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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翟义拥戴宗室刘信用武力向他提出抗议后,史载王莽闻之“惶惧不能食”,竟然“日抱孺子祷郊庙”,会群臣时还满腹委屈:“昔成王年幼,周公摄政,而管、蔡挟禄父以畔,今翟义亦挟刘信而作乱。自古大圣犹惧此,况臣莽之斗筲!”并效法周公当年作《大诰》讨伐管、蔡,也作《大诰》表明自己的正义和无私。
但他最后还是露出了狐狸尾巴。权力的持续浸染使他不再满足于大司马,不再满足于摄政王和“九锡”的同天子仪礼,甚至连假皇帝和摄皇帝名号也不足以餍其心。公元25年,他终于背弃了自己对天下的庄重承诺,一日之间否定了自己半辈子的事业,他废汉建立了自己的新朝。“策命孺子为定安公,封以万户,地方百里;立汉祖宗之庙于其国,与周后并行其正朔、服色”。可笑的是,此时他仍然作秀成癖,走下金銮殿,紧握孺子的手,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地说:“昔周公摄位,终得复子明辟;今予独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并“哀叹良久”。意思是说,我本想以周公为楷模,辅佐你到亲政为止,无奈天命不可违,上天一定要我代汉而治天下,其奈何!其奈何!
这“皇天威命”就是当时嚷嚷不休的图谶,所谓天降符瑞言称王莽将代汉而立。其实,这一切做作都是王莽或者其追随者造出来的。不知道王莽是真相信这些图谶还是被自己人蒙骗了,反正他就这样在人造假神话的迷乐声中走向了政治绝路。1890年后袁克定也效法古之成例,印假报纸伪造万民拥戴袁世凯称帝的民意,以欺骗其父,终使老袁走上了不归路。其称帝也与王莽代汉一样成了一个历史大笑话。
同王莽受禅失败不同,后代的奸雄却做出了不俗的成绩。他们从王莽的失败中得出了教训,靠女人可以得到荣华富贵,甚至也可以权倾一时,但永远得不到江山。在宫廷内部经营的权力体系,就如空中楼阁,看上去巍峨壮观,却由于没有根基而很容易在政治风雨中瓦解冰消。像王莽,其权力取得全来自王氏家族的一个女人,虽然这个女人现在贵为太后。因此他的权威基本上只局限在庙堂之上,并没有自己的权力基础。他能号令天下,全靠扛着汉朝廷这面大旗和太后的支持,一旦没有了这个“橡皮图章”,其权力合法性的大厦马上就坍塌了。所以他代汉自立,马上就遭到社会中上层的坚决抵制。为了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树立自己的统治权威,他厉行新政,以上古圣贤的名义改革土地制度和货币制度,企图取悦中下层老百姓。可他在错误的时间进行了一场正确的改革,糜烂的政局和崩溃了的经济,使任何改革都难以推行,所以他的每一项新政都遭到整个社会的抵制;在一个错误之后,他又接着犯了另一个错误,他企图用暴力强行推行改革,结果使得各种反对力量形成合流,以致政局鱼烂河决,终于不可收拾。其新朝也随着他被民军所杀而夭折。
撇开其他原因,王莽最大的悲哀就是没有自己的权力基础。不是自己一刀一枪挣来的,靠妇人女子九曲深院里的因缘际会去偷盗别人的江山,在“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儒家正统时代,天然地就缺乏合法性。所以,王莽之后,谋求禅让者多是能将能相的权臣,其身边聚积了一大批文臣武将,并网罗了各方面的人才。其夺得天下虽然是通过禅让,却也经过多年甚至数代苦心经营,也是刀口舔血、出生入死而来。
曹氏代汉而立就是这样。曹操靠收编黄巾残部起家,在唯才是举的人才政策和屯田的经济政策之下,再奉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谋略,终于荡平中原,打下自己的一片基业。但他还有自己的道德包袱,还没有代汉的政治勇气,“使天命在吾,吾其为周文王”。终其一生,曹操虽有“彼可取而代之”之心,但一直还是安安份份地做着“周文王”,奉汉正朔,做着汉臣,在魏王和汉丞相的位子上死去。
新魏王曹丕继位后,他要兑现其父要他做周武王的期权。其时,虽然有孙权、刘备的不断犯边,但基本不成气候,中原腹地的和平已成定局。除旧布新,建立新朝,已经是人心所向。各种力量都在推动曹丕采取行动,而曹丕本人也没有乃父的道德包袱,年轻人的勇气和虚荣心也在激荡着他朝皇帝的宝位冲击;那些曹氏部属也在设想着如何弹冠相庆,如何分新朝一杯羹。于是自有小臣去逼去劝汉献帝效唐虞旧例,把帝位禅让给魏王。“率我唐典,敬逊尔位”,公元220年,曹丕终于逼迫汉献帝把帝位禅让于他,建立魏朝,是为魏文帝。他追尊其父为魏武帝,封逊帝刘协为山阳公,允许他在其封地奉汉正朔和服色,建汉宗庙以奉汉祀。曹丕还同时给刘协留了句客气话:“天下之珍,吾与山阳共之”。但刘协是不是共到所谓天下之珍就不得而知了,只知道他后来活到54岁死去。
不过刘协聊以自慰的是,那个逼他禅让的曹丕并不长寿,只活了36岁就死了,其子魏明帝曹睿也只活了30多岁就扔下了孤儿寡母,遗命司马懿和宗室曹爽辅幼主曹芳继位。最高领导人频繁更迭,而且继位者年龄越来越小,这就为权臣的诞生准备了现实条件。司马懿是曹操时的旧臣,辈份很高,是小年轻的曹爽难以望其项背的,朝政大权很自然地就落到司马氏手上。
同曹操一样,司马懿也有他的道德包袱,终其一生,他都是魏臣,并不遗余力地为魏东征西讨,顽强抗击西蜀的军事冒进,并彻底地遏制住了诸葛亮的北伐努力。堪称魏朝的柱国之臣。但正如后来唐末的一位诗人有感藩镇之祸所言:
中原莫遣生强盗,
强盗生时不可除,
一盗既除群盗起,
功臣多是盗根株。
司马懿成为魏朝柱国之臣,多年手执兵符,统率百万大军,屡屡打退外敌的侵犯,这奠定了他在魏朝廷的不可或缺的地位。这对一个主弱臣壮的政权来说,并不是好事,其可怕远甚于强盗和外敌,事实上司马氏后来也确实成了魏政权的掘墓人。生杀赏罚之权不再出于朝廷,而渐渐下移至司马氏之门,司马氏在魏廷也渐渐获得了曹氏当初在汉朝廷的地位。
历史又演了惊人相似的一出戏,准确地说是演员照抄了前人的旧作。司马氏第二代司马师开始主宰魏朝廷,甚至径行废立,他竟然把乃父当年受命辅政的对象曹芳废为齐王,立高贵乡公曹耄为帝。司马师后来疯疾暴死,继其位者是他弟弟司马昭。这个司马昭表面上没有其兄那样霸气,骨子里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成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是他名义上的皇上曹耄对他的的切齿之言。
这个曹耄少年气盛,不忿司马氏专权,想做真正的皇帝,可他除了身边的几个太监并无一兵一卒,就是身边的太监也保不准是司马氏的耳目。这也不能怪他们,凡夫俗子总是以生存为第一要义,为了生存也讲不了什么君君臣臣的大义了,何况你曹氏当初也是不君不臣过来的。曹耄在发了那一通不知死活的怨言后,竟然仗剑冲出后宫,摆出一副与司马氏拼个鱼死网破的架势。可他的匹夫之勇碰到真匹夫就立马完蛋。司马氏的人也挺剑迎上来。当大家还慑于君臣之义时,司马氏的鹰犬贾充高呼:司马家养你们多日,就为的是今天。以致宫闱惊变,血溅宫墙,曹耄被当场刺死。这个贾充也算与司马氏有一段孽缘,《晋书》“武帝纪”称他“贾充凶竖”,一个凶恶的小人。其女后来嫁给晋朝的第二个皇帝惠帝司马衷,就是那个乱晋政的贾后。这个据说又矮又黑的贾后精于权谋,又有政治野心,一手挑起了“八王之乱”,从而使短暂统一了全国的晋朝,不得不在“五胡”的凌厉攻势下成为偏安江左的割据政权。这个惠帝就是天下饥馑时问百姓“何不食肉麋”的那个蠢材皇帝。他们也算是一对门当户对、郎才女貌的天成佳偶,或者叫一对真正的狗男女。当然,这是题外话。
曹耄死后,满朝文武,只有司马懿的弟弟、老臣司马孚抱尸痛哭。按说,就是要做做表面文章,司马昭最低也应该弃车保帅杀贾充以谢他弑君之罪,从而维持君臣的起码体面。但司马昭连这一点体面也不要了,贾充竟然什么事也没有。如果司马昭忍痛杀了贾充,恐怕就没有后来晋惠帝时贾后专政的惨祸了,这也是人算不如天算。没办法,魏明帝的老婆、当今太后只得下发诏书斥责高贵乡公曹耄,并将横死的皇帝贬为庶人,以民礼下葬。做皇帝、做太后做到这个份上,真不知悲哀两个字怎么写了。只能说,前有行者,后就有跟者;你做得初一,我就做得十五。恶的示范效应从来比善要来得快来得猛。
司马昭很快又立了另一个宗室子弟曹璜来当新傀儡,就像当年王莽为西汉最后一个皇帝改名孺子一样,司马昭也把新君改名曹奂,其潜台词是取其光明、换新之意,要他与前任曹耄划清界线。这个曹奂在司马昭手上基本上还挺过来了。等到司马昭一死,其子司马炎继位为晋王,曹奂的皇帝日子也到头了。公元265年,司马炎效曹丕故例,逼迫15岁的曹奂禅位于他。于是夺汉天下的曹魏也在45年后被司马晋夺去了天下。也算是“前人田土后人收”了。
但是,“后人收得休欢喜,还有收人在后头”。司马炎登上帝位15年后灭了东吴,统一了全国,从而结束了近一个世纪的内战。但他在做了真正的中国大皇帝10年后就一命呜呼。他死了以后,晋朝又落入权臣内斗的恶梦之中。司马衷继位后,皇后贾氏与太后杨氏为干政事大打出手,在她们的背后分别是皇后父亲“凶竖”贾充和太后父亲“豺狼”杨峻,这两个外戚权臣又联结着宗室亲王和朝中大臣。权力斗争很快发展为生死之搏,亲王们都进行了军事动员,以致晋王朝陷入了近30年的内乱,史称“贾后之乱”和“八王之乱”。在持续的“军阀混战”之后,晋朝中央政府的权威荡然无存,以致被“五胡”所窥伺,长安、洛阳沦陷,晋室被迫南迁。中国在短暂统一后再此陷入分裂。
晋室偏安江东,在淝水之战后顶住了胡人的南下攻势,但后来又几乎命丧权臣内乱,最后靠刘裕击败了篡位的桓玄。但是前门驱狼,后门进虎;一盗既除,更生一盗。而这后进的虎、新生的盗就是当初驱狼之人和除盗功臣。刘裕就是晋室的驱狼之人和除盗功臣,但他也自然地成为后进的虎、新生的盗。
《资治通鉴》说刘裕在再造晋室之后滋生了政治野心——
宋王〔刘裕〕欲受禅而难于发言,乃召宋臣宴饮,言曰:“桓玄篡位,鼎命已移。我首唱大义,兴复帝室,南征北战,平定四海,功成业著,遂荷九锡。今年将衰暮,崇极如此,物忌盛满,非可久安;今欲奉还爵位,归老京师。”群臣惟盛称功德,莫谕其意。日晚,坐散,中书令傅亮还外,乃悟。而宫门已闭,亮叩扉请见。……亮出,已夜,见长星竟天,拊髀叹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验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