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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年的饥荒终于使流民揭竿而起，历史又像秦末一样，由农民射出了第一枝反箭。在毫无政治主张下，流民集团流窜作战，把反叛的种子播洒四方，并在席卷天下的征战抢掠和无情杀戮过程中，逐渐形成为一个特定的政治势力，如赤眉和绿林。在中央的权威被他们像捅窗户纸一样捅破后，豪强势力也在保土安民的名义下从各地蜂起，他们利用自己的财力优势，招募饥民，迅速壮大起来并逐渐整合，并最终与流民集团合流。在共同的敌人新莽彻底垮台后，为了填补新莽后的权力真空，昔日的同仇敌忾很快就转化为彼此争夺。经过血腥的角逐，不厌其烦的权谋，无休止的结盟和背叛，人心思定，最后让刘秀脱颖而出。可是经过这一征战，全国人口从6000万户减成2100万户，尸骨如山，血流漂橹，完全可以用“千里无鸡鸣”来形容。
可叹王莽历经艰难，废尽心机，甚至牺牲了两个儿子〔被他因为政治自保需要杀了〕，一个女儿〔给14岁死了的平帝为后，史称王莽毒杀了平帝，让他的女儿未成年就成为寡妇〕，终于夺来了天下，却因为政策失误而付诸东流。从而使得一个美好的改革无功而返，也使一个本当名垂青史的开国一帝，成为千古权奸和笑柄，留下万世骂名，不亦悲夫！
“作秀”现在已经是世界潮流
王莽被丑化为伪君子也就罢了，历来搞政治的多多少少都要过一下“民意关”，也就是不管主动被动都要面对一个百姓口碑问题。而所谓老百姓的口碑并不真是来自老百姓，它通常只是知识分子的评价，而所谓知识分子，除了那些暂时栖居林泉的隐逸外，基本上是与士绅官僚集团及其门下宾客相重叠的。因此，政治家要想获得好的社会评价，就必须得到知识分子的认可，而要在这些精通政治的人们面前脱颖而出，没有过人的政治手段是不行的。
因此，为了政治上的崛起，则任何权谋、心计、做作，都不妨一试，当然，必不可少地还要有异乎常人的忍耐力，要有过人的韬光养晦的能力。勾践面对吴王，是如何的低三下四，是如何的忠心耿耿，其侍吴王，无异忠臣，无异孝子，可最后让吴王血溅馆娃、身死国灭的同样就是那个忠心耿耿、低三下四的勾践。很显然，勾践的作为只是权谋和养晦，其对吴王的忘恩负义不但没有受到历代史家道义上的谴责，而且被称为智慧和英雄行为。历史和民意总是对胜利者宽容，对失败者苛刻，勾践成功了，就被历史家当作处逆境自强的典范，王莽失败了，就成了“白石似玉，奸佞似贤”，就被历史千百年地嘲弄。浩浩青史，除了太史公曾经不以成败论英雄外，给了陈涉和项羽这两个失败英雄应有历史地位，又有几个史家不是承御意而命笔？千秋史家，何以对王莽如此苛刻呢，怎么都一个个自觉地站在刘汉的立场上说话呢？当然，除了王莽失败了外，刘氏的复辟是一个主要原因，后世史家都因循了东汉的观点。但在今天，我们就没有必要也没有义务承袭传统史观，应该破除历史的局限和任何道德正统的束缚，从五千年历史的大脉络上还原历史、厘定历史。
何况，从我们今天现实政治来看，国内外政治家面对的“民意”压力比任何时候都要大，一个没有民意肯定的政治家不会有任何政治前途。西方选举文化在这一点上更膨胀了民意的分量，政治家要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就不可避免地要利用民意甚至制造民意。普通选民对政治家并不熟悉，更谈不上了解，他们通常只是透过政治家的演讲，通过电视镜头来认知他。选举的作秀化已经泛滥，竞选人镜头前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化为正负两方面的民意，而民意就是实实在在的选票。有鉴于此，不“作秀”行吗？不“亲民”行吗？为此，政治家们身边的谋士们，也像旧时幕僚宾客一样，极力为“东翁”出谋划策，设计种种方案来凸显“东翁”的亲民、智慧、伟大的形象，诸如三顾茅庐，问策东山，戴雪访贤，冒雨问苦，披坚执锐，身先士卒等等设计就纷纷出笼，经营得当的话，此政治家的形象就一下子光彩照人起来，由此派生而来的民意就必然化为最后的选票，从而把竞选人送上高位。
“作秀”一词虽然来源于西方，但在国际一体化的大潮流下，谁又能抗拒得了电视镜头的诱惑呢？谁又能忽视“作秀”带来的潜在民意呢？再说，“作秀”总比连“秀”也懒得作好，毕竟“作秀”的目的是讨好民意，这实际上也是老百姓制衡政治家权力的一种形式，要让政治家知道，其权力来自人民授权，而且不是一经授权就一劳永逸，一旦民意变迁，这种授权就会被收回。因此，政治家们必须持续寻求民意的支持，必须持续地“作秀”。尽管“作秀”有表演成分，但多多少少总会张扬民众的权利，总会给民众带来一些好处。即使这种“作秀”纯粹是表演，也不宜一概否定，眼下的“作秀”虽然只是形式，但只要有这种形式在，只要这种形式具有永久合法地位，则迟早有一天，形式和内容会一致起来，所有的制度安排就不再只是形式。对待形式主义的一些东西，也许我们也需要换位思考，从历史发展渐变的角度看，有形式主义总比连形式主义都不要的强，有遮羞布总比没有任何羞耻之心要强。对待民主，对待“作秀”，我们都应该持这种宽和心态。
今天的我们，没有必要替“成者为王败者寇”的王朝史观背书，我们需要从现在的认知，从五千年历史的一脉相承，从人类一家和人类发展的大趋势，来重新审视古人留下的纷繁卷页。王莽废汉自立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第一部 禅让是历史无可奈何的选择
禅让是历史无可奈何的选择
禅让在儒家的字典里代表着上古圣贤政治，在仲尼门徒一相情愿的梦想中，禅让是儒家道统战胜政统的标志。天下惟有德者居之，执掌政权的领袖同时也应该是道德的完人。这就是所谓的圣人治国。按照这个逻辑，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圣人治国的标志性人物，只是在“礼崩乐坏”的春秋以后，这种政道合一的政治模式才被破坏。孔子只是“素王”，虽然自命为圣贤政治的不二传人，数度周游列国，可始终与政权无缘，且屡屡厄于野人，空剩下“道不行，乘桴桴于海”的无奈；而控制政权的王霸却免不了道德权威的缺憾，在他们的视角里，天下惟有力者居之，夺取天下和保全天下，需要的只是富国强兵，至于仁义道德，那是装点殿廷、遮掩霸气的一种文饰，最多也只是包裹尔虞我诈、纵横捭阖的一层糖衣。
这是儒家士子永远的遗憾。自孔子始，历代儒家领袖都在为恢复上古圣贤政治而努力。不过他们不再奢望圣人能执掌政权，他们只是希望执掌政权的领袖能成为圣人，也就是所谓“致君尧舜”。但众多儒家士子永远也不知道，恐怕也永远不想知道，这个上古政治春梦，真的存在过吗？它也许只是孔子夜梦周公醒了后的模糊记忆？如果只是因为这一点美丽的残梦，而用数千年的光阴来反复试验，那代价简直就是不堪回首。可是，历史竟真的是那么残酷。
尧舜禅让的政治谎言
最早对尧舜禅让提出质疑的是魏文帝曹丕，他在接受汉献帝“禅让”后脱口而出了一句话：“舜禹受禅，我今方知”。在政出于曹氏的现实面前，当了多年政治傀儡的汉献帝，再也无法与没有道德包袱的曹丕并立于世了。曹丕以己心度舜禹之腹，一下子就击碎了尧舜禅让的美丽政治神话。
一部有别于正统的异类史书《竹书纪年》也支持这种说法：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直说就是，舜发动政变，囚禁了帝尧和太子丹朱，夺取了帝位。舜一上台就进行政治肃反，迅速铲除忠于帝尧的政治势力。透过《尚书》的正统文字，我们依稀还看到这之中的残酷和恐怖：“尧使舜嗣位，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服。”在演了受禅的一出戏之后，舜就迫不及待地诛杀了忠于帝尧的前朝重臣，用杀猴给鸡看的策略，来警告任何敢质疑其权力合法性的异见人士。也只是在这种屠杀的恐怖之下，天下人才被威服。《尚书》的意思很明显：“四罪而天下服”——如果不采取这种非常而坚决的手段，如果不放弃妇人之仁，也就是说，不对帝尧的“四大护法”下重手，则天下是不能服的。
现在让我们剥下儒家描在舜身上的美丽文饰，看看真实的舜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知道，舜起自田间，躬耕历山。一个乡下的穷孩子，在和平年代又怎么能有那样大的造化呢？从一个普通村民，数十年间竟能先娶帝尧二女，成为朝廷重臣，再为摄政王，最后践天子位。这不能不说是个异数，也不能说舜没有过人之处和独得之秘。
在和平年代，获得政治地位自有它的一定程序，比不得乱世，王侯将相多出于草莽。因此，和平于小百姓是福气，但于政治野心家却不能不说是个限制。但对于真正有手段的政治高手，和平未必就是障碍。我们知道，科举时代通过考试获得进身之阶；在科举之前，选拔官员是征辟。所谓征辟，就是朝廷听说某人有贤名，就下诏调他为政府效力，就是让他出任官员。因此，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要想进入政治轨道，就不能默默无闻，就必须获得良好的社会声誉。可是怎样才能博取名声呢？无非是德行或才能出类拔萃，但以才能显名于世，不如用德行获得名声来得快。因为，才能要到为官用事时才会看出来，可德行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表现，所谓大德只在细行，每一件小事都可以彰显一个人的高尚品德。所以呢，世上有志“兼善天下”、等待朝廷征辟的人，就在德行上猛做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