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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转弯处-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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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1861年,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就曾沉痛地说:“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如何。”(《郭嵩焘日记》(一),第469页)

  “怕、诈、蛮、蠢”四个字,说尽了当时办理夷务的这些清朝官员和决策者的可悲可恨之处。盲目自大,所以使蛮,如僧格林沁之冲动蛮干;敷衍推诿,一味使诈,如叶名琛不战不守不和;落后挨打,浑身害怕,有如靖逆将军奕山让出广州;不懂规则,办事愚蠢,如耆英之黄埔、望厦的签约。




条约中国和两种世界观(3)




  胜败本是兵家常事,但是,如果失败只产生愤怒而不是发奋,这样的失败才是真正的失败;如果失败感到耻辱而不知道耻在何处,那才是真正的耻辱。

  战争结束以后,国人应该做些什么有意义的事呢?是自我反思、自我更新,还是仅仅激于道义,痛斥那些侵略者?

  遗憾的是,国人一提到这场鸦片战争的时候,似乎还在继续“激于道义”,并继续义愤填膺,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尽善尽美的幻想”,一种“悲歌”呢。




咸丰逃难到热河,联军火烧圆明园(1)




  热河行宫,也就是后来的承德避暑山庄,离北京大约有200多里,周围群山起伏,树木郁郁葱葱,更有热河蜿蜒流淌,山色风光,可谓是美不胜收。

  这个行宫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经屡次扩建后完工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花了近九十年的时间修建。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的时候,就在这里接见过远道而来的英国使团。清朝的皇帝们也往往把这里当成避暑的胜地,消闲度夏,但谁又曾知道,“皇帝之庄真避暑,百姓却在热河中?”(池子华:《幻灭与觉醒——咸丰十一年实纪》)

  被毁后的圆明园

  弹指一挥间,从英国人打破天朝的大门后,又近二十年过去了。在这二十年间,帝国却已经是四脚朝天,几无宁日。吝啬的道光帝在1850年撒手西去,留下的是一个偌大的烂摊子。

  咸丰本是道光帝的第四子,他承继皇位并不是一帆风顺。道光帝本来有九男十女,但很不幸的是,前面三子都在他之前先后去世。幸好1831年道光帝连得两子,即皇四子奕(即咸丰)和皇五子奕;而1833年皇六子奕䜣(恭亲王)的出世,让道光帝很是头疼不已。

  到底该立谁为皇位的继承人呢?

  晚年的道光帝为这个事情很是犯愁。按传统,长子如无大过,应该立奕;可要说相貌和聪明程度,奕䜣则要远胜奕。奕因为一次骑马摔成骨折,脚有点跛,但在老成稳重方面,奕又胜过奕䜣,倒有点道光帝的风格。

  据《满清外史》上说,相比而言,道光帝还是比较喜欢奕䜣,甚至几次把他的名字写进了立储的密匣子,但道光帝又考虑到奕是长子,又无大过,所以一直下不了决心。

  奕的师傅杜受田,对道光帝的心思非常了解。有一次,道光帝命诸子到南苑去打猎,行前杜受田悄悄地跟奕说:“阿哥到了围场,只管坐观他人骑射,千万别发一枪一矢,你手下人也不准捕一猎物。要是皇上问起来,你就说时方春和,鸟兽孕育,不忍伤生命,以干天和,且不欲以弓马之长与诸弟竞争。这样一定能讨得皇上欢心。”

  奕听后,依计行事。

  奕䜣好表现,复命的时候捕获最多,而奕这边却一只猎物都没有,大家嘴上不说,暗地里都窃笑奕无能。道光也非常奇怪,问奕是怎么回事,于是奕就把师傅教给他的话说了一遍。道光帝听后果然大喜,说:“是真有人君之度矣。”

  最后,道光帝选择了奕作为皇位的继承人,也就是后面的咸丰。

  后人常以奕䜣没有承继皇位而感到遗憾。以奕䜣的能力和变通,肯定比平庸好色而短命的咸丰强很多,至少也不会有后来慈禧太后的垂帘听政把持朝政近半个世纪!而在这半个世纪里,正是中华民族最为屈辱的一段时期。

  咸丰登上皇位时,年方二十,风华正茂,但他又是一个极其不走运的皇帝,从做上皇帝开始,就没有过上一天安宁的日子。1851年,也就是咸丰元年,爆发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席卷了整个大江南北的太平军起义,一直到他死,都没有任何平息的迹象。

  咸丰开始临政时也很想有一番作为,但后来发现天朝积弊已久,内乱外患,远非他的能力所及,后来也就心灰意冷,只顾沉湎于美酒和女色了。据说咸丰常在宫中酗酒,酒醉后经常发怒,身边的宫女和太监往往也难免皮肉之苦。

  咸丰的郁闷,可能和他身体不好有关。野史上说,咸丰患有肺痨,听人说喝鹿血既有利于肺,又可以壮阳,于是咸丰就在圆明园里养了大群的鹿,甚至逃难的时候也想把鹿带上。

  说起逃难,那是因为英法等国的修约问题所引起。《南京条约》后的第12年(1854年),英国按照约定,向清政府提出了18项修约要求,其中的头一项就是要求派公使驻京,这种严重侵犯“夷夏之防”的“无理”要求,当然遭到天朝的断然拒绝。

  但英国仍不死心,1856年又联合法国和美国提出要派遣使节驻京,并建议中国派代表分驻伦敦、巴黎和华盛顿,但再次被天朝严拒。




咸丰逃难到热河,联军火烧圆明园(2)




  这下英国人火了。他们想起了小斯当东的话,“如果我们想获得某种结果,谈判的同时还要使用武力炫耀”。已经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尝到甜头的英国人,这次决不会善罢甘休。

  英国人这次非要让天朝彻底低下高傲的头颅不可。他们不但要派公使驻京,而且还要对“夷人”的蔑称说“不”。他们要证明的是,他们不是时代的怪物,天朝才是。

  如果把镜头倒回一个半世纪,在公使驻京的问题上,天朝的确和时代潮流格格不入了。

  从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的《威斯特里发里亚和约》开始,欧洲各国互派公使已经成为通例,而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也对外交人员的地位和权利作了详细的规定。至少在19世纪的欧洲社会里,谁也不会为互派使节这样的问题大动干戈。

  但这种在欧洲极为寻常的事情,对天朝来说却是无法接受的。

  他们想像中的互派公使是,让这些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随意觐见皇上,这不意味着高高在上的天朝从此以后就要和这些夷人平起平坐了吗!?夷夏之防断不可开!

  但英国人终归是有办法的。后来他们觅得一个借口,这就是所谓的“亚罗号事件”。

  这艘亚罗号船,船东是中国人,船长是英国人,但水手全是中国人。该船在香港注册,悬挂的是英国旗帜,也就是说,归英国保护。这又是一个转型时代的国际化产物。

  香港被割占后,海上的商业活动大为增加,海盗的生意日渐兴隆。据说该船也参与到其中的海盗活动,所以两广总督叶名琛派人将他们缉拿问罪。

  本来英国人对海盗活动一向是深恶痛绝,但这次,他们却站在了海盗的一边。英国19世纪著名政治家帕默斯顿有句名言,“我们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看来,英国人对此是深信不疑的。

  叶名琛却也是个有个性的官员。他的办法是,以不变应万变,对于英国人的交涉一概不予理会,广州也不设防,甚至1856年英国人攻到广州后,向他的总督衙门每十分钟开一次炮,他也不予理睬。

  叶名琛被英军俘虏

  正当英国人要大动干戈的时候,印度发生了点小意外,英国人攻打广州的后继部队被派去镇压印度起义了,英国人暂时退出了广州。叶名琛大喜,赶紧向北京飞章报捷,谎称获胜。

  但谎言终究是谎言,仅过一年,印度事平,英国人又卷土重来,而且,这次还带了个帮手。法国人借口“马神甫事件”,也参与了这场修约战争。英法联合给叶名琛下最后通牒,但叶总督照旧不予理会,他此刻正在长春仙馆里大拜吕洞宾、李太白二大仙,一切军机都取决于乩语行事。

  洋人终于忍无可忍,冲进总督衙门把叶名琛给逮捕了。后来,这位总督被囚禁到印度加尔各答的镇海楼。到了夷人之地后,叶名琛每日诵读“吕祖经”,并且拒绝洋食,只吃自己和仆人带的食物,最后因营养问题而病死在异国他乡。

  叶名琛在加尔各答曾作诗一首,后与其灵柩一同送回国内,传诵一时。

  诗云:“镇海楼头月色寒,将星翻作客星单。空言一范军中有,其奈诸公壁上观。向戍何心求免死,苏卿无恙劝加餐。近闻日绘丹青像,恨态愁容下笔难。”(《镇海楼题壁》)

  苏卿者,一位被匈奴囚禁数十年而不改志的汉使苏武是也。

  叶名琛自比苏武,但时人对叶名琛的评价却是:“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古之所无,今亦罕有。”其迂腐至此,虽死何益?

  广州城陷后,英国人找来了原广东巡抚柏贵,成立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傀儡政府,这个怪胎居然一直持续了三年半(到1861年才结束)。这才是中国近代史上汉奸的鼻祖呢。

  但令人奇怪的是,北京政府并没有因此而撤免柏贵的官职,而是默认到1859年柏贵去世为止。

  英法联军随后北上天津,摆出一副战争的架势。咸丰没有办法,只好答应谈判。据说美国和俄国早就串通一气,闻风赶来和英国、法国一起分享了好处。这就是1858年的《天津条约》。




咸丰逃难到热河,联军火烧圆明园(3)




  本来这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毕竟,咸丰还有一个更为危险的心腹大患(太平军)需要对付。但在1859年英法两国来北京换约时突然节外生枝,甚至酿成大祸。

  事情的缘由,是咸丰的爱将僧格林沁亲王和英法联军在天津大沽口发生了冲突。据说僧王把英法舰队引诱到一片烂泥滩后,岸上守军用新买的洋炮狠狠轰击了这些洋鬼子,取得了有史以来对外海战的最大胜利,此役光英国人就死伤四百多人,军舰也被毁4艘。

  这下事情闹大了。1860年,英法联军组成了一支25000人的联军,在英国额尔金勋爵的指挥下,气势汹汹地卷土重来。

  刚取得大胜的僧王没有把这些高鼻子蓝眼睛的“怪物丑类”放在眼里。他心想,洋人依仗的不过是船坚炮利,姑且先放他们上岸,等到了陆地,我的三千铁骑定将之踏为肉泥!

  只可惜冷兵器时代早已一去而不复返了。当时僧王幕府中有个叫郭嵩焘的名士(后来成为第一任驻英公使,也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力谏不可轻易放洋人上岸,僧王不听,无奈之下郭嵩焘只好辞职离去。

  果然,在随后的新河一战中,僧王的三千骑兵在英法联军的长枪大炮面前,如同稻草一般地纷纷倒下,三千铁骑最后竟只剩下七骑逃回。天津陷落后,北京门户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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