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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笔者认为，关于越南沦为保护国，其主要责任不在清政府，而在越南阮氏王朝，退一万步来说，那也是实力问题，无可奈何的事情。据说，在李鸿章和福禄诺于1884年5月签订了《中法简明和约》后不久，越南阮氏王朝就在法国人的指使下，将清政府颁发的玉玺、封册等当众焚毁，公开宣布断绝和中国的藩属关系，接受法国的保护。
越南阮氏王朝公开投降法国的举动，事实上让中国军队援越抗法失去了基本前提和理论依据。而且，这对后面的战局也有重大影响。清军取得胜利的镇南关等地，都靠近中越边境，后勤保障和补给相对容易，而且得到了当地人民的支持，但如果深入越南中部和南部，没有越方的支持，情况就很难预料了。
当时的大清帝国，在西方列强面前，远谈不上是什么大国，在自己国力并不强大，且万事待兴的情况下，去保卫一个没有太多利益且已经单方面宣布中断传统关系的藩属国，未必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越南的情况，和后来的保卫朝鲜，情况还不完全一样。
如果按这样的思路，中法和谈如能早日实现，反倒是件好事。正如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徐中约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指出的，“事实证明，清廷的优柔寡断和举棋不定造成了灾难。坚定的作战政策本来可能制止法国的侵略；如果坚持和平政策，本来也可以保住福建水师和马尾船坞。可是，庸碌无能的领导层却毁了这两者，而且还丧失了安南这一朝贡国。清流党意气用事，无补于事，因此对这些后果应负大部分责任”。
《中法新约》，不算成功的成功（4）
做决策，最可怕的就是首鼠两端，举棋不定，最后弄得两头落空，损失惨重。这些损失，和慈禧太后的意气用事是分不开的。至于《中法新约》，就条约本身而言，不但不能说是失败，相反，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尽管后人大都认为清廷腐败无能，但对于《中法新约》，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妄自菲薄，更不能因此而认为它是卖国条约，尽管它有着这样或者那样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新帝国摸了老帝国的屁股（1）
中日甲午战争因朝鲜而起，但绝不因为朝鲜而结束。
中国和朝鲜的关系，自古以来就极为密切。公元3世纪至7世纪，朝鲜分为新罗、百济和高句丽三国，战乱频仍，后来新罗得到唐朝的帮助，在公元676年统一了朝鲜半岛。此后，朝鲜和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关系较其他国家要更加紧密。
朝鲜由于地理位置和日本接近，明朝万历年间日本丰臣秀吉曾派兵大肆入侵朝鲜，几乎让朝鲜亡国。危急之时，明朝应朝鲜的请求派兵入援，苦战一场，方打退日本人的进攻，取得了“壬辰战争”的胜利。从此，朝鲜便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在明清时期，朝鲜一直是头等的朝贡国，每年都要派三到四次贡使前来进贡，很受天朝重视。
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也不简单。唐朝时，众多的日本遣唐使前来取经学习，搬回中国的典章制度甚至文字书法，成就了大化革新，至今日本人取名都多用中国汉字，以为典雅高贵。明朝时，倒有日本浪人伙同中国海盗，骚扰中国东南沿海，是为倭寇之患。
康乾盛世时期，中国前往日本贸易的商人甚多，日本仿照广州十三行之例，于长崎设立三名商业官员管理华商，长崎也成为日本唯一对外开放的口岸。鸦片战争后，欧美国家打开中国的大门，逼迫开口通商，但日本不在开放互市的国家之列。
同治元年（1862年），日本长崎商业官派下属跟随荷兰商船载货来到上海，并请荷兰领事给上海道吴煦递话，请求按照西洋的小国待遇，让日本商人专到上海贸易。慑于天朝威势，日本当时还不敢请求和天朝直接立约。
同治三年（1864年），日本胃口大了，派遣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到天津拜见直隶总督李鸿章，请求给予与西方列强同等待遇，和天朝缔约通商。总理衙门听到后，很是诧异——这小小日本竟然也想和西方列强一样，和天朝平起平坐？
总理衙门很生气，答复日本只许通商不准立约。但后来小日本纠缠不休，总理衙门被烦不过，答应与之缔约，这就是1871年的中日修约：双方相互开放通商口岸、相互拥有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权、双方军舰均可以自由进入对方的通商口岸等等。这些让西方人笑掉大牙的条款，其实是互不平等条约哪！
1871年底，琉球船民因飓风而漂流到台湾，其中54人被台湾生番（土著，高山族等）杀掉。另外又有日本商民也因为飓风漂至，其中4人遇害。日本人跑到总理衙门告状，大臣毛昶熙、董恂说：“这些生番，都是些化外之民，就像贵国的虾夷，不服王化，随意杀人，这也是稀松平常之事，就不要大惊小怪了吧？”日本人说：“生番杀人，你们要是不管的话，我们招呼打在前头，我国可就要向生番问罪了。”这个无知的毛昶熙说：“生番既然是我化外之民，伐与不伐，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总理衙门的官员们（左一为毛昶熙）
说起这琉球国，自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就开始称臣于明朝，一直受明朝册封并定期朝贡，五百年间从未间断。但明朝万历三十四年（1506年），日本岛津藩入侵琉球，强迫其称臣，由此琉球形成既向中国纳贡又向日本称臣的两属局面。但对日本称臣的事情，琉球一直隐瞒于天朝。
由于总理衙门对琉球事件处置不当，这给了日本人征台的借口。1874年5月，日本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都督，率日军三千人在台湾琅桥登陆，征讨台湾生番。当时的台湾土著，被清朝官员按关系和文化远近，分为生番和熟番，有如贵州之生苗和熟苗。而台湾的生番和熟番，世代为仇，日军登陆后，台湾的熟番前去迎降，并引导日本人大败生番。生番不甘失败，经常埋伏丛林之间，时而暴起狙击，日本人措手不及，便焚烧了生番的村落后退守龟山，随后竟然设立都督府，开荒屯田，打算久驻不走了。
清廷听说日本人兴师动众前去台湾征讨生番并赖着不走，心头一惊，感到大事不好，赶紧命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率领福州水师赶往出事现场。日本人说：“我国为贵国征化外，辟荒秽，你们总得有点表示吧？”清朝官员说：“要是你们立刻退兵的话，可以赏你们点军费。”当时日本人见清朝军队不是很多，便不肯退兵，谈判陷入困境。
新帝国摸了老帝国的屁股（2）
于是清廷决定采取强硬措施，派福建巡抚王凯泰率兵两万五千人渡台。日本人听说清朝大军将至，赶紧以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为全权大臣来议和，最后清廷答应赔偿日本人的抚恤费和辛苦费合计50万两白银，让日本人赶紧从台湾撤军走人。
这个小小的胜利，让日本这个小帝国知道清朝不足畏矣！
1879年4月，日本进而吞并琉球，将之更名为冲绳县。清廷苦于自己海军实力不足，加上因伊犁问题和沙俄局势紧张，难以应付两场战争，只能置琉球国王的“泣血求助”于不顾，甩手不管。从此，琉球便被日本窃为己有，即现在的冲绳县（如今也是驻日美军的主要基地）。受此刺激，清廷开始在欧洲采购铁甲舰以建设北洋舰队，此是后话。
台湾的事情刚完，日本人又在朝鲜惹下事端。早在光绪元年（1875年）秋，日本兵舰闯入朝鲜江华岛，逼迫朝鲜签约。当时，日本人考虑到朝鲜和中国的特殊关系，派人到总理衙门问朝鲜是否中国属国，若为属国，则由中国来主持朝鲜通商之事。
当时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大都是些土包子，一没学过国际关系，二不懂国际法，三是为了省事，居然答说：“朝鲜虽我藩属，而内政外交，听其自主，我朝向不与闻。”日本人听后，冷笑而去。1876年春，日本和朝鲜签订条约，认定朝鲜为独立自主的国家，并在仁川、元山两地开埠通商。对此，清廷视之漠然。
当时的朝鲜也有新旧党之分。1863年朝鲜国王死的时候，没有留下后代，由旁系大院君的次子李熙继任。由于李熙的年龄尚小，便由其生父大院君摄政十年。大院君是个排外守旧的人，看不惯新事务，极其讨厌和洋人打交道。十年后，国王李熙亲政，娶了个王妃闵氏。和大院君相反的是，闵氏却是个喜好新鲜事务的亲日派，国王李熙很是受她影响。但由于大院君执政时间较长，朝鲜小朝廷就形成了新旧两党。这一点，和后来戊戌变法时的帝后两党倒是有几分相似之处。
日本人趁着两党相争的机会，在朝鲜内部竭力培植亲日势力。这些举动，引起了大院君等守旧派的警觉，结果在1882年的夏天，朝鲜兵士因为军饷问题向大院君投诉的时候，大院君便煽动说，造成你们停发军饷的原因是闵王妃和日本人，你们去杀了他们，我到时自然给你们做主。
这些朝鲜士兵本来就讨厌日本人平时的飞扬跋扈，既有大院君替他们撑腰，便开始冲击日本大使馆和闵王妃的家族场所，一时间局势失控，这就是所谓的“壬午兵变”。
“壬午兵变”中，日本使馆被毁，馆员被杀，日本天皇得知后便派出兵舰和陆军1000多人前去报复。清廷听说日本人出兵朝鲜，也赶紧派兵前往朝鲜去控制局面，结果罪魁祸首大院君被清军捉拿，后被送到天津软禁了三年。朝鲜向日本赔罪并答应赔偿日本抚恤费后，“壬午兵变”才告结束。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884年12月，日本趁中法战争之际，策动并帮助朝鲜亲日势力开化党突然发动“甲申政变”，一夜间扑杀了多名守旧派大臣，并入宫胁迫国王下诏革新。事变发生后，朝鲜臣民恳求中国出兵平乱。于是，袁世凯率兵两千，随同朝鲜勤王兵攻入王宫解救了国王。日本公使竹添见势不可为，赶紧自焚使馆，连夜潜逃。结果这个短命的政变不到一周就宣告失败。动乱中，开化党人或被杀，或逃亡日本。
由于当时中国和日本都派了军队到朝鲜，双方相持不下。对峙中，日本人看到清军实力比较强大，且朝鲜国王已经被控制到了清军手中，权衡再三后决定用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1885年春，伊藤博文作为全权大使来到天津谈判并签订了《天津条约》，日本取得了和中国同时向朝鲜派兵的权利。这个重大纰漏，为后来的中日战争埋下了祸根。
据说，李鸿章接待伊藤博文很是倨傲，伊藤博文后来屡屡提及受此屈辱，深以为恨。但谁又知道，十年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在《马关条约》的谈判中，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却完全换了个位置，轮到李鸿章被日本人羞辱了。
新帝国摸了老帝国的屁股（3）
此后的几年中，东亚地区看起来风平浪静，但日本却开始加速发展军事力量，要和天朝争夺东亚霸权。19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每年将本国百分之六十的财政收入用来发展海陆军，连明治天皇也每年从宫廷经费中节省出30万元，并要求文武百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