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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惩治异端思想的手段，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的子孙爱新觉罗·溥仪重蹈了曾静的际遇。文革中，作曲家周巍峙被迫谱写了一首《牛鬼蛇神队歌》：
我是牛鬼蛇神
我是人民的敌人
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
人民应该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
我是牛鬼蛇神
我向人民低头认罪
我有罪，我改造，我改造
不老实交待死路一条，死路一条
溥仪被打成牛鬼蛇神后，在劳动队被迫学唱队歌，由于他始终学不会这首歌，而且声音又低，被罚出列练唱。虽经反复练习，仍是只会唱，“哎哟，我有罪呀！哎哟，我该死呀！哎哟，哎哟”，为此，受尽了屈辱。溥仪遭此精神强暴时，恐怕不会想起200年前，他的老祖宗也曾经强迫一个知识分子在全国各地自打嘴巴，“我有罪，我该死”。这不能不说是个莫大的讽刺和报应。
雍正作恶当时，遗祸深远。对此，《雍正王朝》又何必将“真事隐去”，敷衍出如许一大篇“假语村言”？
第二部 跪到茫茫大地上忏悔自己吧
晋代的王衍活着的时候是一代清谈领袖，饱享大名，风光十足。尽管后来有个不光彩的凄凉下场，在他死后一千多年内还是常被“刀笔手”们念叨。这些臭文人们想他，倒不是崇拜他的谈风玄雅，说来令王先生惭愧，他的永垂不朽，是因为他这个“大秀才”遇到石勒那个“大兵”时，“缩”颈受戮之余，还忙里偷闲，自己吐了自己一脸唾沫。说什么平时只知谈“天”说“地”，今日活该死在石将军的刀下。
可惜石将军没有怜花惜玉之心，否则王先生临死秋波那一转，岂不转得石将军意乱神迷？放下杀心，要做慈悲贤王。不过王先生垂死挣扎出来的媚眼并没有抛空，在他身后一千多年内，儒雅村俗的各式文人都像足球赛争头球一样竞相跳起去接这个飘了千年的媚眼，并像接力赛一样使劲斜着眼睛再抛给后来者。王先生当初的浪子回头的劝世意味也渐渐被拔高提升了，他的“传人”们青出于蓝胜于蓝，与时俱进地对他老人家的思想加以修正加以发展。他们说，王衍导师受时代局限，临终指示还欠点火候，还不够剔透，没有站到天下兴亡的高度来总结是非成败，只是斤斤于个人生死，以致落入小乘。在经过他的继承者们妙笔通神，舌灿莲花，并接合实际之后，“王衍思想”终于得到发展完善，它的中心也逐渐凸现出来，“清谈误国”这一警世通言终于有口皆诵了。
此言一出，果然一通百通，放之古今四海皆准，晋亡于玄学，明衰于东林，清败于清流。在提倡实用主义、反对空谈的今天，此言更受青睐。一切围绕政策去论证、诠释、宣传，离此而言它，轻则斥为不通世故、迂腐酸臭，重则有妨碍现代化之嫌，王衍先生的冤魂成了套在一代代知识分子脖子上的沉重的轭。他们一张嘴就怕言不中矩，一抬腿又恐行已出轨。即使坐在象牙塔里雅好玄虚，畅谈形上也怕引起物议。“清谈误国”！恼羞成怒者不断地树起这面挡箭牌或称遮羞布，只要牌一树，布一扬，失败就是士子们造成的。
时下就有些“王衍思想”的继承者们鼓噪要铲除“清谈”的巢穴，在要实干家的名义下削减大学哲学系的招生，乃至停办一些。社会上也群起响应，哲学系、历史系等纯文化的毕业生的就业也出现了困难。呜呼，老九们在象牙塔里玄思默想，虽然无补于经济建设，却也不致于有什么危害吧？其实，保留一个超脱现实的思想库，虽然一时看来是养了一批“寄生虫”，从长远来看，未必不是替民族保存了思想的火种。薪尽火传，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就在这不断跳动的火种里啊。
可是“王衍思想”的继承者们却背叛了王衍忏悔自己的首义，既不愿放眼未来，更不敢正视自己，他们想到的只是掩饰自己，开脱自己，替自己的失败在别人身上找根由。于是，“清谈误国”这个颇具诡秘色彩的大棒第n次地被请出来了。棒子打在别人身上，真正误国的人这时自我感觉就成了法官，他不但没有了罪责，而且幻为真理的化身，显出一副睿智的先知样，昂然接受众生的磕头和血祭。我担忧有朝一日，朔风暴起，羊圈栅栏随风而走，牢中的待罪之羊死的死，跑的跑，伤的伤；等到酒醉酣眠的羊倌惊心而起，跌跌撞撞地拿着几根苇草去补牢时，恐怕为时就晚了。
大人先生们有自己的逻辑。与其亡羊补牢于后，何不驯羊不亡在先？大人先生们挥舞长鞭从羊羔开始驯养，不许跑，要老实；牢外最险恶，牢内最安全；向隅孤坐者表扬，仰天长啸者惩罚。这样的驯养不能说没有一点成绩，在他们的逻辑之下，生命走向终结，羊倌自掘坟墓，有了众多的殉葬者。
早年有一部美国动画片，叫做《变形金刚》，很得少年儿童喜爱，而且科幻与道德并彰，想来不会越轨，定合大人先生的口味。岂料饱学宿儒们义愤填膺，他们要求电视台停播这部片子。理由是它宣传好勇斗狠，给成长中的少年儿童以不良的影响，并会带来社会隐忧等等。可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这些婆婆妈妈的导师们太夸大这部片子的威力了，少年儿童一看它，就真个会变成八大金刚、五百罗汉？个个都会成为恃强凌弱的坏孩子？这些非议就像更早的时候围攻武侠小说、流行歌曲一样，实在可笑得很。可是“社会的良心”仍然很严肃地指出，谁谁谁看武侠小说抢劫杀人，谁谁谁迷恋言情小说学坏了，还有隔壁小三子或张家的小五子看《变形金刚》后成天打架，以致学习成绩急剧下降等等。
鲁迅当年针对一些假道学围攻《金瓶梅》时曾指出，倘若青年看了它就变坏了，那他原是个废人，也没什么可惜的。我们的大人先生嘴上是最遵从鲁先生的，可就是对鲁先生这类话视而不见。他们依旧自行其道，夸大外在责任，强调客观原因。整个社会都不敢正视自己，大人先生们自己风吹即倒，病入膏肓，却要替别人的偶打喷嚏号脉，胡诌一方曰：“感风受寒，宜处静室，热被窝中睡一宿即可”。开完方后，还故作慈祥地拍拍“病儿”叮嘱：“以后要穿暖点，不要吃凉的。风为百病源，寒从脚下起；秋风似刀剑，春风钻牛皮……”导师们显摆足了臭劲，学生们都成了病童，他们需要护理，需要照顾，需要教导。我不明白，一个社会老是将成员当作弱不禁风的孩童来护理，那这个社会怎能健康成长？人生的风霜炎凉，固然能够伤害一个人，他也能够锻炼一个人；真空中、温室中难以成长栋梁材，一个强健的灵魂和体魄，需要风雨雷电的锻造。
在中国大地上行走的人们，他们缺乏主人翁意识；他们老是把自己当作外人，当作过客，当作小孩。天塌下来由主人和大人顶着，发生什么也不干我的事；麻烦来了时，谁也没有负责的勇气，一个个都噘着嘴，委屈得很，没有人想到该鞭打自己的灵魂。自古即今，忏悔意识与国人无缘，至于卢梭式的忏悔更不必提了。就是偶尔有点自我的批评，也是半就半推，同时还要大吹大擂，宣扬自己的胸襟，以抵消自我批评的委屈，甚而自我感觉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旷世伟人。有谁能像我这样知错能改？有谁能自己纠正自己的错？我不伟大谁伟大？我犯错误时伟大，我现在纠正错误时更伟大；我永远伟大，永远正确！
昔日无道昏君灭国亡身，就有妲已、褒姒出来背黑锅，男人亡国，女人是祸水；宋高宗与秦桧合伙杀了岳飞，可结果泰桧成了首凶，赵构只不过太善良被秦桧骗了而已，他的心地和圣明是不容怀疑的，于是他被原谅了。
《古今小说》里有个玉通禅师号称 “自入禅门无挂碍，五十二年心自在”，俨然古佛出世，不沾红尘。可是一见到上厅行首红莲美眉，我们的老禅师就有点忘形了，洋洋自得的口号也忘记了，佟于将他的“可怜数点菩提水”，“倾入红莲两瓣中”。如此一来，玉通禅师老心固然自在了，可是于禅门就有点挂碍了。这倒也罢了，你自认禅心不坚，尘丝未断，总之是自己立身不牢，完全可以挥慧剑斩烦恼丝，从头开始。可是他对自己只有遗憾和惋惜，却要把自己五十二年功德坏了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他要去寻别人的晦气，他要把仇恨加诸给别人。虽然此人给你挖了个陷阱，可佛家主张无嗔无恼，嗔作万恶作，一恼内性乱。求涅槃者怎能一触即跳、全无止水之性？他的报复相当严厉残酷，“我身德行被你亏，你家门风还我坏”，害得人家的女儿成了娼妓。玉通禅师自坏佛性不算，还为人世造一巨恶。这位火气大的玉通禅师为什么不能反躬自问，他为什么就知道我会往陷阱里跳呢？假如我是柳下惠，投怀送抱不也是枉然吗？玉通禅师立身不坚于前，怨天尢人在后，如此愚顽，焉能成佛？如果犯错误的人不学玉通禅师样，而是反躬自省，那么至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免得一错再错，错上加错，万劫不复。
可是历史老是周而复始，前车之覆并没有成为后车之鉴。中国人历来信仰天道轮回，历史循环，命中注定，人力难违。一个可怕的圆圈套住了中国人的脖子，我们永远只能依神示的路迹行走，前面的跌下深渊，紧跟着的一大串也无奈地跌下去了。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能够活这么长真是个奇迹，当年同他称兄道弟的人早已作古，只有他依然蹒跚着老步。可是当众多的后生小子健步赶上时，老步还能蹒跚得下去吗？过去，我们活下来了，是因为规避了危险，那时我们年轻力壮，我们尽一切力量保全自己，远避敌人；虽然时有伤痕创痛，但脆弱的我们毕竟挺过来了；我们一直声称自己是和平之民，柔弱善良，从不去伤害别人，同时也希望别人不来伤害我们；是的，我们温柔，导致我们弱小，我们善良，屡使我们受辱。总之，我们无有过错，我们奉行天道，与人为善，却遭到不公平的对待，恶人当道，好人受难，我们这样想。
可是我们想没想过，我们果真是天选之民吗？我们果真无错吗？我们难道不能忏悔一下自己？我们是不是太胆小了，太自卑了，脆弱得经受不住自我否定的震荡？我们的心里是不是锁在愁城里太久了？我们的心灵是不是苍老枯萎得快没有生气了？我们是不是需要阳光的照射？我们是不是需要背上十字架跪到茫茫的大地上？我们该想一想了。
第二部 充老子与装孙子的秘传宝典
我们好充人家老子，记得儿时爱看战斗故事片，一群野小子们互相宣称，今晚放映彩色故事片《战斗英雄你爹我》或是《战斗英雄我儿你》，似乎这一宣称，我不但是英雄，而且是你爹；或者我虽不济，我儿子你倒挺争气，替为父的捧了个大英雄的招牌回来。其实这种幼稚里并没有多大恶意，只是少年人的好强，就算不合做人美德，这也并不是自我辈始。
青史明鉴，实在是“古已有之”，而且还是出自大臣之口，史官之笔。学过简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