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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一企图在其政治生涯刚开始时并不很清晰，一开始他们只是想成为那个高效率官僚队伍的一员，尽心辐佐君王，共造帝国的盛世。只是在君王成为强势领袖的努力迭遇挫折，最后变为不可能时，他们才接过这个传世的梦想，继续进行自己的努力。所以就有了禅让这个权力的和平转移。
唐尧末年，水旱连年，时间之长，旷古未闻，帝尧抗灾的乏力，极大损害了他的权威，一个长期在位的君主在他老年时展示了他威德和身体的同步衰弱。诸侯势力蠢蠢欲动，换个人做做看的呼声开始出现，所以才有了形象清纯的虞舜的崛起。虞舜所以能崛起，撇开其个人能力和手段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帝国本身需要一个强势领袖来抗灾救济，重建帝国的信心。舜也明白这一点，他一上台就厉行新政，加强王权，诛杀妨碍其权威的代表性政治人物，即所谓“四凶”。但在抗灾过程中，灾情之大和最后的成功却凸显了另一个政治人物，其功勋之著和道德感召力使舜的细行小德显得暗淡无光。这个人就是禹。禹代舜而起是一种时势的必然，在救国救民的大实践中，人们发现勤勉能干、心忧万民的大禹比空有道德声名的帝舜更像一个伟大的君王。在汉末魏晋南朝时期，人心对统一和强势领袖的诉求，成为一种左右历史的内在力量。无论是曹操、司马昭，还是刘裕、萧道成，都是在想成为这个天命人物，也都是在朝建立统一帝国的目标迈进，其最终虽然都没有完成这一洪愿，但其行动的脉络是非常清晰的。
这就要说到禅让成例的第二个原因了。越是朝统一和强势领袖的方向努力，反而越是走向分裂和君权的弱势，并在这过程中形成新的权臣，导致新的禅让。
比逢乱世，要想重造强势领袖，势必诉诸武力，这就无形中造就了军事强人，其政府也自然成为军政府。可是但军事强人成为权臣并最后受禅为新君后，他就成为全民首脑，而不仅仅是军队的首脑，军政府也有了转变为民政府的内在要求，他这个昔日的军政首脑也不得不朝着民政首脑进行角色置换。可是，大统一的局面还没有最终实现，内乱仍然需要军事强人。在其政权开始的时候，君主还可以凭借其固有的影响，有效控制军队，所以他虽然逐步转化为民政首脑，他依然还是军队的最高统帅。可当皇位传给其子孙时，政治情势早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这些新君，经常还年龄很小，不比其开国之君是从基层做起，懂得社会的艰难和险恶，其个人威信也是在长期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他们则是生在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福禄来自祖德，与其个人没有任何关系；对政治的尔虞我诈和波谲云诡没有感受，与军队也没有任何意义上的私人接触，更谈不上直接指挥了。他只是靠诏书同军队保持联系，所以对其本人来说，他实际上已经同军队脱节了。可另一方面，为了再造统一和强势王权，军队还在征战不已，其直接领导人的权威就在奉旨治军过程中日积月累地建立起来了，时日一久，终成尾大不掉之势。在其羽翼渐成后，他就成了新的权臣，并子孙相传，世代控制军队，民政府就这样又退回为军政府。但这个新的军政府首脑也有成为民政府首脑的欲望，在加上攀龙附凤之辈渴望弹冠相庆，从而恶性循环，禅让不断。
帝尧当年让舜管事，20年政出于舜而不在尧，权力渐渐向舜转移，政府的具体事务都由舜亲力亲为，客观上就造就了权臣舜，削弱了帝尧；
而当大禹在旷古的抗洪治水过程中无形中控制了整个国家机器，控制了舜帝国的人财物时，大禹就成了新的权臣。其取而代之后，所以没有重蹈前两任的覆辙，是因为他最终完成了帝国的重造，建立了无匹的功勋，拥有了神圣的道德地位。再也没有人能撼动其历史地位，所以他能够子孙相传，成就大夏的千秋伟业。
但从曹丕、司马炎到刘裕、萧道成、萧衍、陈霸先，他们的政权却不能像大禹那样逃脱禅让的历史宿命，其本人是禅让的作俑者和受益者，但传不了几代就被禅让的幽灵所困扰，走马灯一样地上演着悲悲戚戚的亡国惨剧。
还要说到第三个原因。在社会大崩溃过程中，昔日帝国的意识形态也土崩瓦解，君臣大义、纲常礼教都不再神圣不可侵犯。它对人性约束的趋缓，一方面固然有利于个人自由，也算一种解放思想，如“竹林七贤”的隐逸高情和魏晋南朝的文化浪漫主义。但另一方面也放松了对人性丑恶一面的制约。一些政治人物一旦拥有权力后就无所顾忌地放纵自己的私欲，为了一己之私而放弃曾经奉为圭臬的仁义道德。机会主义和功利主义成为时代的主旋律。这就存在一个悖谬，一方面，时代和政治领袖念兹在兹的是重造统一，再建纲常；另一方面又为了这一目的去败坏纲常，去弘扬仁义道德的对立面。
曹操为了在中原逐鹿中胜出，率先提出唯才是举的人才战略，只要有一技之长，其个人品德不在考量之列。他在那篇著名的人才招聘广告中特意举了“陈平盗嫂”的典故，意在说明，本官要的是人才，只要有真才实学，个人品德再坏都没关系，绝不影响封侯拜将和升官发财。所以他虽然知道司马懿“鹰视狼顾”有异心，也就是政治上不可靠，但他还是舍不得其大将之才。事实上，曹魏后来也只有他能挡得住诸葛亮的“七出岐山”、“九伐中原”。曹操唯才是举，不讲政治，司马懿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曹操的见人之明。司马氏后来的篡夺，原是曹操养痈遗患。曹耄后来血溅宫墙，曹奂愤怒“司马昭之心”，也都是拜其祖先曹操所赐。只能说天下是阿瞒打下来的，天下也因为阿瞒丢掉的，得之不必喜，失之也不必悲。
司马昭欣赏贾充充当了篡夺急先锋，司马炎不但任命他为宰相，还同他结为儿女亲家，明知“贾氏种妒丑而黑”还是聘他的女儿为太子妃，司马炎的老婆杨皇后只为贪图贿赂，就在丈夫面前猛吹枕边风，这一对富有四海的夫妇，就这样为未来的皇帝娶了这么一个丑而无德的媳妇。等到司马炎死后，太子司马衷即位，贾家的丑女儿就成了贾皇后，这个出身奸佞小人之家的女人，马上联络诸侯王和父舅从兄，合纵连横，翻云覆雨，掀起一场惊天动地的权力斗争，导演了一场全国动员的内战，这就是史称的“贾后之乱”和“八王之乱”。晋朝对全国的短暂统一也随后解体，晋室也只得东徙江东成为一个小朝廷。可笑的是，那个贪图贿赂的杨皇后后来成为太后，结果竟死在自己力主聘进门的儿媳之手，还带累自己的父亲杨峻被杀于马厩；那个弄权的贾后也在内战中被杀，其昏聩的丈夫也被人毒死。
这些恶的示范作用又加速了帝国残余意识形态的瓦解。因此，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篡夺和阴谋，即使不戴禅让这顶美仑美奂的帽子，也不会令人惊讶。在这个道德希缺的时代，不仁不义成为常态，继续遵循传统道德礼教反而是变态。
篡夺也好，禅让也好，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重建帝国，但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只是在标上做功夫，并未触及根本。自汉末形成的流民潮造成整个社会的巨幅动荡，并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由于有这些庞大的流民潮存在，只要给饭吃，则任何一个政治野心家登高一呼，就可以随时拉起一支队伍；但是这些队伍都是乌合之众，社会又处在一个整体道德失控的状态，所以只要又有一个野心家出价高，则变节和叛变就会随时发生。再加上游说之士的合纵连横，则吕布可以一叛再叛，蔡瑁张勇可以投降曹操，姜维也可以背叛曹魏，诸葛亮可以连蒙带骗强借了东吴的荆州，孙权自然可以背叛孙刘抗曹同盟，杀了关羽。
这个时代之所以与春秋战国时期一样，成为中国历史上阴谋、权术和计谋使用频率最高的时期，就因为这两个时代同样都是旧的社会结构已经崩溃瓦解，而新的结构又没有形成。在这一特定时代，人性在各个方面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都竞相走向前台，不遗余力地表演，并声嘶力竭地招徕着自己的追随者。而一大批被饥饿所驱使的盲目的流民，就成为这些野心家手里的棋子，他们被帷幄之中的将军们所运筹，为了一碗饭，或者还为了想象中的荣华富贵，他们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一场接一场旷日持久的杀戮之中，以致血沃中原，白骨成山。
而统一的和平帝国的梦离他们越来越远，儒家所梦想的政道合一的清明盛世则更加渺茫。我们在儒家标榜的尧舜时代看到的是阴谋和篡夺，在魏晋南北朝的漫漫长夜里，我们看到的则是阴谋和篡夺更加猖獗的魔影。这一切什么时候结束，连神秘的预言家也不能给出明确的答案。起码在魏晋南北朝这个历史的“U”字型隧道里，我们看不到一丝尽头的亮光。
〔本文参考书籍：《史记》、《汉书》、《竹书纪年》、《资治通鉴》〕
第一部 政治与隐士
隐士是相对于庙堂而言的，本来就是山野村夫，一辈子都在耕牧渔樵，是谈不上隐与不隐的。有谁会在意一个纯粹的山里人是不是隐士呢？所以，大凡说隐士，其实都是说，这是一个离开庙堂的政治人物。世上原本不存在所谓的“甄士隐”〔真士隐〕，即使真有真正的隐士，也会被茫茫人海和历史烟尘所淹没，因此，所谓《隐士列传》其实不过是“假语村言”，徒然安慰一些失落的政治人物罢了。
浩浩青史所说的隐士，其实都是政治失意者，每朝每代都有政治斗争，胜利者位居庙堂，失败者退向江湖。范仲淹说，“居庙堂之高，则思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其实，范大人所言本没有后来人总结出来的那么高尚。他只是说出了政治人物的心境，在朝为官时，要想想老百姓，自己哪一天不幸触犯了龙鳞，说不定就要下野为民；远贬江湖也要时刻想着庙堂之事，说不定哪天龙颜大悦，自己又会被重新起用。庙堂和山野只是他们政治生涯的两端而已。
政治贯穿于隐士一生，所有的隐士都是政治产物，只不过他们处在不同的政治阶段而已。史传所谓的隐士，无非有三种：厌倦、自保、以退为进。在这三种“隐”的背后，真正的主角是政治。
〔一〕
所谓厌倦，是指类似陶渊明这样的辞职官员，他们自标高洁，不为五斗米折腰。
这类情形要具体分析，他们的去职，是因为看不惯官场黑暗，还是在政治斗争中失败，或者竟是捞足贪足后急流勇退呢？不得而知，都有可能。有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