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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将本国百分之六十的财政收入用来发展海陆军，连明治天皇也每年从宫廷经费中节省出30万元，并要求文武百官拿出百分之十的薪金，用来购买海军战舰，一时间日本人被鼓噪得狼血沸腾，俨然成为一个极为凶悍危险的军国主义国家。
反观当时的清廷，虽然也搞了数十年的洋务运动，但中法战争中福建水师的覆没，让国人极为震惊。慈禧太后狠狠心，决定花血本来打造新的北洋舰队。1888年北洋舰队建成后，拥有了两千吨位以上的战舰7艘，特别是定远和镇远两艘海上巨无霸，威风赫赫，清廷也就暗自得意，以为北洋舰队真是世界排名第八，后来就再没有增添过任何舰只，舰龄逐渐老化不说，后来连枪炮弹药都不买了。反观日益壮大的日本舰队，差距每日俱增。
《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其关注点主要在西方列强，对近邻日本往往视而不见。譬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开始两版（50卷本和60卷本）均无日本的介绍，直到1852年的100卷本才增加了日本岛国录，但内容却只是大部分抄录徐继畲《瀛环志略》里错误颇多的描述。
黄遵宪
清廷大员中，李鸿章算是认识日本比较清醒的人了，1874年他在奏折中提到：“该国（日本）近年改变旧制，藩民不服，访闻初颇小哄，久亦相安。其变衣冠，易正朔，每为识者讥。然如改习西洋兵法，仿造铁路火车，添置电报，开煤铁矿，自铸洋钱，于国计民生不无利益。并派学生赴西国学习器艺，多借洋债，与英人暗接党援，其势日张，其志不小。”
只可惜，老李还是低估了日本的狼子野心。
对日本研究最为深入的要数首任驻日使团参赞黄遵宪，他花了8年的时间（1879年到1887年）写成了40卷50万字的巨著《日本国志》，从各个角度研究了日本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近代日本的制度变革。只可惜，此书1890年在广州付刊后，却迟迟没有刻成，一直到1895年才正式出版。后有人说，假如这本书在甲午战争爆发前为人所知的话，战争可能就是另一个结果了。
关于近代国人对日本的认识，黄遵宪曾说，“只一衣带水，便隔十重雾”。如今国人对日本的感觉，何尝不是如此？目前网络上一些仇日愤青的过激言论，更是一种既羡又惧的无知变态之心理表现。最让人担忧的是，在一种群体不理性思维的氛围下，认识和了解我们的近邻竟成不易之事，这何尝不是一种悲哀？如果国人继续无知地愤怒下去，谁又能保证一百年前的悲剧不会再发生一次？
朝鲜风云突起，日人心怀不轨（1）
1894年，也就是中国的农历甲午年，朝鲜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就是东学党起义。东学党是个打着宗教名义的组织，和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反其道而行之，他们以儒家佛老学说为本原，对抗当时的西学西教，但在盲目排外方面，和义和团倒有几分相似之处。
当时的朝鲜小王朝也已是日薄西山，民怨沸腾，朝不保夕。正如当时民谣所说的，“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万姓膏；烛泪落时民泪落，歌声高处怨声高”。这时的朝鲜，何尝不是内忧外患，时刻坐在火山口上？
李鸿章
果不其然，东学党人起事后，在国内一呼百应，很快占领全州，并扬言直捣王京。朝鲜小王朝被弄得大为惊恐，只好又厚着脸皮前来天朝借兵助剿。清廷驻朝鲜总代表袁世凯接到朝鲜的“借兵”申请后，便请示上级领导李鸿章是否出兵，李鸿章沉吟再三，向皇上奏请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总兵聂士成带兵两千多人开赴朝鲜。同时，按照《天津条约》，由驻日公使汪凤藻将出兵之事告知日本政府，理由是中国顾念藩服，又因朝鲜请兵，故而派兵代平其乱，待乱平自然收兵回国。
日本人对局势的发展早就了如指掌，盼的就是中国出兵。按照《天津条约》，如果中国出兵，日本也可以出兵。请神容易送神难，日本人去了可就不想走了。在接到中国的照会后，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先派八百日军进入朝鲜，随后大队人马继续跟进，兵力一下子升到八千多人，远远超过了在朝清军的数量。
日本此时急于出兵，并非为帮助朝鲜平定叛乱，而是想利用这个机会加强对朝鲜的控制。另外，日本国内爆发经济危机，伊藤博文内阁正处于风雨飘摇当中，此时出兵海外正好可以转移国内的注意力，以度过危机。这种事情，在中外历史上并不罕见，做得好的，可以稳固国内政局，但万一弄巧成拙，就可能反过来危及国内安全，当年拿破仑三世就栽在这上面。
而此时东学党听说中国大兵赶到，加上朝鲜小朝廷的招抚政策，起义已基本偃旗息鼓，局势也日趋平静。朝鲜小王朝便先后照会日本和中国，要求双方撤军。中国不想生事，便满口答应，并约日本一起退兵。
但日本却心怀鬼胎。彼时日本在朝鲜的海陆军已经远远超过清军，到嘴的肥肉哪能轻易放弃，于是日本不但以各种借口不肯退兵，反而不断制造事端，抛出朝鲜内政改革方案，说由中日两国共同监督，把朝鲜变成共同的保护国。这个方案如同“一女同侍二夫”，目的就是要激怒天朝，制造决裂的机会。
对于日本人的蓄意挑衅，清廷大吃一惊，没想到日本这蕞尔小国，竟然在太岁爷头上动土！孰不知，此时的日本已经不是从前的倭国，靠十年前的几句外交恫吓是打发不走的。由此，清廷内部也分化为主战和主和两派，而其中又纠杂着帝党、后党之争。
这帝后两党之争，说来话长。1875年，慈禧太后的亲生儿子载淳（同治帝）贪图玩乐，年纪轻轻就得天花死了，没有留下子嗣，这就给皇位继承出了个难题。按理，同治是载字辈，下面应该立溥字辈入嗣继位，但这样的话，慈禧太后就变成了皇老太后，没法再搞垂帘听政了。而当时的皇族里溥字辈已无近亲，慈禧太后也不可能把权力轻易让人，于是便强行立了醇亲王奕的儿子载湉为皇上，也就是后来的光绪帝。
1886年，光绪帝满十六岁，慈禧太后继续垂帘听政于理不合，便在次年改为“训政”。光绪帝十九岁结婚成人，慈禧太后宣布“撤帘归政”，改由光绪帝亲政。但是，多年的后党已成气候，加上慈禧太后退休后时时干涉朝政，这就和小皇帝身边力图振兴的帝党一派形成尖锐矛盾，这个矛盾的总爆发是在1898年的戊戌变法，最后帝党一败涂地，连光绪帝本人也被软禁，这是后话。
帝党的领袖是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翁师傅是大学士翁心存的儿子，江苏常熟人，咸丰六年的状元，文才没得说，又是皇帝的老师，历任各部尚书及军机大臣，乃当时著名的清流派领袖。当然，清流也许人品高尚、文才飞扬，但是实践中未必真正管用，像张佩伦之流，祸害大了去了。
朝鲜风云突起，日人心怀不轨（2）
王伯恭在《蜷庐随笔》中说，翁同龢与李鸿章有父死兄徙的大仇，据说是这么回事：当年剿灭太平军的时候，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任安徽巡抚，在定远之役中临阵脱逃，被人弹劾后朝廷命其戴罪立功。后来翁同书为了招抚割据势力苗沛霖，被其欺骗错杀了地方团练首领孙家泰、蒙时中，但苗沛霖叛乱如常，翁同书处置失当，激成大变。
曾国藩对翁同书在定远之战弃城逃走本就极为愤慨，这次忍无可忍，决定上书弹劾。但是，曾国藩为人厚道，又忌讳翁同书的老爸翁心存是同治帝的师傅，一时难以下笔。这时，李鸿章便代他写了篇漂亮的弹劾词，弄得朝廷也不好意思包庇，便判了翁同书“斩监候”（相当于死缓），老爸翁心存听到消息，气得立刻翘了辫子。后来，翁同书被改判充军新疆，这可不就是“父死兄徙”？
个人恩怨事小，无知加自私那就祸害大了。翁同龢是不是真的想利用甲午战争置李鸿章于死地不好讲，但翁师傅终身与李鸿章为仇，那是人人皆知，连光绪帝都知道这事。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主张的重西法、练海军、开铁道等事，就处处遭到翁同龢的反对和掣肘。
抛掉个人恩怨不谈，翁师傅的主战言论更有点像愤青（清流派本就大都是愤青嘛）。大敌当前，主张对敌出击当然能赢得一片掌声，但在自己的实力状况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就逼迫前线将士去拼命，未必不是祸国殃民。翁师傅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纠集自己的门生张謇（也是状元郎）等人，逼迫李鸿章开战，倒很是有点这个味道。
当时光绪帝毕竟只有二十出头，被他的翁师傅一鼓噪，便和他同年龄的愤青小朋友一样，要大力主张开战了。但是，光绪帝当时还没有这么大的权力，真正的权力其实掌握在慈禧太后的手中。慈禧太后开始并不想开战，老太太当时正忙着操办自己的六十“万寿”大典，只是后来觉得这小日本太猖狂了，面子上挂不住，又不知道自己和日本的实力对比，脑子一热，就决定要教训一下这个小小倭国了。
战有战法，和有和法，本都无大错，但世界上的大错小错，都是错在无知上。老祖宗告诉我们，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都让这些人忘到爪洼岛上去了。
当时被派往朝鲜的太原总兵聂士成，看到大批日军开进朝鲜，兵力已经远远超过清军，便赶紧上书李鸿章，问朝廷之计到底是平定朝鲜之乱还是和日本一争雌雄，如果是平定叛乱，现在军队就可以撤回；如果是要和日本决战，就请立刻调派大军入朝，不然事情会变得不可收拾！
李鸿章是了解日本和自己实力的，不到准备充分，断不可贸然宣战。很多人以为李鸿章是站在慈禧太后一边的主和派，但事实并非如此，帝党偏激无知，后党昏庸无能，李鸿章有点超然脱身于帝后两党之外。但是，李鸿章想搞“以夷制夷”，希望英国、沙俄等列强来调停保住和平局面，只是他过分相信当时的超级大国了。当时的大英帝国已经日薄西山，充其量也就是李顿调查团的水准，和如今想打谁就打谁的美国比，差得远了！
而日本在战争爆发前，抢先和英国签订了《英日通商航海条约》，并通过一系列外交活动取得了西方列强的中立。在一切准备妥当后，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在7月19日向朝鲜小王朝提出四点要求：一是允许日本架设汉城至釜山的军用电线；二是为日军修建兵营；三是让朝鲜令清军自牙山撤兵；四是废除中朝间一切“与朝鲜独立相抵触”的条约，并以最后通牒的形式，限令22日前答复。
正当朝鲜小朝廷茫然失措的时候，日本军队于7月23日清晨突然闯入王宫，劫持了朝鲜国王李熙，然后找来被释放回国的大院君来组织亲日傀儡政权，在日本人的胁迫下，朝鲜亲日政府于7月25日宣布废除以前同清政府缔结的一切条约，并授权日军驱逐在朝清军。
至此，战争已经是不可避免了。日本人处心积虑，要的不就是一场战争吗？
丰岛海战，不宣而战（1）
在日本人的逼迫之下，小皇帝光绪气恼不已，多次谕令李鸿章立刻备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