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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与蒙古相抗衡，中央政治秩序混乱不堪，国内危机四伏，再加上奸臣当
道、小人主政，以及军队纪律涣散，财政危机加深，可以说南宋政权已经完
全腐朽了，到了崩溃的边缘。
1267年，蒙古决定发起对南宋的最后一战。这时，投降蒙古的宋朝将领
刘整向忽必烈献计，说“要想取南宋，必须先攻取襄阳，襄阳一旦得手，由
汉水进入长江，顺流而下，那么灭宋就指日可待了。”忽必烈采纳了刘整的
建议，派7万大军，进攻襄阳。
但是襄阳并不易马上被攻下，襄阳和樊城隔汉水相望，地势相当险要，
加上准备时间早，战备物资充沛，故而蒙古军从 1268年到 1273年全力围攻
襄阳和樊城，一直没有攻破。两城的守城军民坚决抵抗，坚持了5年之久。
后来城内物资日渐匮乏，蒙古军队的封锁又日益严密，而这时控制南宋政局
的权奸贾似道又始终不派援兵。元军采用水陆夹击的办法，先攻破了樊城，
之后又紧逼襄阳城下，虽然守城军民誓死抵抗，终究敌不过元军的强大攻势，
守城军士死伤太多；守将吕文焕贪生怕死，见大势已去，便投降了元朝。元
军终于拿下了襄、樊二城。二城失守后，形势急转直下，元军乘胜沿江东下，
由降将吕文焕为前锋，水陆并进，由汉水进入长江，一路攻战，南宋守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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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或败，无一可以作殊死抵抗。沿江许多重镇，相继陷落，首都临安很快暴
露在元军的兵锋之下。权奸贾似道早就在暗中向忽必烈求和，虽然也派了军
队抵抗元军的沿江进攻，但士气低落，毫无斗志，13万宋军在池州与元军遭
遇后，一战即溃，贾似道也于军中被杀。元军在这之后更是没有遇到什么抵
抗，一路直捣临安府。1276年2月，元军占领南宋都城临安，俘虏了南宋皇
帝和皇太后以及大批宋朝官员之后，回师北上。
临安陷落之后，南宋仍然有东南沿海的一部分地区，而且还有张世杰、
文天祥等各地的抗元兵力共10多万人。文天祥曾代表南宋去与元朝议和，被
扣留在元军中，后逃脱，拥立宋朝宗室为帝，继续抗元斗争。1278年战败被
俘，英勇不屈，被元军囚禁3年后从容就义。
一年之后，南宋流亡政权被元军消灭，残余的抗元力量也已经四散殆尽，
南宋最终灭亡。这样，在蒙古灭金国之后，运用了40年的时间，消灭了南宋，
最终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大业。
元朝的统一过程中，充满了征战与杀伐。这与蒙古民族性是有关系的。
自从元朝在中原建立起稳固的封建政权之后，这个号称“世界征服者”的强
大民族便开始了汉化的历程。但是，由于蒙古民族是从奴隶制直接进入封建
制的生产方式之中，必定会产生十分尖锐的社会矛盾。在元朝统治的一个世
纪左右的时间里，民族压迫政策始终是社会矛盾激化的导火索，可见元朝的
统一是建立在很不稳定的社会基础之上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虽然它一开始
就接受了许多汉族王朝的政治传统，例如实行汉族的官制和文化制度；但作
为北方一个游牧民族，尽管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也无法很好地统治有着发
达传统文化的中原地区，民族的局限性削弱了元朝统一的意义。但是，成吉
思汗及其子孙辉煌无比的军事成就和促成分裂的中国达到统一的局面，这些
历史功绩，是不容抹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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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白莲教和红巾军起义
元朝末年，蒙古统治者忙于争权夺位，皇室内部斗争十分激烈，政治也
越来越腐败，人民灾难深重。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 （又叫元惠宗）即位后，
荒淫残暴，闹得国库空虚，物价飞涨，百姓忍受不下去，很多地方爆发了农
民起义。
正当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的时候，恰巧又连续发生了两件大事，那就是
“开河”和“变钞”。先讲“开河”是怎么一回事。
1343年 （至正三年）5月，黄河在白茅堤决口。次年5月，大雨连下了
20多天，黄河水暴溢，平地水深2丈，白茅堤、金堤相继决口。今天的河南、
山东境内的黄河两岸，农田被淹，民屋冲塌。不幸的事情一件接一件，大水
发过之后，接着又是大旱：这场旱灾出奇地大，一连数年不下雨，庄稼全都
枯死了。谁知祸不单行，水灾、旱灾之后，又是瘟疫蔓延。黄河两岸的百姓
连年遭灾，过着饥寒交迫、痛苦万状的生活。据估计，当时饥民总数达到100
万户，500余万人，他们之中不少人在悲惨中死去。
黄河泛滥之后，洪水冲坏了沿河两岸的盐场。这一下子使得元政府的盐
税收入没有了。当时盐税收入占国家财政的很大一部分，大水冲毁了山东黄
河两岸的盐场之后，为了重建盐场，增加盐税收入，丞相脱脱决定修治黄河，
把黄河勒回故道。他任命水利家贾鲁为工部尚书兼河防使，负责治河。按照
贾鲁设计的方案，从黄陵冈 （今河南兰考东）开挖，南到白茅堤，西到阳青
村，280里河道要加深，然后把黄河勒回旧道入海。
黄河泛滥后7年来，沿河两岸的贫苦农民遭受洪灾、旱灾、瘟疫和饥荒，
长期在死亡线上挣扎，早已恨透了元朝的黑暗统治。现在被强征为民工后，
待遇极低，加上治河官吏的克扣，他们所得更少。这些半饥半饱的民工，在
军队的皮鞭下担负着极其沉重的劳役，怨恨、愤怒的气氛笼罩着整个治河工
地。“开河”使分散的农民聚集在一起，他们互相发泄不满，形成了一股反
元朝政权的力量，为大起义创造了条件，这就是“开河”。
至于“变钞”则是元政府赤裸裸地掠夺人民财产的行为。
元顺帝上台后，挥霍浪费更加厉害，赏赐、佛事的支出远远超过了过去，
光宫廷支出就猛增了20倍。由于国库空虚，1350年 （至正十年）那年，便
发行了一种新的纸币，叫“至正宝钞”，用它来代替早已通行的“中统宝钞”
和“至元宝钞”，所以叫“钞买钞”。为了搜括民脂民膏，政府拚命印造这
种纸币，老百姓拿了这种货币买不到东西，在大都钞十锭（等于铜钱五万文）
不够买一斗米，所以大家都不用这种钱了，干脆以物换物。元政府这种明目
张胆搜刮民财的行为弄得物价飞涨，老百姓的日子更艰难了。
上述“开河”、“变钞”是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直接起因。而发动起义的
手段则是当时广泛传播的两种宗教：白莲教和弥勒教，这两种宗教之间又有
许多联系。
白莲教最初称白莲社，是公元5世纪初出现的，它来源于佛教的净土宗，
供养的是阿弥陀佛，他代表光明，就是“明王”。这种宗教劝人念佛修行，
多做好事，死后便可到西方净土白莲池上过快活日子。到12世纪前期，又加
进了天台宗的格言，不杀、不饮酒，发展成为白莲教。金末、南宋时，全国
都有白莲教。佛教净土宗的另一派叫弥勒教。弥勒教信奉弥勒佛。据佛教传
说，弥勒曾是一个对百姓慈育的好国王，后来在释迦牟尼旁边听法，释迦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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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灭度（死）后，弥勒下降人世而成佛。据说，释迦牟尼死后，世界变坏了，
气候变坏了，庄稼变坏了，人心也变坏了。幸亏释迦在灭度前留下遗言：再
过若干年，弥勒佛出世了，等弥勒佛下生，世界立刻变样子，到处有宽阔、
干净的土地，青山绿水，满地铺着金沙，还有各种无名的宝贝，人心也变好
了，寿命也长了，人口增加了，收成也好了。弥勒教相信世界上有明和暗、
好和坏两种力量，斗争到最后，明和好取得胜利。
白莲教和弥勒教的教义给贫苦的农民带来了无限美好的希望，他们一经
信教，就坚信不移，虔诚地等待明王出世，弥勒下生。因此，不少农民领袖
就利用这种宗教来鼓动农民起来反抗现政权。
元朝时白莲教的势力在民间占了上风。所以在 1308年 （元武宗至大元
年）时白莲教就被元朝政府取缔了，祠庙也被捣毁。到元仁宗时，白莲教又
公开活动，但不少白莲教主成为元朝统治的拥护者，只有民间秘密活动的白
莲教还继续从事反元活动。
元朝末年时，逐渐形成了南北两大系统的秘密宗教组织，他们的领导人
就是著名的农民领袖韩山童和彭莹玉。
韩山童是河北人，他祖父是个教书先生，曾经利用传教的形式，暗地组
织农民反抗元朝，被官府发现，充军到永年 （今河北邯郸东北）。韩山童长
大以后，继续组织白莲会 （一种秘密宗教组织），聚集了不少受苦受难的农
民，烧香拜佛。韩山童对他们说：现在天下大乱，佛祖将要派弥勒佛下凡，
拯救百姓。这个传说很快就传到河南和江淮一带，百姓们都盼望着有那么一
天，弥勒佛真会下凡来。
彭莹玉是南方白莲教领袖。他出身在江西袁州 （今江西宜春）南泉山东
村庄的一个农民家庭里。村庄附近有一座大佛寺，叫慈化寺。这慈化寺历史
很悠久，规模很大，彭莹玉出生时，慈化寺一位姓彭的老和尚要求将这小孩
收为徒弟，莹玉的祖父同意了。到10岁那年，莹玉入慈化寺为僧，并改姓为
彭。到15岁那年，南泉山下冒出一股泉水，恰巧当时袁州一带瘟疫流行，彭
莹玉用这种泉水治好不少病人，当地老百姓感恩戴德，把他当作活神仙一样
看待。彭莹玉的威望越来越高。他便以宣传弥勒教为名，发展教徒，逐渐成
为南方秘密宗教的领袖。他一面传教，一面组织武装起义。1338年（至元四
年）彭莹玉与徒弟周子旺在袁州发动起义，周子旺被捕牺牲，他的妻、子也
被杀，只有他只身逃到淮西。元朝政府拼命搜捕，但江淮一带的老百姓都千
方百计地保护他，因此官府总是不能抓获他。彭莹玉吸取了失败的教训，埋
头做宣传和组织工作，到元末大起义爆发前，他的徒弟已经布满在江淮一带，
其中邹普胜在江汉流域形成了一个中心；赵普胜、李普胜等在江淮一带也形
成了一个中心。总之在彭莹玉的不懈努力下，大江南北已经布下了起义的种
子，为日后南方红巾军的爆发作好了准备。
正巧在这个时候，黄河在白茅堤决口，又碰上接连下了20多天大雨，洪
水泛滥，两岸百姓遭受严重水灾。1351年，元王朝征发了汴梁（今河南开封）、
大名等13路民工15万人和兵士两万人，到黄陵冈开河。修河开始了。民工
们在烈日暴雨下，被迫日日夜夜没命地干活，可是朝廷拨下来的开河经费，
却让治河的官吏克扣了去。修河的民工连饭也吃不饱，怨声载道。
韩山童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发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