛泽东。
在江口,周恩来主持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
会上,又发生了意见分歧。
毛泽东“老调重弹“,说夺取中心城市是较长远的前途而非目前行动方

针。现在是准备革命战争,提出夺取中心城市的口号为时过早。
苏区中央局大多数人观点依然如故,认为打赣州绝对需要,而且还要继
续准备打。

江口会议在讨论红军发展方向问题时,毛泽东主张红三军团向北发展,
占领资溪、光泽、邵武地区,同赣东北联成一片;苏区中央局则认为,红三
军团出赣江以西,占领上犹、崇义,发展河西苏区,同湘赣苏区联成一片。

江口会议与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有着直接的关系,作为军团长,彭德怀的
意见举足轻重。遗憾的是,彭德怀没有支持毛泽东,却站在了苏区中央局一
边。他回忆这次会议时说:

“当时我为什么同意中央局的意见,而未同意毛主席意见?也还是对攻
占赣州的想法。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四中全会(王明路线)实际是立三路线的
继续。当时四中全会的中央,把它称为国际路

线,布尔什维克化的。实际上它同样是反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是反
对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的,也是依靠红军打天下的单纯军事路线,我当
时完全没有这样去想。”

江口会议把红一方面军一分为二:一个是中路军,由红一、五军团组成,
担负赤化赣江东岸地区任务,林彪为总指挥,聂荣臻为政治委员;另一个是
西路军,由红三军团组成,挺进湘南及桂东、汝城一带,扩大湘赣苏区,彭
德怀任总指挥,膝代远任政治委员。

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身份,领导中路军行
动。
一路上,毛泽东在考虑中路军的行动。他认为沿赣江两岸发展,余地不
大,不如依托闽西苏区,打到闽南去。
毛泽东首先把这一设想告诉了老部下林彪和聂荣臻。几番考虑,林、聂
支持了毛泽东。
林、聂立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改中路军为东路军,进军闽南。苏区中

央局和中革军委连开两天会议,最后同意了林彪、聂荣臻的建议。
东征征何方?毛泽东看好福建第二大城市——漳州。
毛泽东确实很想打仗,他早已憋了一肚子气。赣南会议以来,有近半载

不在军中。他决意要打一仗,而且要打一个漂亮的大仗。临时中央和苏区中
央局一直喊攻打大城市,毛泽东也就选一个大城市来打。当然,毛泽东心里
有数,他不会打赌气仗,更不会干赔本买卖。要打,还是老经验——“雷公


打豆腐,专拣软的欺。”毛泽东在给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的电文中说:“漳
州地形易攻难守,于我有利,”“守敌第四十九师张贞部实力较弱。”周恩
来批准了毛泽东的方案。

漳州战役共分两步:先打龙岩,再取漳州。

1932 年4 月10 日,东路军发起攻击。从拂晓到傍晚,一个白天,攻克
龙岩城。

这场漳州外围仗,共歼敌一个多团,俘敌近七百人,缴获步枪、机枪九
百余枝,炮两门,子弹七万余发,无线电台一部。

漳州之役,同样快捷。4 月19 日发起总攻,20 日凌晨,林彪即把告捷电
话从漳州城打给了毛泽东。

敌师长张贞见大势已去,化装出逃。这一仗,红军共俘敌二千六百七十
人,缴步枪、机枪二千三百余枝,山炮、迫击炮、平射炮六门,子弹十三万
余发,炸弹四千九百发,飞机两架,电话机十部。

红军伤三百四十九人,亡一百零三人。

漳州一战,是聂荣臻进中央苏区后参与指挥的第一个胜仗。他十分高兴,
在缴获的敌机旁照了一张相。

漳州之役,中共福建省委功不可没。福建省委不仅把守敌的兵力、部署
调查得清清楚楚,而且还在很短时间内动员苏区群众保障了数万红军的粮食
供给。

因为打漳州,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与毛泽东相识。罗明与毛泽东
一见如故,相见恨晚。

不到一个月,连克龙岩、漳州,打了两个胜仗,毛泽东很痛快。4 月22
日下午,红三军、红四军和总部连以上干部在漳州戏院开祝捷庆功会。毛泽
东十分风趣地说:“有人说,我们只会关上门来打狗,怀疑我们在白区不能
打仗,可你们看看,我们在白区不是打得蛮好嘛。”

1932 年7 月,周恩来以中央局代表身份到前线,中央局书记由任粥时代
理。当时,毛泽东只是以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身份指挥红军作战,
这对前方统一指挥十分不便。为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
电苏区中央局:

我们认为,为前方便利作战指挥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
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
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

有决定权。

此前,苏区中央局决定周恩来兼红一方面军总政委。7 月29 日,周恩来
又单独写信给中央局,陈述如自己任总政委,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
府主席无事可做”。而毛泽东“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
“泽东的经验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并强调说:“有泽东负责,可能指
挥适宜。”

在周恩来的一再建议下,苏区中央局最后同意。

1932 年8 月8 日,中革军委发布《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毛泽东已到军中工
作的命令》,向全军宣布了这一决定。《命令》还决定在前方组织最高军事
会议,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以周恩来为主席,负责处理
前方的行动计划与作战方针。毛泽东一上任,即在一系列军事行动上,与中


央局的方针大相径庭。

毛泽东一贯的作战原则是不啃“骨头”而吃“豆腐”。漳州一役后,毛
泽东又把攻击目标对准了赣东宜黄、乐安一带孙连仲部高树勋第二十七师。
该师在第二次反“围剿”中曾被红军歼灭过半,遇“朱毛”有惊弓之鸟之恐
惧。这一选择,也正是江口会议毛泽东所提及将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联成
一片的战略目标。

乐、宜战役,完全在周恩来、毛泽东意料之中,进展顺利。8 月16 日凌
晨发起攻击,17 日拂晓乐安城头便飘起红旗。

19 日傍晚再接再厉,20 日晚高树勋率残兵弃宜黄而逃。

乐、宜两仗,歼敌五千,缴枪一千七百枝,高树勋师基本被歼。按中央
局的意图,紧接着应打南城,这也是原在毛泽东的计划之中。但后来情况发
生了变化:南城守敌一下子集中了毛炳文等三个师十七个团两万余众,且构
筑工事,防备红军攻坚。

红军兵临城下,试图引敌出城,在运动中歼灭之,但守敌龟缩不动。南
昌方面,陈诚迅速集中二十个师向南城开来,企图与红军决战城下。

旷日持久,屯兵坚城之下,乃兵家之大忌。毛泽东和前线总部当即立断,
决定撤离南城,分散兵力,待机而作。

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不从实际出发,却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北
上,威胁南昌。

于是,以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为一万,以在前线的周恩来、毛泽东、
朱德、王稼祥为另一方,在作战方针上形成了尖锐对立的看法。

9 月23 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
央,陈述看法:“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的一部,以便各个击破
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

第二天,周恩来又从宁都给苏区中央局写信,再次强调前线总部的观点。

这一来,临时中央、苏区中央局同前线军事领导人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

9 月25 日,任粥时、顾作霖以苏区中央局名义复电周、毛、朱、王,不
同意前线总部分散兵力,待机歼敌的做法,认为这是退却,而不是积极进攻,
并指出这样做可能造成严重错误。

前线总部接到电令的同日,周、毛、朱、王再次致电任、顾,坚持原看
法。

当天,毛泽东、朱德发布《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
的训令》,提出对第四次反“围剿”要做充分的准备工作,在宜黄、乐安、
南丰之间布置战场,造成更有利于与北面之敌决战与消灭敌人的条件。

中央局深感前方总部失控,其行动方针屡与临时中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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