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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了几次电话你都不在。”他说。
“出什么事了？”你问。
“开关厂的好几组高低压开关柜和一批相关仪器运到无锡时被损坏了，对方打电话过来要求赔偿，二百多万呐，我拿什么赔呀？”
“运货合同订了吗？”
“订了，如遇损坏全部包赔，这是你先前在时订的规矩呀。”
“无锡那边咱们不是有人吗，怎么会出这种事？”你问道，“你赶紧给他们打电话，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先把事情弄明白了再说。”
“电话已经打过了，他们支支吾吾地也没说清楚，看样子是想推卸责任，不想跟咱们干了。刚才来之前我又给他们打了电话，一听是我他们就推说经理不在。”
“那你打算怎么办？”
“这不是来问你了吗，我是没辙了，听说无锡那边很快要派人来，找咱们索赔。”
“你现在还有多少钱？”
“公司账上还有六十来万块钱。”
“你还是去一趟吧，先去亲眼看一下再说。”你停了一下，说道，“这样吧，我和你一块去，明天就走，你回去准备一下，把有关材料也带上。”
你和高成龙赶到无锡后，首先去了车站货场查看被损坏的货物。机器的包装符合要求，木方、木板、苇席和油毡，箱体包装的见棱见角、严整结实。但机器确实被损坏了，光洁平整的开关柜表面被砸了很多坑，有的柜门已经被撬开了，机芯裸露着，显然是遭到了破坏，怕是已经不能再用了。无论谁是收货方，这也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要求赔偿是没有商量余地的。令你感到疑惑的是，这么符合要求的包装，怎么会遭到如此严重的破坏。在当时，整个铁路货运系统中普遍存在的野蛮装卸行为尽管尽人皆知，但这批货物所遭到的损坏，却远不是一般的野蛮装卸行为所能造成的。你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批货物不能排除人为破坏的可能。你将自己的看法对高成龙讲了，他也表示同意。问题是，在守卫森严的货场里闲杂人等不可能进来，而这些设备从火车上卸下来后就没有挪过地方，如果是有人破坏，也一定是在货场里面的人所为。真要是这样的话，事情就变得复杂了。问及现场的有关人员，他们都是支支吾吾，闪烁其词，没有人能够提供真实和有价值的情况。一连几天，你们将相关的单位都找到了，货运站管理方、派出所、装卸队还有值勤保卫人员，差不多全都是一种态度、一个口径。尤其是货运站，将责任推得干干净净，理由只有一个，这批货物由于是发货方负责全程监运，到货站只负责货物运到后的接收和通知收货人取货等事宜，别的一概不负责任。因为现在谁也无法肯定这批货物就是在抵达货运站后才被损坏的。对此，你们无言以对。无奈，你们退而请求货运站帮助调查此事，但他们表示，目前人手太紧，实在无法帮忙。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你和高成龙混在卸货的装卸工们中间。这里和北京一样，装卸工们大都是临时工且来自五湖四海，有的只是为了挣够回家的路费而只干上很短一段时间。对于这种活计，你们俩都不陌生，穿上工作服，戴上披肩，灰头土脸地往人群里一站很难让人分辨出来。
这主意是你出的，工作是高成龙在货运站附近的酒馆里谈成的，代价是付出了50块钱介绍费。三天干下来，你们果真有了收获。你们了解到，这件事情原来整个是一阴谋，货物的确是在无锡这边被损坏的，但策源地在北京，是受隶属于一家国营货运场的运输公司所怂恿，他们的目的在于利用一切手段逐步挤垮位于他们周边所有从事货物运输的单位，进而独霸这一业务，不幸的是你们被他们选中了，而且破坏的是这样一批贵重的货物。
事情变得复杂起来，变得如你预料的那样难办。下夜班后，你叫高成龙约上了装卸队的头儿，拉他一道去外面喝酒。
酒过三巡，待你们亮明身份说出来意之后，那家伙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
“要我证明什么？”他说，“证明我们这些人故意损坏了你们的东西。”
“如果这样最好。”你说，“事情当然不会让你白做，咱们也不必绕弯子，照直说，你想要多少钱？这个事好商量。”你指着高成龙说，“这是我们总经理，他出手一向是很大方的。”
“这事我是不会干的，你们找错人了……当然，这事找到谁也不会替你们干，他们不敢。这事捅出去是要坐牢的，谁会干这样的傻事，更何况这事就是我们这些人干的，我们怎么会蠢到去揭发自己呢。”
“但是我给你钱，”你说，“是一笔你绝对认为值得的数目，你拿上这笔钱照样可以到别处去干。”
沉默的钟楼 66（2）
“我不是跟你讲了吗，这是要坐牢的，不是钱不钱的事，你们怎么就听不懂呢。”他说着，站起身离开了酒桌。“跟你们明说吧，我叔叔就是这里的站长，这件事就是他让我带人做的。”
“坐下说，别急嘛。”高成龙将他重又摁坐在酒桌旁，问道，“兄弟，你帮我出个主意，这事儿该怎么办？”
“没办法。”他说，“北京那边谁惹得起呀，甭说你们，就连我们远隔千里之外的，不是也得听他们的吗？人家跟上边连着呢。要我看，你们还是忍下这口气算了，要不干脆改行干别的得了。你们想，即便是你们按照自己的想法把这件事解决了，你能保证今后不在别的地方再发生这种事吗？看你们哥儿俩也是在江湖上混的，我才对你们说这么多，换了别人我才不管呢。”
你在心里承认他说的是对的，从大环境上来说，从各方面比较，你们根本就没有打败国营货运站的可能。第二天一早，你们便来到订货方所在的厂家，除表示歉意之外还保证对这一损失承担赔偿。
“没有别的办法，为了减少更多的麻烦我们只能这样做。”你对高成龙说，“先把货物运回到北京去，和生产厂家好好谈一谈，请他们检查一下这些货物，帮助咱们减少损失，无锡这边该赔多少就赔多少。装卸队那小子说的不错，这活儿咱们可能再也干不下去了，撤吧。”
“那托运公司就宣布倒闭了？”高成龙问。
“宣布什么？倒闭关门就是了，谁会听你宣布。”你说，“赔付款可不是个小数目，看样子也只能从我这边的建筑公司出了。”
“这事咱们总不能就这样忍了吧？”
“当然不能就这样忍了，”你斩钉截铁地说，“咱们要想尽办法减少损失，实在不行就去法院，总不能找不到一个说理的地方，我就不信他们能一手遮天，把这么大一个蓄意破坏、转嫁栽脏的案件搞得无人管、无人问，所有的损失全都要咱们来承担。再说，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清清楚楚，并不复杂，又不是一个多难查清的事件。”
“事情是很清楚，也不复杂，但我就是担心有些人只当睁眼瞎，就是不去调查。”高成龙说，“迪克，真对不起，你给我留下一个这么红火的公司让我给办砸了……”
“这事也不能全怪你……如果要是怪的话，就是怪你太大意了，就从没有想过咱们会遭人暗算。”你说，“这样，你马上回北京去，调查清楚咱们的对手究竟是谁？总不能连这次输给谁都不知道吧。还有就是准备资料，联系律师，做好打官司的准备。同时，去找一找生产厂家，请求人家帮助咱们减少损失。我继续在这边寻找证据，接触一下当地的政府和法院，看看他们的态度，咱们保持联系。”
高成龙走后，你在无锡寻找证据的工作阻力重重，没有一个人肯站出来替你做证，没有一件证据能证明此案属于蓄意破坏，有人说此事属于行业管理，地方不宜插手，法院说他们不处理经济纠纷，如果说以刑事案件立案的话又缺乏证据。“等以后再说吧。”接待你的一位法院工作人员说，“也许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们这里将来要成立经济庭，到那时你再来看一看，是不是能以经济纠纷立案。”看着那位法院工作人员厌烦的神情，听着他那轻描淡写的话语，你彻底失望了。
两天后，高成龙从北京来电话告诉你，那家国营货运站的站长和其下属的那家运输公司的总经理叫刘震亚——一个你再熟悉不过的名字。你紧跟着又给黄方拨通了电话，问他刘震亚曾给过他的那张名片上是否就是这两个单位，答案是肯定的。挂断电话后，连你自己也不知为何竟然不可思议地笑出了声来。世界真小，你想，世事也真有凑巧，也许十几年前的那场游戏还真的要继续下去了。
你放弃了在无锡的努力回到北京。高成龙告诉你，他在北京也进展得很不顺利。当时的北京就没有几个律师，找到仅有的几个人，听完案情后也避之不及。他们差不多都是从法院退休的人员，干律师不过是为了多挣几个钱，他们喜欢接手的是那种可以原告、被告两头吃又无关痛痒的案件，与国企甚至是政府打官司他们想都没有想过，他们知晓其中的利害，不想沾惹麻烦。高成龙也曾直接找到过法院，得到的回答与你在无锡时差不多，甚至他们还告诉高成龙，这件事情根本就不属于他们处理，应该去找案发当地的有关行政部门。
高成龙还在调查中了解到，那家运输公司尽管挂在货运站名下，实际上就是刘震亚个人的。货运站绝大部分业务都由这家运输公司来做，原货运站拥有的信息、业务、人员、设备等绝大部分资产都已转移到这家公司里，其规模在北京已经是名列前茅了。
你听着高成龙的话，感到似乎正有一个巨大的深渊展现在你的面前！它是如此的古老，如此的深不可测，多看上一会儿就会令人头晕目眩。这个深渊就在你成长和生活着的城市里，这个深渊也曾令你头晕目眩、身临险境，你怎么竟能忘记和忽视了它的存在呢？不可否认，你成长和生活着的这座城市里曾发生过无数美好、激情、诗篇、壮烈，但同时也发生过无数的阴谋与黑暗。这些阴谋和黑暗就产自你面前的这座巨大无比的深渊里，它几乎无所不在。没有墙壁能限制它，尽管这座城市里墙壁很多；没有天花板能盖住它，尽管这座城市里房子更多；当然，更没有一扇大门或是小门能够关闭住它。
沉默的钟楼 66（3）
刘震亚就是由这个深渊养育的自命不凡的、整整一代怪物中的一个。他们从父辈那里继承了权势，却没有继承他们父辈那种值得继承的优秀品质和精神。尽管他们之间也无时不在相互攀比着谁的父母资格老、谁的父母级别高、谁有政治险境、谁正当红得宠，但这一切都没有影响他们一致对外的优越感，他们自打一出生就被优越的光芒环绕着。你又想起了叉子当年对他们的评语：他们是红一类。如今，他们把权力变成了资产，把权力兑换成了金钱，赤裸裸地大肆贪占，还堂而皇之地将自己装扮成先富起来的改革者。他们结党营私，巧取豪夺，是中国当代腐败的根源，是腐败所以长期不能根除的权力基石。他们用彼此之间的关系织就了一张大网，利用这张大网来聚敛钱财，保护私利；他们把本该对社会和国家应尽的责任和义务降到最低，并利用这张大网来逃避惩罚。你能想像出刘震亚针对你的托运公